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勛祺

1921年隨潘投劉湘部，潘任第四師師長，他任第七旅旅長。他有2個外號，一個是因長的圓臉圓眼睛，被人稱為大熊貓。一個是因為作戰勇猛，被稱為莽娃。

1922年在萬縣經陳孟熙介紹，與陳毅相識，是一個足球隊的球友，不久，郭奉調重慶，陳毅亦到重慶《新蜀報》作編輯。此後一段時間內，兩人過往甚密，陳毅經常對郭勛祺講一些革命道理，對郭啟發和影響很大。

1925年8月參加了由共產黨人領導的蓮花池國民黨（左派）省黨部的活動，結識了楊闇公（楊尚昆之兄）、李筱亭、肖華清、周欽岳等共產黨人，並與素有舊誼的劉伯承會見。思想逐漸傾向進步。

1926年9月又參加了由楊闇公主持召開的軍事會議，引起劉湘猜疑，被明升暗降為副師長，撤去實權。

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發生后，曾掩護一些革命人士和學生脫險。陳毅也是在他的掩護下登船出川的。

1931年復任21軍第二獨立旅旅長，派往湖北參加“圍剿”洪湖革命根據地。

1932年戰役結束后回川。

1933年任教導師第三旅旅長，駐防眉山，抓住了曾搶劫華陽永興場的土匪頭子夏海雲，要了6000塊大洋的贖金，一半用來修建眉山三蘇祠，一半送回家鄉，創辦永興高級小學。

1935年1月下旬蔣介石要劉湘派三個師入黔阻擊紅軍，劉湘先派廖澤旅入黔，但蔣介石不滿意，要劉增派2個師，劉湘當即從潘文華“南岸總指揮”序列內選派郭勛祺教導第三旅、潘佐獨立第四旅、廖澤模範第三旅，由郭勛祺統一指揮，向貴州溫水推進，以應付場面。因為擔心郭勛祺莽撞行事，特地電召其先行趕回重慶面授機宜。郭勛祺一攏左營街軍部，劉湘便關起門來單獨與他促膝對談，語重心長地說是：“翼之，你一向在前線負責指揮作戰，打仗是有經驗的，我相信得過，但政治上的運用，我就有些放心不下，所以特別約你回來，把本集團的政略與戰略扼要地告訴你。首先，我考一考你，本集團的存在依靠什麼？”郭勛祺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槍桿與團結！”劉湘點點頭說：“這兩者固然是我們的資本和基礎，但目下我們的本錢還小，必須善於審勢度時。明白告訴你，當前本集團的存在，是建立在蔣介石與共產黨的矛盾上面。假如沒有共產黨，我們早就被老蔣吃掉了；相反，共產黨一旦得勝，我們也會被消滅。但是眼前乃蔣強共弱，存共於我有利！”說到這裡，劉湘站起身來，在室內邊踱步邊說：“當前朱毛紅軍行動，不外兩種可能：一是北渡長江與由通南巴南下的紅軍會師於川中富庶之區；二是如他們所放的空氣，經四川邊境借路北上。假如採取第一行動，直接危及本集團的生存，我們不得不與之拚命，蔣介石正好坐收漁利。我想朱毛都是亮家子，當不至出此兩敗俱傷的下策。但‘赤化全川’的聲浪甚高，我不能不全力對待，作最壞的準備。至於你率三旅入黔，完全是應付差事，除非紅軍北渡長江，只准虛張聲勢進行牽制。如果紅軍真系借路，則千萬不可斗硬堵截，只要能掩得住中央的耳目就行了。”

1935年1月20日到達貴州溫水，尾隨中央紅軍主力向良村前進，在習水，收到劉湘密電，告知紅軍主力指向赤水，要他迅速行動，牽制紅軍主力入川，1935年1月28日拂曉，中央紅軍三軍團彭德懷、五軍團董振堂在土城青杠坡對緊緊尾追的川軍發動攻擊，到上午10點左右，敵人絲毫沒有崩潰的跡象，紅軍固然打得很好，但敵人打得也不賴，實際上敵人反而是越戰越強了，紅軍的包圍網有被衝破的危險，紅軍首腦機敏地嗅到危險的味道，總司令朱德親自上第一線，投入了最後一支預備隊，陳賡的幹部團才穩住了陣地，傍晚時分，在林彪第一軍團回援下，膠在陣地上的兩個軍團才能撤出戰鬥，到第二天天亮以前，紅軍主力像幽靈一樣消失在晨霧中。

1935年1月30日進入土城縣城，從情報中得知紅軍主力已經放棄向四川的突擊，折返赤水河對岸，即以休整部隊為名，拒絕追擊。以後根據潘文華的命令，不緊不慢的前進，始終和中央紅軍相隔一日路程，由東向西，再由西向東，一發現紅軍有向四川前進的苗頭，就貼的緊一點，如果紅軍向貴州，雲南前進，他就走的慢一點，一直護送紅軍向雲南前進才罷休。

1935年5月紅軍西渡金沙江以後，他回宜賓集結整訓，併到重慶向劉湘彙報了入黔牽制紅軍的作戰經過，劉湘極為滿意，升他任模範師師長，6月率模範師移駐新津地區，同年冬赴天全、蘆山等地布防，阻擊紅軍第四方面軍南下。旋因天全西南的紫石關失守，後路被截斷，即撤往洪雅，名山地區，在劉湘的親自指揮下，在百丈關戰役期間與紅軍激戰三晝夜，迫使紅軍放棄戰役目標後撤，南下的八萬紅軍後撤時只剩下4萬。

在1937年的川康整軍會議中，模範師改編為144師，郭繼續任師長。抗戰爆發，率軍出川抗戰。屬於第七戰區（劉湘）23集團軍（劉湘兼任）第23軍（潘文華）序列。9月下旬在重慶集中上船，10月在武漢登陸，11月11日奉令赴北戰場河南新鄉、博愛。13日又奉令調南戰場浦鎮，參加拱衛首都南京作戰。22日奉劉湘電令，率部向江蘇長興前進，在太湖南岸布防。25日在太湖西岸夾浦、金村一帶和日軍第六師團遭遇，戰至27日，所部將數百日軍包圍在沙嶺山溝中，他大為興奮，高叫著今天要抓幾個日本人回來看看，帶著幾個衛士衝出指揮所。在越過公路爬山時，被日軍機槍射中大腿，仍掙扎著到前線指揮戰鬥，給士兵以極大的鼓舞。28日奉命將防線移交友鄰部隊后才住進醫院，傷口已經化膿潰爛。

他1938年春傷愈出院時，升任五十軍軍長，下轄144師，145師，新7師。時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親自賦詩增“山河破碎不須憂，收復二京賴我輩，此去江南風景好，相逢應是在揚州。”他的軍部在皖南青陽木鎮，和新四軍軍部雲嶺僅僅相距50公里。新四軍一支隊隊長陳毅帶著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一起徒步去看他，兩人一起駐了三、四天。陳毅和他大談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還對他說新四軍要東進敵後作戰，要通過他的防區，請他協助，他馬上通知駐南陵、繁昌的144師儘力協助新四軍先遣支隊順利通過。1938年4月他攻擊蕪湖的日軍116師團，要求新四軍三支隊配合作戰，作為答謝一次就了新四軍三支隊3萬發子彈，1000套軍裝。5月他率144師攻佔饅頭山，掩護三戰區兩個炮兵團前出至長江，炮擊日本軍艦，擊沉擊傷70餘艘日本運輸船舶。7月初，日軍在安慶前江口登陸，他率144師激戰2日，殺傷日軍350餘人，使日軍退出前江口地區。接著奉第三戰區電令，赴梅梗圍殲登陸敵軍，經過五天五夜激戰，擊退了敵軍。受到嘉獎，晉陞為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五十軍軍長。後來因為四川戰地女子服務團到50軍來演出，被CC分子俞維華告密，說服務團是新四軍的外圍組織。他被迫出資遣散服務團。1939年2月，美國友人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專程採訪了他，在《中國的戰歌》中寫道：“郭勛祺將軍代表現代化傾向·······在軍內，他是一個最為進步，頭腦開明，具有民族愛國主義思想的軍人。”“回憶那個晚上，我們徹夜交談，不像一個中國人和外國人，不像軍人和老百姓，而是兩個追求自由，進步和新的自由的朋友之間的談話，我又一次體察到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聰明，最勇敢，見識超群的愛國志士。”

郭勛祺不但與新四軍三支隊配合作戰和相互支援，破壞日軍的橋樑和交通線，而且還做了不少事，他請三支隊參謀長趙凌波來講解游擊戰術，接到蔣介石的防共密電他就交給新四軍敵工部長夏育群看，要他們做好準備。給新四軍補充彈藥，掩護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北上。這些都被50軍政治部主任陳去惑報告給蔣介石。1939年冬蔣介石借貴池戰役“作戰不力”撤去郭的軍職，當時他正在前線視察，接到電報長嘆一聲：“我一片抗日救國的雄心，就這樣被無辜斷送了。”隨後被送回重慶，即遭軟禁。1940年8月入陸軍大學特五班學習，他42年9月陸大畢業以後就掛了一個軍政部副的名義吃閑飯。他被撤職的真正原因一直到皖南事變才被大眾認識，史沫特萊就說，他被撤職就是因為不願把對準敵人的槍口對準自己的戰友新四軍。

1946年他在重慶出任26軍官總隊長，負責遣散抗戰結束后的編余軍官。隨後又被任命為中央訓練團團副。1948年大特務康澤出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手下三個旅都是川軍，和他毫無淵源。他想找一個能打的將領來當副手，經過和黃埔大哥曾擴情商量，覺得最合適的就是郭勛祺了。郭勛祺一聽到任命的消息就破口大罵：“老子寧願到成都去開台基（妓院），也不給他當小媳婦。”經過陸大校長楊傑的勸說：“不去蔣不會放過你，去了可以掌握自己的軍隊。”於是他答應了。

7月在襄樊戰役發動，王近山棄山攻城，蔣介石電示康澤：共軍必無遠程火炮與重武器，吾弟可棄山守城，固守待援。吾將以空軍支援弟等戰鬥！郭勛祺惶惑不解的道：“總統如此處置，豈不中了共軍的圈套嘛！”康澤也估計到這一層，但他又找不到更好的守城辦法，更不知如何變通的執行蔣介石的電令，罵了一通白崇禧落井下石，埋怨了一番蔣介石老朽昏庸，哀嘆了一陣自己生不逢時，康澤又問郭勛祺道：“郭副司令，你看城防兵力如何部署呢？”郭勛祺道：“司令的意思呢？”康澤指著城防地圖道：“我打算以楊家祠堂司令部為中心，對四關作分段防禦：郭勛祺看了好一陣城防圖，謹慎地道：“司令，分段據守固然很好，但是平均使用兵力，很容易被共軍突破一點，不及其餘！情況是，共軍主力抵近西門，佔領東關護城堤的只不過是共軍的地方部隊。據此，我判斷，共軍攻城的重點必在南門和西門。因此，我們必須把防守的重點放在西門和南門。康澤本來同意郭勛祺的部署，後來又一想，郭勛祺素有通共的嫌疑，他的話不能全聽，他判斷，共軍攻城的重點一定在南門，因為奪取襄陽都是依山從南門攻入城內的；況且，南門外壕工事不夠堅固和密集，於是在南門部署了6000多人！對於郭勛祺判斷共軍必將從西門突破，康澤認為根本就是錯誤的，因為他在西門構築了最堅固而密集的工事，除了3道一丈多深的外壕外，還設置了鐵絲網、鹿砦和地雷區；主力守西門那就是虛擲兵力。結果實際證明康澤判斷錯了。他和郭勛祺一起當了俘虜。

劉伯承聞訊，特電將其護送河南中原軍區政治部，郭勛祺回電致謝，譯電員拿著電報只撓頭，劉伯承問怎麼回事，譯電員說“這前面寫著一號、二號的名字，還有一個仲弘兄，不知是誰。”旁邊的陳毅大笑：“仲弘，陳毅也，陳毅，字仲弘，電報拿給我。”等到郭勛祺一到，劉伯承、陳毅和中野副政委張際春，敵工部長楊松青，保衛部長劉秉琳一起到他的住處去看他。陳毅第一句話就是“你呀你，大炮沒長眼睛，怎麼跑襄樊去了。”郭勛祺握著陳毅的手，連呼"仲弘、仲弘”激動的說不出話來。接著轉向旁邊的劉伯承，內疚的說：“戰場上的對抗，我很慚愧。”劉伯承一擺手，笑著說：“你啊，說過的明打的不算，不要介意。”進屋后，暢敘舊情，從大革命時期談到紅軍長征時期，再談到抗戰時期。談到郭被撤去軍長職務時，陳毅表示了歉意，說那個時候你太紅了，我們沒有注意到要保護你，讓你受委屈了。郭激動的說：“當時我就很氣憤，當即就想把部隊交給你們，為此專門派人去找過項英副軍長聯絡，但是被拒絕了。我至今還有怨氣。”陳毅說：“那個時候怎麼行，大局是統一抗戰，還沒有破裂，還是統一戰線嘛，還沒有撕破臉皮，如果當時我們接受了，就要在政治上犯大錯誤，蔣介石就會說我們不抗日，專門挖牆腳。翼之兄，你要懂得這個道理，不要再慪氣了。”半個月後陳毅在吃飯的時候說再過兩年全國就解放了，問他今後想幹些什麼。他說：“我想好了，還是回四川搞策反，雖然有風險，但我舊友多，關係多，現身說法應該沒問題。也好為解放做點貢獻。”經討論同意了他的要求，並和敵工部和保衛部一起研究了具體的工作方法。

他在回四川的途中，被十三綏靖區王凌雲部擋獲，轉送漢口白崇禧處，後來由中央軍校校長黃傑和西南長官公署參謀長肖肅毅挾持飛往南京，軟禁在中央醫院。蔣介石下野后，通過陸大同學向李宗仁說情，解除軟禁。於1949年初由南京返回成都，開展策反工作，他公開的說自己是中野敵工部派來的，向他的同學，戰友宣傳共產黨的政策，這些人包括南京空軍教練機司令劉牧群、總統戰地視察官金振聲，華中剿總高參楊續雲，川軍將領熊克武、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陳離、楊家幀、嚴嘯虎等人，成立西川人民保衛軍總司令部，自任司令員，促成和平解放成都。建國后，歷任川西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員兼交通廳副廳長、四川省水利廳副廳長、省體委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等職。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成都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