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閭大夫

“三閭大夫”，“閭”是“閭巷”之“閭”，本義是里巷的大門，但在古書中也被用來代指居民所在的地區和編製單位，大小並無一定；“三閭”者，從王逸的說法推斷，大概是指楚國貴族有昭、屈、景三氏，他們於郢都之內各有居住區，每個區以所在街門為別，呼為“昭閭”、“屈閭”和“景閭”。1965-1966年湖北望山2號楚墓出土過帶烙印的棺具。外棺上的印文是作“於王既正”或“既正於王”，當是表示這些木材已被王室徵用（“正”可讀為“征”） ，或者表示此棺已經王室檢驗，證明是合格品（“正”有考定之義）。內棺上的印文是作“邵呂竹於”或“邵呂竽” ，我們懷疑，“邵呂”也許就是昭氏居住的“昭閭”（“邵”即楚文字中“昭氏”之“昭”的本來寫法，下文還要討論），“竹於”（或“竽”）則是制棺工匠的私名，印文是以所居閭名加私名的形式為記，情況同於戰國工匠題銘的一般格式。類似情況也見於齊國。如齊都臨淄出土的陶文，它們也往往是以閭里之名加工匠的私名。而且其中一種，是在里名之上冠以“高閭”之名。“高閭”，也見於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謂齊王章（一）》，學者以為是齊都臨淄的城門。但我們懷疑，“高閭”也可能是齊國貴族高氏的居住區。齊都之內，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國閭”、“陳閭”、“鮑閭”等其他閭名，只不過至今還沒有發現，或者因為不當制陶作坊所在，所以在陶文中看不見。

屈原是辭賦之宗，歷史名人，學者考其生平，照例都會講到他在楚懷王手下擔任的兩個官職：左徒和三閭大夫。這兩個官職是什麼樣的官，大家很想知道。但可惜的是，學者挖空心思，做種種推測，通過史書材料得出四條結論。史書材料：（1）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2）《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此？”

（3） 《楚辭·離騷》王逸序：“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

（4） 《楚辭·漁父》：“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上述材料得出：第一條提到“左徒”。“左徒”是什麼官，原文沒有解釋。司馬遷只說，屈原居此官時，“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如此而已。張守節 《史記正義》說“蓋今左右拾遺之類”，似以此職為諫官〔 案：楚有諫官曰“箴尹”或“針尹”〕，大概就是從這幾句話得出的印象。但他的話，前面加了“蓋”字，看來只是推測之辭，並不一定有真實根據。我們唯一可以判斷的是，它大概是個比令尹、司馬低，但也不是太低的官職，因為 《史記·楚世家》說楚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黃歇從“左徒”可以直接升任“令尹”，說明這個官階並不是太低。

第二條，來源是第四條，內容大同小異。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屈原被放之前，他的最後官職是“三閭大夫”。

第三條，有些話與第一條相似，如“屈原與楚同姓，……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不同點是把“左徒”換成了“三閭大夫”。所以有些學者認為，“三閭大夫”和“左徒”可能是同一職官，或者是“左徒”的屬官。（2）關於“三閭大夫”，王逸的解釋是，“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是以此官為管理公族，掌其世系的官員，職能似與東周流行的“宗伯”、“宗人”、“宗老”、“公族”（或“公族大夫”）一類職官相似。（3）由於春秋時代，屈氏擔任最多的官職是莫敖，歷代楚王的莫敖往往都是由屈氏父子相襲〔案：莫敖在戰國文獻中也極為常見，出土的曾、楚等國文字是作“莫囂”。它在楚國是個很有傳統的官職，地位很高，僅次於令尹、司馬，倒是與我們對左徒地位的估計比較接近〕，有些學者還認為，它大概就是楚官中的“莫敖”。但由於我們在古文字材料中還沒有發現“左徒”和“三閭大夫”，也無從判斷它們與“莫敖”的關係，對這些說法，我們還不能證實。

在上述問題不能解決之前，這裡我們只著重討論一下“三閭大夫”。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最偉大、最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後人稱他的作品為“楚辭”。代表作是《離騷》，這是屈原作品中最長的一首抒情詩，共三百七十三句，兩千七百七十七個字，詩中敘述了詩人為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所遭受的打擊和迫害，深刻表達自己內心的痛苦、對人民和對祖國忠貞不渝的感情。

公元二七八年，楚國的都城被秦兵攻破，詩人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眼看國破之難，卻又無法施展自己的力量，他憂心如焚，他過鄂渚（湖北武昌），入洞庭，溯沅水，經枉陼（湖南常德武陵縣）至辰陽（湖南辰溪），又折向東南，入於漵浦，暫時停留下來。不久又下沅江，入洞庭，渡湘水，到了長沙附近的汨羅江，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於農歷五月五日投江自盡了。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頃襄王二十一年，屈原當時62歲左右（生於前340年，死於前278年）。此後，楚國日衰，於前223年，為秦所滅。

他死時大約六十二歲，正是農曆五月初五，對於屈原的死，我們或許會惋惜，難道詩人只能用死亡去回報他的故國？他不能象張良那般忍辱負重，伺機為楚復仇嗎，他不能歸隱山林，著書立說，為楚國留下永久的記憶嗎？究竟是什麼原因，致使他只能以死亡的方式恪盡自己的忠誠呢？

他是戰國時期的人，戰國是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一個知識分子也許昨天是宋國人，今天就為齊國的國君效勞，齊國混不下去了，明天再去秦國也簡單得很。別看這些國家整天打來打去，其實國境開放，基本是免簽證。既然這樣，屈原為什麼要投水自盡呢？

屈原自殺第一個原因——身世之迷

屈原著名的詩歌《離騷》，開篇就驕傲地自述了自己的身世：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帝高陽，指的是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一顓頊帝高陽氏。屈原說，自己的世系可以上溯至上古的顓頊帝，這和楚國的世系是一樣的。他誕生在貴族之家，父親伯庸抱著對他美好的期望，給他取名“正則”，字“靈均”。“原”也是他的字。因為原的意思包含平正開闊的大地的意思，和名“正則”互為表裡。

雖然是楚國的大臣，但屈原也是楚國王族世系中的一分子，所以其它人可以離開，他卻在感情上無法拋棄楚國，當祖國亡於秦人之手，他選擇了以身相殉。

屈原自殺第二個原因——源於生死和榮譽之間

第二個原因，是楚國人對於個人生死和榮譽之間的獨特觀念。後來在楚漢相爭中敗給劉邦的項羽，也在烏江邊自刎了。項羽當時也並非全無退路。史書上說：

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屈原自殺第三個原因——源於對“美”的喜愛

第三個原因，是屈原自己對於“美”的喜愛。《離騷》中，他用滿目鮮花和香草來比喻美好的事物。他形容自己的外表是“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意思是“披上了江蘺和繫結起的白芷，又編織起秋蘭佩戴在身”。又如“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就是說“裁剪荷葉製成綠色的上衣，縫綴荷花再把它製成下裳。沒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內心情感確實芬芳。讓我的切雲冠高高聳起，讓我的佩飾長長垂地。內在芳香與外表光澤糅合，只有我光明的質量沒有毀棄。

屈原在江南的流放地聽到國家滅亡的消息后，選擇了懷沙投江，以身殉國，他的《懷沙》一辭可說是絕筆：

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所畏懼兮？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渾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眼前浩瀚縹緲的江河讓他感到孤獨和絕望，雖然世界混濁，沒人理解，但還有死亡可以安慰自己。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就此他下定了一死的決心。兩千多年的歲月，這在歷史的長河中不能算短短的一瞬了，可是儘管大江東去，暮往朝來，詩人屈原的形象卻依然留在人們心間。如今，每到端午節那天，人們仍要在江河裡划龍舟，把粽子繫上五彩絲線來紀念偉大的詩人屈原，可見詩人的作品和精神是永存的了。

昭氏的來源，過去不清楚，現知道是楚昭王的後代。因為從出土文字材料看，楚昭王的“昭”和楚姓氏的“昭”，它們的寫法一樣，都是寫成“邵”。古文字中的楚姓“邵”就是古書中的楚姓“昭”，這點很清楚。例如上文提到的“昭揚”或“昭陽”，他曾在楚懷王六年大敗晉軍於襄陵。此事是楚國歷史上的大事。1957年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就是用這件大事來紀年，叫“大司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包山楚簡的文書部分也有同樣的紀年。它們記載的這位大司馬就都是寫成“邵陽”。可見楚昭氏的“昭”本來是寫成“邵”。特別是還有一條材料，恐怕更關鍵。這就是包山2號墓的墓主，我們從該墓的占卜竹簡看，他的官職是懷王左尹，名字叫“邵”，也是以“邵”為氏】此人與屈原同時，生前患有重病，為了祈求康復，曾反覆占卜，反覆祭禱。祭禱對象有神也有人。“人”是什麼呢？是他的五世祖考：“邵王”、“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家”。整理者在註釋中指出，“邵王，楚昭王，公元前515-公元前489年在位。先秦時期有以王號為後代之氏的習慣，昭王應是邵這一支的始祖”。這是非常過硬的證據。

是楚武王之後，這點比較清楚。但我們希望知道的是，為什麼從春秋到戰國，它一直都是顯族。春秋時期的楚公族，重要性最大是“斗”、“成”、“屈”、“蒍”。當時的王朝大臣，除王族之外，主要都是由這四族的顯貴來擔任。斗氏和成氏是若敖之後。1990年河南淅川和尚嶺楚墓曾出土過一件“克黃之升”，克黃見《左傳》宣公四年，為楚莊王箴尹，就是斗氏家族的成員，但他的氏名在器銘中並未出現。包山楚簡有“昭”氏，也許就是斗氏的本來寫法。屈氏是武王之後，這一氏名在出土文字中有不少發現。蒍氏，舊說是鼢冒之後，現在看來，也許是熊嚴四子中的第三個兒子，即叔熊的後代。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嶺和徐家嶺的楚墓就是這一氏族的墓地。其中包括康王令尹蒍子馮和其配偶的墓。這一氏名有三種寫法，一種從邑從為，疑與“蒍”相當；一種從邑從正反雙虎，疑與“薳”相當；一種從邑從化，則可能是第二種寫法的別體。銘文也叫“楚叔之孫”。這四族當中，斗、成、蒍三族，資格比屈氏老，地位比屈氏高，但為什麼到了戰國時期，維持大族地位不衰只有屈氏，這是耐人尋味的事情。

景氏的來源，過去也不清楚。因為假如說它是出自王族，楚國並沒有一個楚景王，假如說它是某個聞名大夫的後代，似乎也沒有線索。現藉助古文字材料，我們才終於明白，它就是楚文字常見的姓氏“競”字。競氏在包山楚簡和楚國銅器、楚國璽印中都有發現，過去，我們以為它就是《姓苑》等書中的竟氏。徐全勝先生在考釋包山楚簡中的競氏時，也是這麼看。但值得注重的是，除去這一解釋，他還有另一種考慮，“復疑競氏即文獻之景氏”。現在看來，他的后一種考慮才是正確的。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楚平王的謚名本來是作“競平”；“競平”的“競”字，根據謚法命名和文字通假的慣例，正好應該讀為“景”。其證據是，1973年湖北當陽趙家湖楚城遺址1號台基出土過一件青銅甬鍾，銘文作：“秦王卑命，競平王之定救秦戎”。這件銅器應是一組編鐘中的一件，如何斷讀和考定其時代，學界曾有爭論。但現根據新出楚簡，我們可以確認，銘文中的“競平王”就是古書中的楚平王。平王稱為“競平王”，其實是用“雙字謚”，情況同於楚惠王之稱“獻惠王”，簡王之稱“簡大王”、聲王之稱“聖※王”，襄王之稱“頃襄王”，考王之稱“考烈王”。由此，我們才終於明白，楚文字中的“競”氏，其實也就是古書中的“景”氏。它的來源是楚平王謚號中的“景”字。昭氏和景氏都是來自春秋晚期的楚王，而且是名聲不佳的楚王。他們的後代為什麼在戰國時期最顯赫，這也是耐人尋味的事情。

“屈”是老牌貴族，早在春秋時期就很顯赫，與“昭”、“景”不同；“昭”、“景”是新興貴族，它們的出現比較晚，立族當在戰國初年。

“昭”、“屈”、“景”三族，都是楚國王族的分支。戰國時期的楚國名臣和高官，很多都是出自這三族。例如：

羋姓，楚國世卿，楚昭王之後。

（1）昭奚恤。楚宣王令尹（見 《戰國策·楚策一》第三至九章、第十二章、 《韓非子·內儲說下》等古書，亦稱“昭子”）。

（2）昭魚（或作“昭獻”，“魚”或“漁”，古或從虍從魚從攴，與“獻”字形相近）。楚懷王令尹（見 《戰國策·東周策》第六章、《楚策四》第三章、《魏策二》第十四章、《韓策一》第九、第十二章、《韓策二》第二章）。

（3）昭揚（或作“昭陽”）。先後任楚懷王司馬和令尹（見 《戰國策·秦策一》第十三章、《齊策一》第五章、《齊策二》第四章、《楚策一》第二章、《楚策三》第七章、《韓策二》第五章，亦稱“昭子”）。

（4）昭雎。楚懷王臣（見《戰國策·楚策一》第十九章、《楚策二》第二至四章、《楚策三》第五章）。案：鮑本作“昭過”， 《漢書·古今人表》有“昭廷”，梁玉繩《古今人表考》云：“案《國策》楚昭氏顯著頗多，獨未聞廷。疑即懷王之良臣昭過也。”

（5）昭蓋。楚懷王臣（見《戰國策·楚策四》第七章）。

（6）昭翦。楚懷王臣（見《戰國策·東周策》第二十七章）。

（7）昭應。楚懷王臣（見 《戰國策·西周策》第四章、《趙策四》第十六章）。

（8）昭鼠。楚懷王宛公（見《戰國策·楚策二》第三章）。

（9）昭常。楚頃襄王司馬（見《戰國策·楚策二》第八章）。

羋姓，楚國世卿，屈瑕之後。

（1）屈宜臼。楚威王臣（見《史記》的 《六國年表》和 《韓世家》　）。

（2）屈原。楚懷王左徒、三閭大夫（見上節）。

（3）屈蓋（亦作“屈丐”）。楚懷王大將軍（見《戰國策·秦策二》第十四章、《史記》的《秦本紀》、《六國年表》、《楚世家》、 《韓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張儀列傳》、《樗裡子甘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

（4）屈署。楚懷王臣（見《戰國策·楚策四》第七章）。

羋姓，楚國世卿，楚平王之後。

（1）景舍。楚宣王將，疑是宣王司馬（見《戰國策·楚策一》第五章）。

（2）景翠。楚懷王將（見《戰國策·東周策》第二章、《楚策二》第二章）。

（3）景鯉。楚懷王將（見《戰國策·秦策四》第六、七章、《齊策三》第一章、《楚策二》第二、第八章、《韓策一》第二十章、《韓策二》第十九章）。

（4）景陽。楚頃襄王將（見《戰國策·燕策三》第一章）。

（5）景差。楚頃襄王臣，著名辭賦家（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案：《漢書·古今人表》作“景瑳”。

其情況就像春秋時期的楚國官員很多都是出自“斗”、“成”、“屈”、“蒍”四族，他們應是當時的大族。

參看：左言東 《先秦職官表》，商務印書館，1994年，335-336頁。

參看：同上，409頁。案：左氏引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謂左徒或即三閭大夫之主官，而三閭大夫為其從屬，並疑左徒即莫敖，比於後世秩宗、宗正，是合莫敖、左徒和三閭大夫為同一種職官。

參看：《先秦職官表》，57、84、94-95、162、174-175、231、239、255、257、297、318、338、351頁。

參看：同上，409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117頁。

參看：裘錫圭《戰國文字釋讀二則》，收入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於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年文集》，1996年，154-158頁。案：古書所說“征”有多種含義，一種是大府之徵，主要是征自農民，供軍國之用（養軍隊、官吏和刑徒）；一種是少府之徵，則征自山林川澤、道路關卡和王所控制的工商業，供國君之用。這兩種“征”都不一定是以貨幣的形式，而經常是以實物和力役的形式（參看： 《孟子·盡心下》：“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楚征木材，可參看包山楚簡簡140的正、背，字亦作“政”。木材之徵，估計應是實物之徵。裘文說“既征”是表示“已經在王那裡征過稅”，好像說買木材的人向王交納商品稅，似可商榷。

參看：陳振裕《江陵望山一、二號墓所出楚簡概述》　，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 《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3-11頁。考釋見該文第7頁。

見李零考釋的 《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中華書局，1998年，46-49頁。

帛書說“臣以車百五十乘入齊，※逆於高閭，身御臣以入”，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 《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1983年，37頁。該書〔注一四〕說“高閭應是齊都臨淄的城門”。

這裡引用的《戰國策》，其國別、章次是用姚宏本，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