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

高文彬生前系是全世界唯一一位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親歷者。回憶起70年前這場“文明的審判”，高文彬記憶猶新，“東京審判從組團到開庭時間非常匆促，收集證據極其艱難；十一個同盟國法官意見有很大分歧，如何團結多數、爭取中間，非常艱難。大家夜以繼日，未敢懈怠。”

由美、中、英等十一國代表聯合國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1946年5月3日開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審判，因其審判地點設在東京原陸軍省大樓，故通常簡稱為東京審判。東京審判是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審判。

1945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

1946年，應聘前往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參加審判日本甲級戰犯工作，先後擔任國際檢察處翻譯官和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秘書。東京大審判結束之後，法庭上結識的美國朋友邀請他赴美深造。他考慮到自己一大家子人都在上海，作為長子，肩負著養家的重任，所以婉謝了對方的好意。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留在東吳大學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任教。

高文彬被分到上海軍管委外事處工作。受歷史等牽連，高文彬之後經受了29年的黑暗歲月，憑著不屈的精神、頑強的毅力和堅韌的信念，他在監獄和農場期間，一直堅持閱讀學習，每天堅持記錄英文筆記。

1979年，已58歲的高文彬成為上海海運學院（現為上海海事大學）國際航運系教授，主講國際法、國際私法、海洋法等。

1984年，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將他參與東京大審判那段歷史寫入檔案，把他的大幅照片懸掛於紀念館。

1990年，高文彬教授應邀赴美國緬因州州立大學法學院和加州大學海斯汀法學院講學一年半。從美國回來不久，高文彬與其他一些畢業於東吳法學院的老人一同參與了《英美法大詞典》的編纂工作。高文彬教授認為中國施行大陸法，而英美等國施行英美法。

赴美國加州海斯汀大學法學院講學，被該院推薦為“馬文·安特生基金會”第一任外國專家講師。二十世紀末，高文彬參與《英美法大詞典》編審，這是一項精細、繁重卻無報酬的工作，他毫不懈怠、一絲不苟地對每一條目進行審定。因請他審閱的初稿都是手寫稿，看起來頗費勁，高老邊勘誤邊對照，有出錯的地方，用細細的筆寫上工整的字修正，認真抄寫后貼到樣稿上。六本比磚頭還厚的大詞典，查閱對照讓高老耗力不少。為趕上約定的日子交稿，讓《英美法大詞典》早日問世，廢寢忘食工作的高老累倒了。隨著中國加入WTO，英美法系的工具書顯得越來越重要。這部名揚海內外的大書，投入了高文彬教授晚年的全部心血。

1991年，高文彬應邀赴美國加州大學海斯汀法學院（該法學院在全美排名第十）講學，被該院推薦為“馬文·安特生基金會”第一任外國專家講師。

1992年之後，高老在家休養，並指導上海海運學院的十幾名海商法研究生；

1997年，高老不顧年邁，參與《元照英美法詞典》編纂工作，該書於2005年最終完稿並出版時，先生已經85歲。參與翻譯《國際公法譯叢》(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1年)、《國際私法譯叢》(上海社科院出版讓1982年)、《國際法與技術轉讓》(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7年)。參與編寫《大眾法學》(北京知識出版社1985年)、《法律百科知識手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論文有《海洋在國際法中的地位》等。

1998年的那次中風，讓高文彬先生的精力和記憶大不如前。可越是步入晚年，高老就越覺得對東京審判那段歷史的珍惜。他對自己的每份資料都悉心收集，仔細歸檔整理。與時間賽跑，與逐漸衰退的記憶賽跑。

東京審判的歷史在中國的研究相當缺乏，國內現存的相關史料也極為零星。高文彬曾經有過寫回憶錄的打算，但中風后醫生關照他不能再多用腦，否則容易複發。“虹口區檔案館準備根據我的口述和我保存的資料，為我寫一本回憶錄。”高文彬說，當年參加東京審判時，自己曾嘔心瀝血，將每天的庭審記錄整理存檔，庭審資料整整裝了兩大箱。由於回國時飛機裝不下，高文彬和向哲浚特意從橫濱坐船將箱子運回，並將一式兩份的資料分別送交到南京司法行政部和東吳大學法學院，可惜今日已不知下落。

所幸的是，在上海市歐美同學會的資助下，向哲浚的兒子向隆萬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檔案館以及向哲浚的母校耶魯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搜集到了一批關於東京審判的珍貴史料，並成立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虹口區檔案館也編輯出版了彙集當年各大媒體報道的《東京審判》一書。

1945年，夏天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后，高文彬先後擔任國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書記官和上海老閘區區公所戶政股長。就在這時，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聘英語翻譯。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知名律師劉世芳把高文彬推薦給了向哲浚。因東京審判的需要，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募英語翻譯，高文彬經東吳大學教授劉世芳的推薦參加了測試，並被錄取，自此與東京審判結緣。

1946年5月3日，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同盟國，在日本東京開設由美、中、英、蘇等11國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集團。這場歷時924天的審判，因其案情龐大、複雜及證人、證據之多，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一場審判。

1946年4月的一天，高文彬和另外兩名東吳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一起到華懋飯店接受考試。一個禮拜后，高文彬接到書面通知，他被錄取了。在接受了上海美軍司令部的體檢之後，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等一行5人被美國軍用汽車送到上海江灣機場，乘坐渦輪式美國軍用運輸機飛往日本東京。飛機降落在東京羽田機場。他們被安排住在東京火車站附近的旅館，距日本皇宮僅一街之遙。

高文彬遠赴異國，隨身攜帶幾大箱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中文資料，作為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時的證據。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的翻譯工作和整理文檔，高文彬通宵達旦完成了任務。

高文彬看到，戰後東京一片蕭條，被美軍飛機炸得到處是斷垣殘壁，景況十分凄涼。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一些日本兵回到本土后無事可做，在路邊擺地攤維持生計。很多日本婦女被迫淪為妓女，有的大白天在街上拉客。

然而，由於聽信軍方的宣傳，在普通日本人心目中，皇軍是日本天皇的軍隊，有禮貌又勇敢，絕不會幹出滅絕人性的事。於是，東京百姓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特別關注。日本外務省每天發給每名被告家屬兩張旁聽券，其餘的旁聽券每天早上按排隊順序發放，發完為止。許多人為了能夠旁聽審判，頭一天下午或晚上就開始排隊。一段時間，甚至出現了黑市倒旁聽券現象。特別是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受審和法庭審理“南京大屠殺”的那幾天，法庭旁聽券的黑市價竟然賣到800日元一張，而當時一個普通日本人的月薪只有500日元左右。東京法庭自1946年5月3日開庭審理，到1948年11月12日宣讀判決書，歷時兩年零六個月，被稱為“馬拉松”式的審判。“原以為東京審判只需幾個月，最多半年。沒想到一去就是兩年多。”高文彬說，法庭採用英美訴訟法規則，是審判時間拖得長的原因之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採用英美法系而非大陸法系。大陸法採取究問制，以法官為中心；英美法系採取對質制，以證據為中心。在施行英美法系的法庭中，證據被凸顯到無比重要的位置。犯人在最後定罪之前先假定他無罪，控辯雙方就證據進行辯論。東京法庭審理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檢察官綜合陳述和提證；第二階段是被告律師綜合辯護和提證；第三階段是各被告為自己辯護和提證。此後是法官評議和判決。東京國際法庭檢察方與辯護方提供的證據多達4336件，證人1194人。法庭審理時間長就不難理解了。翻譯耗時也拖延了審判。起訴、辯論、宣判均需以英、日兩種語言進行。還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溥儀出庭作證時，需中、英、日三種文字。陳述兩天，翻譯用了六天。

高文彬回憶說，法庭除允許被告自己聘請一名日本律師外，還給每個被告派一到兩名美國律師幫助辯護。美國律師每月由盟軍支付四五百美元薪水，生活非常優越。當時每頓飯花0.4美元。

時任檢察官秘書的高文彬親眼看到這些戰犯一個個前來法庭受審，心裡不由騰起一股伸張正義的暢快。坐在被告席上的戰犯們，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風，一個個表情獃滯。高文彬注意到，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黑黑的、瘦瘦的，表情非常緊張；日本前首相，大戰犯東條英機低眉垂目，故作鎮定；土肥原賢二受審時，左臉的肌肉在不停地抽搐。

高文彬開始被聘為翻譯時月薪250美元，幾個月後由於工作出色，高文彬在結束翻譯工作后，被向哲浚檢察官留下當秘書。月薪漲到月薪漲到300美元，當時相當於6兩黃金，生活很富裕。

當時，他每天的工作是整理審判記錄。“當年的審判記錄內容非常豐富，除了法官、犯人、陪審團的說話被一一記錄外，連會場內的咳嗽聲也被如實記錄下來。”高文彬說，雖然沒能在法庭上親眼目睹對戰犯們的審判，但每天仔細閱讀庭審記錄給了他最身臨其境的感受。除了整理庭審記錄，高文彬還負責整理每天送至辦公室的各類通知。而向哲浚檢察官一天工作下來，也會跟他說說法庭上發生的事情，兩人的忘年情因此結下。

1948年9月，高文彬回國，而向哲浚檢察官等3人也在回國後分別從事與法律有關的工作。“我們4人幾乎每兩個星期就聚會一次，因為有東京的那段經歷，所以大家都特別珍惜彼此的情誼。”高文彬說。

現在，每當回想起60年前的那一段，高文彬總是說：“希望中華民族永遠不要忘記當年慘痛歷史，前車之鑒，後事之師。”

最令中國官員頭疼的，是對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的舉證。高文彬說，此二人在東北幹了很多壞事，盡人皆知，但證據的搜集卻相當困難。“當時吃不下，睡不香。不把此二人繩之以法，我們如何見江東父老？”後來，中國檢察組找到了日本關東軍的一份印有土肥原賢二印章的特務機關的報告，名為《奉天》，裡面講到當時中國華南地區老百姓聽到土肥原、板垣名字就會談虎色變，說明日本戰犯在中國的兇殘程度。“這一證據給了他們致命一擊。”高文彬興奮地說。中方代表在審判環節中，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一個接著一個。經過艱苦卓絕的起訴、舉證、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最後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將日本戰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認的1937年的“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提至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他們再三堅持，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證；他們甚至說服了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

據高文彬回憶，當時中國代表團僅派出了17人，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人。當時前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而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竟多達112人。與此同時，此次審判涉及的55項罪行中，有44項與中國相關，中國是此次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當時軍事法庭採取英美法訴訟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國提出的一紙戰犯名單，而是要看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是不是有力，能否駁倒對方，並被法官團採納。

“日本當時竟狡辯稱，中國和日本之間沒有戰爭，因為日本從來沒有向中國宣戰。”高文彬說，他至今還記得向哲浚檢察官，當年站在法庭上大義凜然、淡定從容地辯駁反擊對方謬論的情景。

對於這段歷史，在向哲浚的兒子向隆萬遠赴美國錄製的一段錄像資料中有記載。資料顯示：1946年5月14日，向哲浚檢察官在法庭上如此辯論反駁，“我請求法庭花一點時間，關注若干證據……辯方律師說，中國和日本之間沒有戰爭，因為日本從來沒有向中國宣戰，當然這是一個關於戰爭的正確定義的問題。但是，自從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就在中國採取了軍事行動，殺死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包括士兵和平民……我認為，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麼是戰爭？”

黑白影像資料中，一身西服的向哲浚，英文流利、從容淡定、慷慨陳詞，鏗鏘有力。他是那麼地不容侵犯，又是那樣神聖地代表中國人站在歷史里。

中方代表在審判環節中，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一個連著一個。時間緊迫，人手奇缺，再加上大多數中國代表對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實踐，抗戰期間國內沒有條件也無意識收集日本侵略罪證，而日本投降前後又迅速銷毀了大部分罪證，搜集證據極為艱難……

高文彬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證據。有一天，他在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上發現了一張照片，拍攝的是1937年侵華日軍攻入南京不久，兩個軍刀插地的少尉軍官洋洋得意，題目是《百人斬超記錄》。圖片上的兩個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與田野岩，以砍掉中國人頭顱的數量作為‘比賽’，最終以向井砍死106人‘獲勝’。而田野失敗的原因是因為軍刀卷了刀刃。悲憤至極的高文彬，立即將報紙複製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通過中國首席檢察官顧問倪征燠寄給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中方立即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罪犯。其時，兩人已混跡於被遣返的日軍中回到國內。經過半年多艱苦搜尋，盟軍最終在兩人的家鄉日本崎玉縣發現隱姓埋名的他們。殺人狂魔已然成為頭裹白布，在街邊設攤的小商販。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審判時，兩人與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同樣在法庭上百般抵賴拒不認罪，但確鑿的證據不容他們狡辯，最終被判處死刑。兩個殺人狂和谷壽夫被押到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211個冤魂和30萬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九泉之下終可瞑目了。

最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全體日本戰犯有罪，並判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判決書開頭寫道：“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判決書整整宣讀了7天。

提議建東京審判紀念館

恰逢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70周年之際，高文彬與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翻譯張培基、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浚之子向隆萬、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女梅小侃、梅汝璈之子梅小璈、東京審判首席顧問倪征燠之女倪乃先發起聯合倡議，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這一最有效的載體，以史實和法理向世界人民證明正義必勝、和平必勝和人民必勝的真理。

向隆萬作為代表宣讀了這份倡議書，並向記者透露了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的具體計劃。據悉，除了搜集所有能夠找到的文獻資料、史料及可供研究的成果之外，紀念館內還將掛有一幅由畫家李斌與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合作創作的大型紀實油畫作品《東京審判》。“把這些東西放進紀念館，同時繼續進行研究，所以說(東京審判紀念館)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基地，也是對日本右翼的回復。”

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聯合出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12卷也於現場首發，第一次以中文形式完整呈現了東京審判有關中國部分的庭審內容。據悉，東京審判中，涉及中國部分的審理共有120日，留下記錄約10400頁，譯成中文約300萬字。

2016年4月29日，“在東京審判研究的世界舞台上，中國如何發聲”？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審判開庭70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4月28日上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70周年學術論壇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首發儀式”在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老圖書館舉行。東京審判的親歷者、東京審判中國檢查組秘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顧問高文彬出席發布會並致辭。95歲的高文彬先生回憶起70年前自己參加東京審判的全過程：從組團到開庭，時間非常匆促，收集證據極其艱難；十一個同盟國法官意見有很大分歧，如何團結多數，爭取中間，同樣非常艱巨。中國代表團前後只有17人，在向哲浚檢察官和梅汝璈法官的帶領下，大家夜以繼日，未敢懈怠。法庭最終判決全體被告有罪，判決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罪大惡極的戰犯絞刑。

高文彬表示，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始終有人妄圖否定東京審判，為戰爭罪犯翻案，近年來有越演越烈之勢。高文彬倡議，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作為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而且也通過史實和法理，向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證明事實。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聯合出版，是東京審判有關中國部分的庭審內容以中文形式首次呈現。

2021年9月3日，是抗日戰爭勝利76周年紀念日。曾全程參與過東京審判的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和檢察官秘書的高文彬先生手稿遺物等捐贈儀式在虹口區檔案館舉行，高文彬先生家屬將高文彬生前手稿、圖書資料、照片及生前用過的物品2000件（本）捐贈給虹口區檔案館。

高文彬曾發表《海洋在國際法中的地位》、《論共同海損》等論文，參與翻譯《國際法譯叢》、《國際私法譯叢》、《技術轉讓與國際法》等書籍，參與編寫《大眾法學》、《大眾法律實用手冊》等書。

高文彬還保持著海派男人作派，晚年的他安定幸福，在上海北外灘一幢高檔商品房住宅里頤養天年。他衣冠整潔，愛喝咖啡、品紅酒。除每天看電視新聞，還愛看軍事題材和經典文學作品的影視劇，愛欣賞音樂、侍弄花草。每天早起做套健身操，以前還經常步行到外灘觀景呢。

高文彬的家中，書櫥里的書整齊地排列著；茶几上他正在閱讀的報紙雜誌總共有十多種；還有令人注目的一摞一摞整齊疊放的光碟，愛逛影像店的高老，每次都要購上幾張喜愛的正版光碟；高老對攝影更情有獨鍾，早些年社區組織居民活動，他會用自己紅圈鏡頭的名牌單反相機熱忱地為大家拍照，再親自送到位於西藏中路福州路的那家專業圖片社。居民看到照片上的自己讚不絕口：高教授讓我們變年輕啦。愛“趕潮流”的高老，最大樂趣就是經常與女兒及小輩們發E-mail和視頻對話，且是全英文往來。最令高老自豪的是，在美國的外孫女，小學和中學畢業時都榮獲學生中的最高獎——美國總統獎，現在已是一家著名醫院的醫生，不但英 語極好且能說流利的普通話和上海話。女兒幾乎每天與他通話，每一兩年總要回家探望他。

各方面都在積極努力，追尋和還原那段歷史。時間賽跑，找回來的，不止是一段歷史、一次反思、一種紀念，還有中國人在飽經傷痛之後，從未失掉的奪回正義與尊嚴的勇氣、骨氣和愛國之心。正如當年擔任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先生生前在日記中所言：“我無意去做一個復仇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忘記歷史，那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難。”（上海教育新聞網）

高老先生是個平易近人、樂觀豁達的人。他是民國時期、舊大學體制下的人才，參與過重大歷史事件東京審判。”　1921年出生的高文彬現已94歲高齡，他曾是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的教授，擔任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方翻譯，是目前中國國內唯一健在的參加過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作為東京審判的親歷者，他和其他中國代表一起，歷經艱辛，親手把日本戰犯送上了審判台。（東方網）

年輕時的高文彬，眉目俊朗，英氣非凡，帶著一副金絲鑲邊眼鏡……當一張張照片翻過去，最後又合上的那一刻，感覺彷彿又品讀了一遍高老先生歷盡滄桑的人生。再望著眼前如此儒雅安祥的老人，不由感慨萬千，心生無限敬意。

相信，歷史不會忘記東京審判，也不會忘記在東京審判中，為祖國伸張正義，懲奸除惡的這些英雄中國人的名字。高文彬先生一生傳奇，為中華民族貢獻甚巨，他的名字，必將同另16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們的名字一起，永遠被載入歷史史冊。（上海海事大學)

2020年9月7日，高文彬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去世，享年9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