四川抗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戰的呼聲甚高，中共中央明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國通電請纓抗戰：“和平果已絕望，除全民抗戰外，別無自存之道，要求當局早決大計，甫澄願率川軍供驅遣抗敵！”不久，在南京召開的國防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上，劉湘慷慨激昂，再次聲明：“四川為國家後防要地，今後長期抗戰，四川即應負長期支撐之巨責。四川竭力抗戰，所有人力、物力，無一不可貢獻國家……”劉湘又發表《告川康軍民書》，對全省作出動員：“……中華民族為鞏固自己之生存，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積極抵抗！凡我國人，必須歷盡艱辛，從屍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後之勝利！……四川為國人期望之復興民族根據地與戰時後防重地，山川之險要，人口之眾多，物產之豐富，四川7000萬人民所應負擔之責任，較其他各省尤為重大！……”這年春天，他派張斯可為代表赴廣西，與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簽訂了一個旨在“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紅協定》。此時的劉湘，激於民族義憤和對蔣介石排斥異己的不滿，積極準備抗戰，要讓川中子弟為民族、為國家爭光。

8月，各路川軍將領集議抗戰事宜，決心放棄前嫌，統兵14個師，組成二個集團軍。鄧錫侯率領第二十二集團軍，劉湘率領第二十三集團軍開赴抗日前線。

為抗日，川軍執行了蔣介石“軍隊國家化”的指令，接受了國民政府的整編。而一心想插手四川的蔣介石以幾道軍令，把剛出川的川軍分得個七零八落。從此，川軍的足跡遍布了全國的抗日戰場，幾乎所有的對日大會戰中，都有川軍將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際，他們以國家利益為重，深明大義，忍辱負重，慷慨赴死，以劣勢武器，無數次與裝備精良的日軍進行殊死決戰。根據國民政府統計，川軍在抗戰時期的傷亡人數約為全國抗日軍隊傷亡總數的1/5，居全國之冠！

川軍前腳出川抗日，國民政府後腳遷都到了重慶。到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近8年時間，四川一直承載著各種超負荷的負擔。四川人民卻始終毫無怨言，一邊節衣縮食、勒緊褲帶支援政府抗戰，一邊含淚把近300萬子弟再送前線……

由於武器裝備和兵員素質的落後，中國軍隊一直傷亡慘重。經過幾次大會戰，中國軍隊兵額的需求量越來越多，而淪陷區越來越大，可以徵兵的地域越來越小，甚至有的地方兵源幾近枯竭。大後方，尤其是四川，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兵源基地，徵兵任務一直十分沉重。在四川大規模的徵兵活動中，雖然一些地區出現了“抓壯丁”的現象，但那並不代表主流。

抗戰爆發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輸送的青壯軍人，人數令人震撼：一共有300萬川軍出川抗戰，佔全國同期實征1405萬餘人的四分之—還強！

川軍出川時，各界普遍認為這是當時中國“最糟的軍隊”，裝備不足，缺乏彈藥、給養和醫療設備，冬天在山西打仗時，士兵腳上穿的還是草鞋。然而，就是這樣一支部隊，卻在抗戰中進行了無數次最艱苦、最慘烈的犧牲，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事業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北川縣農民王者成，贈給兒子王建堂的竟是一面“死”字旗：白布旗正中寫了個大大的“死”字，旗上寫道：“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抗戰初期，川軍將士即紛紛請纓參戰，據說當時的川軍將領楊森曾經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過去打內戰，對不起國家民族，是極其恥辱的。今天的抗日戰爭是保土衛國，流血犧牲，這是我們軍人應盡的天職，我們川軍決不能辜負父老鄉親的期望，要灑盡熱血，為國爭光。”，這段話可謂代表了廣大川軍將士的心聲。

就這在內戰中惡名在外的20軍楊森部，是抗戰中第一支出川抗戰的川軍，從淞滬會戰開始，無役不從，是三次長沙會戰的骨幹兵團，曾在第三次長沙會戰珠影山戰鬥中全殲日軍獨立混成第九旅團山崎大隊。川軍二十六師，參加淞滬會戰，是戰績最好的五個師之一，全師四千餘官兵，到撤離戰場時僅存六百多人，傷亡80%以上。

台兒庄戰役中，第二十二集團軍122師師長王銘章奉命苦守滕縣。日軍主力磯谷師團以重炮飛機猛攻。彈盡糧絕，王銘章在縣城中心指揮殘部頑強抵抗，腹部中彈踉蹌倒地。部下扶他，王銘章叫道：“不要管我，老子死在這裡痛快！”日軍怪叫衝來要抓“大俘虜”。周身血糊糊的王銘章，掙扎著高呼“殺敵，抗戰到底啊！”他用槍口對準自己腦門，“砰”一聲槍響……受重傷的300多川軍官兵，不願被俘受辱，他們大叫：“小日本必亡！”這些戰衣破裂、傷痕纍纍的中國軍人，以手榴彈爆炸，消失在煙霧中……指揮“徐州會戰”的李宗仁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若無滕縣之固守，焉有台兒庄之大捷！”“滕縣一戰，川軍以寡敵眾，不惜重大犧牲，阻敵南下，完成了戰鬥任務，寫出了川軍抗戰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八年抗戰，川軍之功，殊不可沒！”毛澤東揮毫寫輓聯哀悼王銘章：“奮戰守孤城，視死如歸，是革命軍人本色；決心殲強敵，以身殉國，為中華民族爭光！”

1937年10月後，淞滬戰役廣德戰場，23集團軍145師中將師長饒國華的部隊，戰鬥尤為慘烈。饒國華離川時對家裡人說：“我此去，為國而戰，義無反顧，我萬死不辭！”

日軍發起總攻，傾瀉成千上萬噸的炮彈、炸彈。饒部苦戰三晝夜、傷亡極慘重。饒國華說：“前人史可法曾說過‘以城為殉’，我誓與廣德共存亡！”陣地失守，師長饒國華毅然率剩餘僅一營部隊沖入敵陣，以圖恢復陣地，終因寡不敵從，身陷重圍，彈盡援絕，11月30日晚，饒國華舉槍自戕殉國、慷慨成仁，年僅44歲。一四四師師長郭勛祺也在戰鬥中負重傷。

饒國華忠烈殉國后，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為陸軍上將。毛澤東在1938年3月發表講話：“從郝夢麟、佟麟閣、趙登禹、饒國華……諸將領到每一個戰士，無不給了全中國人以崇高偉大的模範！”1983年9月，四川省政府追認饒國華將軍為革命烈士。

1937年11月6日，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鄧錫侯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與日軍遭遇，並被包圍。在晚上突圍時，鄧墜馬摔傷，遇救脫險。此後，鄧將這一天定為自己的抗日遇險紀念日，教育部屬，勉勵自己，永遠不要忘記報仇雪恨。7日，太原棄守，戰局惡化，第二十二集團軍經交城、孝義轉移至洪洞縣城，一面在安澤、沁源、長治一線構築陣地拒敵前進；一面整訓部隊，待命反攻。

1938年1月20日，帶病的劉湘，於1938年1月20日在漢口去世。漢口“萬國醫院”。中將參贊黃罔走進病房，湊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耳邊彙報：“甫公，川軍按你命令反攻，不怕犧牲、前赴後繼，收復蕪湖指日可待了！”劉湘睜眼喃喃說：“打、打得好……”但馬上昏過去了。1月20日劉湘與世長辭，年僅48歲。清理遺物時，發現劉湘曾在一張紙條上寫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劉湘還留有遺囑：“余此次奉命出川抗日，志在躬赴前敵，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以盡軍人之天職。不意宿病複發，未竟所願……”“抗戰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對於這段歷史，李宗仁將軍曾說：“八年抗戰，川軍之功，殊不可沒。”

毛澤東發來唁電：“國家失一棟樑，川軍失一主帥”，對劉湘作了高度評價。

川軍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1944年5月在戰場上悲壯殉國。駐守河南，在豫中會戰中，奉命擔任掩護，在轉移途中，司令部直屬隊不幸與日軍穿插分隊遭遇，總司令李家鈺當場中彈身亡，成為抗戰中殉國的川軍最高級別將領。1984年4月25日，將軍夫人王明德率三子李克林，受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革命烈士證書。成都政府撥款重新修整李家鈺上將陵寢……

出川抗戰的350多萬川軍，有64萬多人傷亡（陣亡263991人，負傷356267人，失蹤26025人）。川軍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首。

在抗日正面戰場上，日軍高級將領酒井直次中將被川軍炸傷斃命的重要史實，長期少為人知……

2010年清明節，成都人民公園“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前。幾位八旬以上的老川軍戰士神情莊嚴地敬獻花圈、長時間地低頭默哀……

當年，中國抗日軍隊中每五六個人中就有一個四川人，故有“無川不成軍”之說。出川抗戰的350多萬川軍，有64萬多人傷亡（陣亡263991人，負傷356267人，失蹤26025人）；川軍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首，佔全國抗日軍隊總數的五分之一。

1937年7月後，在成都蜀華中學高中畢業的黃士偉熱血沸騰，考入川軍第21軍。1938年9月10日，武漢大會戰。黃士偉及獨立工兵18營，潛入梅埂地區敷設地雷，掃蕩日軍死傷不少……但工兵排張排長及士兵50餘人，先後英勇陣亡，無一人生還！黃士偉和另一個見習參謀張代福子彈打盡跳入湖中，在蘆葦叢中潛伏三晝夜，靠野菱充饑。黃士偉背著重傷的張代福，在江邊找到一個漁民。一葉扁舟，冒著敵艇探照燈光和時時射來的槍彈，終於回到川軍據點。梁澤民旅長獎賞漁民10元錢。漁民說：“你們川軍千里之外來到皖南打鬼子，成千上萬的官兵都犧牲了……我不是為了錢來的！”

1942年5月28日凌晨，他們在蘭溪巧設地雷陣。酒井直次中將率第15師團經此，酒井被炸死……日軍戰史後來稱：“現任師團長陣亡，自陸軍創建以來還是首次！”

抗戰八年，川軍擔任的前線戰場約佔全國五分之一，川軍犧牲更多的是“無名英雄”，即普通戰士。川軍第43軍26師老戰士何聘儒回憶淞滬會戰時：“一個連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輕機槍和五六十支步槍。有少數步槍機柄用麻繩系著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見……”

26師官兵頑強鏖戰七晝夜，是參加淞滬抗戰的70多個師中成績最好的五個師之一。26師付出的代價極慘重：全師4個團長，兩個陣亡。14個營長，傷亡13個，連、排長傷亡250餘名。每連留存士兵僅三五人，最多不過八九人……全師4000多人，這場仗打后僅剩下600多人！

川軍為抗日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抗戰中傷亡的326萬國民革命軍將士中有64萬為川軍將士，其中1939年到1945年間，全軍陣亡的85萬人中有26萬川軍。川軍被俘人數是國民革命軍地方軍閥中最少的之一，整個抗戰中共2.4萬餘人被俘（註：統計不準確，抗戰中從四川招募的士兵很多補充到了中央軍等國民革命軍主力軍隊中，而非川軍），不到總人數的3%（總人數是指川軍編製的數量，不含補充到中央軍里的川軍士兵數量，而中央軍在安徽一役中便被俘4萬餘人）而陣亡比例高達1/3，在淞滬會戰中，川軍將士幾乎全部戰死沙場，僅2000餘人撤退到湖北，后在棗宜會戰中，川軍再次成為主力，殲敵4萬日軍後有20餘萬川軍士兵傷亡。在出川的6名中將中，便有4名壯烈殉國，第一批出川的400多位團級軍官基本全部在前線犧牲。

川軍（包括西康省）在抗戰中為全國提供最多人力的省份，在1938年-1945年，國民革命軍中尚有戰鬥力的部隊30%均為川軍，實際戰鬥人員甚至超過了中央軍。而提供純勞力的壯丁佔了全國壯丁1/5以上，其陣亡將士亦居全國之冠。

川軍打內戰的惡名舉國聞名，其人員素質、裝備等，卻堪稱中國最差勁的雜牌！但川軍將士們還來不及在天府之國的土地上盡情享受，抗戰就爆發了。此前的川軍也曾參與對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的作戰，除了慘敗、大敗，沒有更值得外傳的戰績。但就是這樣一支如此不堪的隊伍，卻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用自己對民族的忠誠、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現了中國人的錚錚鐵骨，實現了作為軍人的價值！

抗戰中的川軍嚴格來說並不能算是中國軍隊的正規部隊，而是一支地方軍閥武裝。無論是部隊的裝備和軍事素質、部隊待遇，都無法與國民黨中央軍相提並論。但抗日戰爭中，這支部隊用自己大無畏的犧牲換來了“川軍能戰”、“無川不成軍”的名聲。在數十年的內戰中，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許沒少干過壞事、甚至傷天害理的事，他們中絕大多數人也沒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講不出什麼大道理。他們很難有現在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樣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間關係的感悟，身逢亂世，他們也許感受最少的，就是“國家”這個概念，感受最多的應該是大大小小的“大帥”。從成軍之時起，這樣的部隊事實上就只是某人的私人衛隊。從個人而言，他們也許從來就沒有感受過“國家”對他們做過什麼，但他們知道，“打內戰”是一個軍人最大的恥辱！他們也許曾橫行鄉里、也許曾魚肉百姓，但只有在投身於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投身於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捍衛民族獨立的鬥爭中時，他們才真正體會到了一個軍人的使命和榮譽！只有在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中，他們體內火一樣的激情才被喚醒，並且象火山一樣地迸發出來，令他們可以無視敵我實力的懸殊而奮勇前行----為了身後四萬萬同胞，寧可戰至最後一人而決不後退！

很多四川民眾送子上戰場的故事催人淚下：

安縣曲山鎮青年王建堂與朋友分頭串聯了100個青年，向縣政府請命殺敵。就在他們開拔前，縣政府收到了王建堂的父親王者成寄來的一面出征旗。當眾人展開這面出征旗時，全都大吃一驚——與祝願親人平安遠征相反，這面由一塊寬大的白布製成的大旗，居中寫著一個大大的“死”字！出征旗的右上方寫著：“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份上盡忠！”左上方寫著：“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四川兵在各戰場都很受歡迎，他們吃苦耐勞，英勇善戰，往往還沒等到分配，就被各部隊聞訊搶走。 1944年，為解兵源短缺之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為號召，動員青年從軍。這一年，四川多所大學校園內，宣傳從軍的標語隨處可見，巡迴演講往來不斷，操場上的“從軍報名處”人頭攢動，激昂的歌曲一刻不停，似乎沒有一個人能安穩地坐下來去讀“聖賢書”。學生紛紛報名，已訂婚的推遲了婚期，免服兵役的獨子堅決從軍……就連一些高官子弟也踴躍報名，其中有時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張群的公子張繼正等。

根據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公布的數字：四川一省徵兵，無論配額與實征數額，均約佔全國總額的1/5，居全國第一；全國約有15萬知識青年登記從軍，四川一省有4萬人以上，居全國第一。全國抗日軍隊中每不到10個人中有一個是四川人，因此，中國軍隊有了一句俗語，叫“無川不成軍”。

四川是抗戰的大基地，四川是抗戰的大熔爐，四川人民在全國抗戰8年時間裡，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前方將士浴血沙場，缺衣少糧，作戰艱苦，牽動著後方愛國軍民的心。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以“中國國民節約獻金救國運動總會會長”身份，從重慶出發，走遍全川20多個縣市，進行為期一年的巡迴演講，掀起了四川民眾愛國募捐的高潮。

在江津縣白沙獻金會上，1萬多名男女學生齊跪在地，哭著哀求在場的名流士紳：“請你們救救我們的國家，救救我們苦難的民族吧！……”眾人淚流滿面，有的當場慷慨解囊，有的當場褪下了金錶、金戒指、金手鐲…… 在瀘縣獻金會上，一群乞丐捐出了用破碗盛著的活命錢；一群斷手殘腳的傷兵相互攙扶著，捐出了他們靠編藤椅、制雨傘義賣得來的1萬多元錢……馮玉祥，這位剛毅耿直的老將軍，雙手接過這些錢，感動得熱淚滾滾，四周的人也哭作一團……

自川軍出川抗戰以來，四川各界組織的各類募捐活動從未間斷。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不完全統計，僅四川民眾前兩次獻金總額就達6至7億元。這筆巨款，都是四川人民的血汗錢，多用來購買了戰場急需的飛機、大炮、槍支等武器，狠狠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

隨著黃河、長江、珠江等流域產糧區的相繼淪陷，四川省承載了國民政府主要的糧食負擔。為此，省政府各部門印發了各種宣傳小冊子、傳單、標語和文告等，四處宣講繳糧是愛國行動，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廣大農民積極響應：山道上，田壟間，時常可以看到肩挑背扛、絡繹不絕的送糧農民。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有些地區的農民餓著肚子，甚至餓得奄奄一息，靠吃“觀音土”充饑，也要想盡辦法，不拖欠半粒“公糧”。從1941年到抗戰勝利的4年間，四川共徵收稻穀總量約佔全國總量的1/3。

全省人民還擔負起了“大後方”的建設重任。四川是日軍戰略轟炸的首要省份，但大轟炸並沒有摧垮四川人民的意志，反而增加了他們的反抗精神和凝聚力。雖然轟炸頻仍，但工廠不停工，工人們加班加點為前線趕製被服和武器彈藥。藏匿山中的工廠更是夜以繼日地不停運轉，每到夜晚，廠房車間燈火通明，機器轟隆，這一景象構成了“中國工業史上的壯麗詩篇”。

為打通抗戰交通線，四川200多萬民工擔起了川陝、成渝等公路的修建和空軍基地的趕修任務。他們吃糠咽菜，衣衫襤褸，風雨無阻，硬是憑著一雙雙長滿老繭的手和簡單原始的工具，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交通史上的奇迹。

【楊森】（1884年2月20日－1977年5月15日），字子惠，原名淑澤，又名伯堅，四川廣安縣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和水晶猴子鄧錫侯、巴壁虎劉湘、多寶道人劉文輝，王靈官王陵基並稱川軍五行、一生追求洋氣和新潮，他還是民間秘密組織袍哥會的一名舵主。

川軍將領楊森，在內戰中惡名在外的20軍楊森部，是抗戰中第一支出川抗戰的川軍，從淞滬會戰開始，無役不從，是三次長沙會戰的骨幹兵團，曾在第三次長沙會戰珠影山戰鬥中全殲日軍第九混成旅加藤大隊。是川軍二十六師，參加淞滬會戰，是戰績最好的五個師之一，全師四千餘官兵，到撤離戰場時僅存六百多人，傷亡85%以上。楊森曾經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過去打內戰，對不起國家民族，是極其恥辱的。今天的抗日戰爭是保土衛國，流血犧牲，這是我們軍人應盡的天職，我們川軍決不能辜負父老鄉親的期望，要灑盡熱血，為國爭光。”，這段話可謂代表了廣大川軍將士的心聲。這位楊森雖然也是一名軍閥，但很有民族氣節，當年駐防川東門戶萬縣，就曾率部與英國海軍血戰（事件緣起於英國兵艦在川江上肆意橫行，撞毀我漁船、殘殺我平民，詳情請查閱萬縣“九五慘案”有關史料----與“五卅運動”同時期），楊森可謂川軍中的代表人物。當時蔣介石需要兵源、另一說稱其也有“借刀殺人”之意，遂同意調川軍出川抗日。

【劉湘】（1888——1938）中華民國時期四川軍閥。又名元勛，字甫澄，法號玉憲，漢族，四川大邑人，一級陸軍上將。生於1888年7月1日。老家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祖父劉公敬，系前清武舉。父親劉文剛，字鑒堂，家有水田四十餘畝，另還與兩戶親戚合營水碾一座。母親樂氏，生有三子，劉湘居長。妻子劉周書是大邑縣蘇場的一個農村女子，生了三子（其中兩個夭折）一女。他是當時四川近代一世梟雄，在戰事中勇猛，外號“巴壁虎”，又名“劉莽子”，他與蔣介石虛與委蛇，生前始終保持四川的半獨立狀態，軍事才能與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極為迷信。

當時劉湘正在患病，眾多士紳、謀士、川中父老都苦勸他不要率軍出征，但劉湘執意抱病親率首批十萬川軍出川抗日，說是要以血戰一贖川軍二十年內戰的罪過、洗刷川軍“打內戰”的惡名。1937年8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令川軍各部組成第二路預備軍，以劉湘為總司令、鄧錫侯為副總司令，下轄兩個縱隊。

從9月7日起，川軍分別從川北和川東開赴抗日前線。同年10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任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負責督師抗戰。蔣介石將川軍編成第二十二、二十三兩個集團軍，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鄧錫候，副司令孫震，轄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軍（由李家鈺新6師擴編而來），第二十三集團軍由劉湘自任總司令，唐式遵副之，轄二十一、二十三軍。蔣介石先將從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團軍調往山西，划入閻錫山二戰區。當由川江出川的二十三集團軍到達漢口時，蔣介石又將其劃歸程潛第一戰區，拱衛南京外圍。等到劉湘到達南京時，他第七戰區防區何在，任務是什麼都還不知道，手下的川軍就全沒了，劉湘完全失去了對川軍的控制，不久就病死了。

【鄧錫侯】（1889年－1964年），號晉康，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1889年6月22日出生於四川營山縣回龍鄉。1937年率領第二十二集團軍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國民政府將出川抗日的四川陸軍十四個師編為第二路預備軍，鄧錫侯任第一縱隊司令（后稱二十二集團軍）。9月，出川抗戰的各軍分別向成都、重慶兩地集中，準備一路北出劍門，一路東出夔門，馳赴山東，山西抗日前線。9月5日，在成都市舉行了有萬人參加的"四川省各界民眾歡送出川抗敵將士大會"。鄧錫侯在會上發表了激昂慷慨的講演，他說："我們四川人是具有愛國傳統精神的。黃花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護國之役也有四川人。當前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我們身為軍人受四川人民二十餘年的供養，當然要拚命爭取歷史的光榮，籍以酬報四川人民......""我們只有長期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川軍出川以後，如戰而勝，當然很光榮地歸來，戰如不勝，決心裹屍以還！"

【王銘章】(1893～1938)抗日烈士。字之鐘。成都市新都人。歷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第4師師長，川軍第41軍第122師師長，第41軍代理軍長等職。1937年出川抗戰。1938年初率部參加徐州會戰，3月14日，在滕縣保衛戰中殉國。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兒庄戰役打響，滕縣一役，川軍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奉命駐防滕縣與日軍展開慘烈血戰。日軍主力板垣師團猛攻滕縣不下，以重炮飛機猛轟，炸毀城牆。王銘章率部退到街上準備與日軍巷戰，在中心街口不幸被佔領城牆的日軍機槍掃射。王銘章身中數十彈，壯烈殉國。其餘川軍將士在師長陣亡后，退入房屋，與日軍展開逐屋爭奪。城內傷兵不願做俘虜，以手榴彈與衝進來的敵人同歸於盡。全師五千餘人，戰至最後一人而不後退，共擊斃日軍四千餘人，同時為孫連仲部趕到台兒庄設防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奠定台兒庄一戰的勝利基礎。在滕縣以北的界河、龍山帶布防之川軍一三一師陳離部，也傷亡四五千人。李宗仁曾揮淚而言：“川軍以寡敵眾，不惜重大犧牲，阻敵南下，完成戰鬥任務，寫成川軍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饒國華】（1894年12月7日－1937年11月30日），名厥卿，字弼臣，四川資陽縣東鄉（今雁江區寶台鎮）張家壩人，川軍第145師師長。抗戰中在廣德、泗安和敵軍作戰，因屬下臨陣脫逃而丟失陣地，他深感指揮不靈，憤而自殺，陸軍中將追晉二級上將。

1937年10月後，淞滬戰役廣德戰場，23集團軍145師中將師長饒國華的部隊，戰鬥尤為慘烈。饒國華離川時對家裡人說：“我此去，為國而戰，義無反顧，我萬死不辭！”

日軍發起總攻，傾瀉成千上萬噸的炮彈、炸彈。饒部苦戰三晝夜、傷亡極慘重。饒國華說：“前人史可法曾說過‘以城為殉’，我誓與廣德共存亡！”陣地失守，師長饒國華毅然率剩餘僅一營部隊沖入敵陣，以圖恢復陣地，終因寡不敵從，身陷重圍，彈盡援絕，11月30日晚，饒國華舉槍自戕殉國、慷慨成仁，年僅44歲。一四四師師長郭勛祺也在戰鬥中負重傷。

李家鈺

【李家鈺】（1892—1944年5月21日）字其相，綽號李矮子，四川省蒲江縣大興鄉人，四川軍閥中最小一個派系----軍官系的首領，抗戰爆發后率兩個師隨第二十二集團軍出川，轉戰山西，河南。1944年在擔任第36集團軍司令的時候，在豫中會戰失敗后的撤退途中，遭到日本便衣隊的襲擊，壯烈殉國，這是八年抗戰中繼張自忠在第一線督戰，死戰不退戰死後第二個戰死的集團軍司令官。追贈上將。

川軍李家鈺部第四十七軍，長期在晉東南作戰，后編為三十六集團軍，駐守河南，在豫鄂湘桂戰役中，由於國民黨上層指揮不力，豫西各部在混亂中轉移，三十六集團軍因是雜牌，奉命擔任掩護。1944年5月，在河南陝縣秦家坡，在轉移途中的司令部直屬隊不幸與日軍穿插分隊遭遇，總司令李家鈺當場中彈身亡，成為抗戰中殉國的川軍最高級別將領。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舉行國葬。1984年5月，民政部追認為“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的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