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定仙

江定仙先生1912年出身於湖北省武漢市一個進步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他幼年深受大革命影響。1928年赴上海藝大音樂系、上海美專音樂系學習。1930年考入上海音專，隨黃自先生系統學習理論作曲，並隨俄籍教授學習鋼琴，在作曲與鋼琴演奏兩個專業都有很深造詣。學習期間創作了許多歌曲，並參加多種演出活動。其鋼琴曲《搖籃曲》曾獲齊爾品徵集中國風味鋼琴曲創作二等獎。

1936年，他創作了歌曲《歲月悠悠》（1993年入選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為影片《生死同心》創作了主題歌《新中華進行曲》，並為一些話劇配樂。抗日戰爭爆發后，江定仙創作了《打殺漢奸》、《抗戰到底》、《為了祖國的緣故》、《碧血》、《國殤》等激勵抗戰熱情的愛國歌曲，以及《呦呦鹿鳴》（合唱）、《浪》、《樹》、《小馬》等作品。他支持學生研究、編配、演唱民歌，並親自動手編配了膾炙人口的《康定情歌》。

1949年，江定仙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文藝界代表大會。1950年，他所在的國立音樂院併入新成立的中央音樂院，他被聘為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至1984年，被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他歷任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參加了一至四屆全國文藝家代表大會，任文聯委員，並擔任一至四屆音協理事、常務理事，多次出國，代表中國音樂界出任波蘭世界青年聯歡節評委，出席匈牙利巴托克、李斯特紀念會、亞洲作曲家大會等。

江定仙是一位深有造詣的作曲家。30年代曾創作《靜境》、《浪》、《樹》、《小馬》等藝術歌曲和《棉花》、《前途》等學生歌曲。1934年，俄國作曲家齊爾品（即A.N.切列普寧）來華徵求中國風格的鋼琴曲，他以《搖籃曲》獲2獎。他早期的電影插曲《新中華進行曲》（電影《生死同心》主題歌）和《歲月悠悠》以及愛國歌曲《打殺漢奸》、合唱曲《為了祖國的緣故》等，曾廣泛流傳。40年代后，他為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所寫的伴奏，以及新中國成立后所作的獨唱曲《民歌九首》、鋼琴曲《恩情》、《十送紅軍主題變奏曲》等，在音樂的民族風格方面作了可貴的探索。他的大型作品有交響詩《煙波江上》（又名《武漢隨想曲》，1958）、電影音樂《早春二月》（1965）、與日本作曲家林光合作的電影片配樂《沒有下完的一盤棋》（1982）等。其作品手法洗鍊，風格質樸、嚴謹。

江定仙先生廣泛接觸並研究民間音樂，編配出版了鋼琴伴奏的《民歌九首》，創作了《十送紅軍》鋼琴變奏曲、交響詩《煙波江上》，精心為影片《早春二月》創作音樂，與日本作曲家林光共同為中日合拍的影片《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創作音樂，晚年還創作了題名為《滄桑》的三樂章交響曲。

1912年11月10日生於湖北漢口。1920～1927年在武昌高等師範附屬小學及武漢中學讀書。1928～1930年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音樂。1930年後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從黃自學習理論作曲，同時從呂維鈿及查哈羅夫學鋼琴。1934年秋，任陝西省教育廳音樂編輯。1936年夏返滬，在上海業餘實驗劇團附設的實驗樂團從事指揮、作曲和鋼琴演奏。抗日戰爭爆發后，歷任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編輯、

江定仙湖北教育學院理論作曲與鋼琴教授等職。1940年起，擔任重慶國立音樂院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在職期間曾熱情支持進步音樂社團“山歌社”開展研究民歌和民族音樂的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受聘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兼作曲系主任，1961～1983年兼該院副院長。1979年被推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

江定仙先生自1932年開始至九十年代初，60年來從未間斷教學工作。他的學生遍布海內外，可謂桃李滿天下。江定仙先生將畢生的心血和精力都貢獻給了他所熱愛的音樂藝術。

50 多年來，江定仙的主要精力用於音樂教育工作。他知識淵博，經驗豐富，善於言簡意賅地啟發學生的獨立思考。經他所培養的學生遍布全國各音樂院校、團體。又撰有音樂論文《和聲運用上的民族風格問題》、《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匈牙利音樂家李斯特誕生 150周年》和《紀念黃自先生》等。

作品有鋼琴曲《搖籃曲》、交響詩《煙波江上》、交響曲《滄桑》、電影音樂《早春二月》等。有《江定仙歌曲選集》。

1912年11月10日，我出生於湖北省漢口市郊區口江家墩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參加過辛亥革命，與董必武、陳潭秋等人是同學和摯友。由於家庭以及與革命黨人的關係，我幼年時就在心底埋下了同情革命的種子。我小時在武昌高師附小、附中和武漢中學讀書。受音樂老師啟蒙，很早就喜歡音樂，尤其愛吹笛子、彈風琴。1928年我到上海正式學習音樂。先在上海藝大音樂系，半年後轉入上海美專音樂系。1930年考入國立上海音專，隨黃自學習理論作曲，隨呂維鈿、查哈羅夫學習鋼琴，直到1934年。6 年的學習，特別是最後4年，使我在音樂理論、作曲方面打下了堅實的、正確的基礎。

回想我學鋼琴先後經歷的六位老師，當然是以上海音專的呂維鈿、查哈羅夫二位時間最長（各二年），得益最多。另外兩位時間雖短，但在我的記憶中至今未忘：一位是美專的冷韻琴，她是上海工部局交響樂隊指揮、義大利鋼琴家帕器的學生。是她首先教我彈巴赫的作品；另一位叫烏爾曼，他是德國猶太人。我私人跟他學琴，他首先教我彈肖邦的音樂。進上海音專以後，先在呂維鈿班，她很重視基本功，彈過多種練習曲。烏爾曼是德國學派，而呂維鈿是俄羅斯學派，所以在她那裡上課在方法上首先要經過一段調整的過程，雖然我在烏爾曼那裡學習的時間並不太長。呂維鈿除了要求基本功外，更重要的是她給我們彈德彪西的音樂，這使當時的我從古典派、浪漫派的音樂學習步入了一個新的環境--印象派音樂的學習。

兩年以後，我請求換到查哈羅夫班上繼續深造，得到了教務主任黃自和查老頭以及原教師的同意。這種經過一定的手續並徵得雙方教師的認可，根據學生的條件和願望改換老師的辦法是很可取的，我感到很滿意。查老頭原是列寧格勒音樂院的教授，是當時上海首屈一指的鋼琴家。在他班上學習時除彈古典（廣義的）名作以外，還彈過一些俄羅斯民族樂派作曲家的作品。我記得當我學肖邦的瑪祖卡時，他糾正了我的錯誤，他說這種波蘭民間風格的舞曲重拍不在第一拍，而在後兩拍。他站起來用腳踢？著示範給我看，這真使我終生受益。查哈羅夫的鋼琴伴奏也彈得很好，我是學作曲主科的。他看我對音樂的理解比較深刻，視譜也快，曾指導、培養我彈伴奏（其實是合奏），擴大了我的音樂視野，熟悉了樂器的性能。在他的指導下，我和張貞黻合奏過大提琴獨奏曲，和戴粹倫合奏過小提琴協奏曲。這位老師外表看起來很嚴厲，其實內心還是不錯的。1987年音專60周年校慶時，他的學生丁善德、巫一舟與我在他住過的公寓樓外弄堂口拍了一張合影，作為留念。

我的理論作曲完全受益於黃自老師。我跟他學過和聲學、高級和聲、和聲分析、鍵盤和聲、單對位法、復對位法、賦格、曲體學、曲體分析、樂器法、配器法等課程。他當時年輕，有才華，有理想。他講的音樂史、音樂欣賞這兩門課受到同學們的普遍歡迎。他把在美國所學到的一套正規音樂知識，生動地、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同學們都很尊重他。

黃自的聲樂作品《九·一八》、《花非花》、《抗敵歌》、《旗正飄飄》等，我在做學生的時候就非常喜歡。它們曲調簡明，意味深厚。這種深入淺出的風格，是藝術成熟的表現，很值得我們學習。他的借古喻今的清唱劇《長恨歌》在音專初演時，我和同學們都深受啟發。特別是其中的《漁陽鼙鼓動地來》和《山在虛無縹緲間》兩段，是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風格創作成功的嘗試，可以作為我們學習的範例。可惜他去世太早。1988年5月是他逝世50 周年。作為紀念，北京、上海都組織演奏了他的作品。1958年我曾寫過一篇紀念他的文章，刊登在當年《人民音樂》的第4期上。在這裡我再次向這位尊敬的老師致以哀悼之情！

1933年，商務印書館約請黃自領頭編一部《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1935年出版）。其中包括樂理、視唱練耳、音樂欣賞和歌曲創作四大部分，共六冊，是一部對中學生進行全面基本音樂教育的理想的、有水平的好教材。在黃師的指導下，我們幾個同學參加了這個工作，主要是創作歌曲。這本教科書選用了我的《掛掛紅燈》（劉大白詩）、《棉花》（古詩）、《前途》（廖輔叔詩）、《春光好》（劉雪庵詩）、《何處望神州》（辛棄疾詞）等歌曲。這對當時我這個學生來說是莫大的鼓舞。黃自有計劃、有選擇、嚴肅認真地進行的這項工作，是帶領我們這些學生進入社會的起步。

在學習期間，我最早的作品是藝術歌曲《戀歌》與《靜境》（刊於《音樂雜誌》第1、第3 期，1934年）等，這些早期作品在風格上受到了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的影響。1934年，俄國作曲家齊爾品在上海委託蕭友梅校長在全國範圍內徵集有中國風味的鋼琴曲。賀綠汀的《牧童短笛》得了頭獎，得獎金100元。我寫的《搖籃曲》（後於1951年由上海萬葉書店出版）獲二等獎，得獎金25元。這次徵集活動提醒了我們要重視創作中的民族風格問題。

無論是練鋼琴、彈伴奏或聆聽樂隊排練，我都有心地從作曲的角度，切身地去感受作曲家創作的本意，思路的來龍去脈，從中汲取有益的營養，以豐富和提高自己的修養與創作水平。注意熟悉每一種樂器的性能與表現手段，因為這是寫作鋼琴曲或掌握配器法、寫作樂隊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當時上海的音樂生活比較活躍，連年有世界著名的演奏、演唱家來中國演出。我從不放過這些難得的學習機會，並探究名家的演奏，洞悉名曲的奧妙，尋求著自己的音樂道路。我每天勤奮學習，白天練琴七八個小時，晚上做作曲理論習題直至深夜，不看電影，杜謝社交，每日以步代車，增強體質。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在音樂上打下了全面而又堅實的基礎。最近上海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在整理黃自的書籍時，發現有我的一篇論文《論奏鳴曲式》的手稿夾在書中。那是我做學生時交給老師的卷子，並沒有留底稿。回想起來，我的學生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作為回憶，1985年我應全國政協文史組的邀約，寫的一篇《學習音樂的經過》，登在《藝術的召喚》一書中，那裡面有較詳細的敘述。

由蕭友梅校長介紹，1934年秋我到陝西省教育廳工作。廳長原是北大音樂傳習所的學員，是蕭友梅的學生。他提倡樂教，請求蕭校長支援。我在教育廳任編輯，編過一些中、小學教材。有一段時期，我在工作之餘到省立高級中學兼任音樂教員。在教學中，我將《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中的樂理、音樂欣賞的內容介紹給學生，他們聽了很感興趣。我教他們唱《九·一八》、《我是新中國的主人》等新歌曲，彈鋼琴作伴奏，他們非常高興。當時我雖身在西北，心卻仍在上海。終於在1936年夏又回到上海音專復學。除了隨黃自老師學習作曲外，還搞一些創作。經同學賀綠汀介紹，為影片《生死同心》譜寫了主題歌《新中華進行曲》（賀綠汀詞）。還寫了《歲月悠悠》（黃嘉謨詞）。

1936年冬，以上音的同學為主組織了一個業餘愛好者樂隊。由黃自任團長，吳伯超任指揮，在譚小麟家排練，曾經公開演出過。因樂隊沒有豎琴，我以鋼琴代替參加排練。可惜因為經費的緣故，樂隊中途夭折了。

1937年初夏，上海業餘實驗劇團與音樂界合作成立小樂隊，現場配音以加強戲劇的表現力。小樂隊由賀綠汀領頭，音專同學為骨幹（只有鋼琴、弦樂和長笛幾種樂器），演過《羅密歐與朱麗葉》（選西洋古典名曲片段配樂）、《武則天》（賀綠汀編曲）、《太平天國》（沒有用音樂）、《原野》（江定仙編曲）四部話劇。我在小樂隊里彈鋼琴，演出受到上海觀眾的歡迎。 “八·一三”滬戰爆發，演出才被迫停止。

抗戰開始，上海人民情緒高昂，同時對破壞抗戰的漢奸則痛恨之至。我用胡然作詞的《打殺漢奸》（刊《音樂教育》5卷8期）、《焦土抗戰》（刊《戰歌》1卷2期）兩首詞寫了兩首群眾歌曲，開始時在上海流傳，后逐漸傳入內地（其中《焦土抗戰》一曲自長沙大火以後，歌名改為《抗戰到底》）。我還用田間的長詩《為了祖國的緣故》寫了一首合唱曲（刊《樂風》創刊號，1940年1月）。後來上海呆不住了，我便輾轉到內地--漢口、重慶。直到1939年後，我在重慶的生活才初步得到穩定--在重慶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當編輯。同時在那裡工作的還有楊仲子、李抱忱、應尚能、陳田鶴、繆天瑞等人。在音教會期間，我寫了《國殤》、《碧血》（刊《樂風》3卷1期，1943年1月）和合唱曲《呦呦鹿鳴》（刊《樂風》第17期，1944年 4月）。《國殤》由盧前作詞，是一首悲壯的獨唱曲（刊《青年音樂》1卷4期，1942年6月）。教育部在音教會的基礎上1940年籌辦了國立音樂院，院址設在重慶市西北100華裡外的青木關。校長因在國外未到任，由顧毓代理。實際上學校的工作統由秘書胡彥久負責。

朱詠葵、王宗虞從音教會調到教務處主持工作。當時學校校舍簡陋，學生不多，設備很差。音樂院初創時我在那裡教鋼琴。我當時住在重慶市內，每星期去上一次課。我另接受了喻宜萱同志的邀約，1941年到恩施湖北省立教育學院音樂系任教。不到一年，我又回到國立音樂院擔任作曲理論教授。這次我重返青木關時，經過一次風潮，學校形勢已趨穩定，由吳伯超擔任院長，陳田鶴任教務主任，黃友葵、易開基、儲師竹、章彥和我分別擔任聲樂、鋼琴、民樂、管弦樂、理論作曲五個組的主任。這時新蓋了些課堂和練琴室，修了“友梅路”和“黃自村”。老師和同學都有所增加。還創設了幼年班。至此學校初具規模。我對作曲組同學的態度是民主的、開明的。他們思想活躍，組織了“山歌社”，研習民間音樂。我以俄羅斯民族樂派的觀點支持他們的活動。

戰時最苦惱的是設備困難，尤其是鋼琴。幸喜我離開上海進入內地時，父親要我帶了一架友人寄存的摺疊式小風琴，此時我正好利用它為學生修改作業。提起這架四組的小風琴，它還有一段光榮歷史。它是一位老革命家戚元德1932年進蘇區以前在上海存在我家的珍貴物品。我們一直妥為保存，直到武漢解放才物歸原主。在青木關期間，我在重慶舉行過聲樂作品音樂會。還同章彥、程靜子合作舉行過音樂會。章彥拉布魯赫的小提琴奏鳴曲，程靜子唱一些法國藝術歌曲和我寫的《浪》、《樹》、《小馬》（都是選的艾青的詩）等歌曲，我為他們彈伴奏。

抗戰勝利后，國立音樂院在近大半年內幾度遷移，青木關--重慶--常州，直到南京古林寺新校舍建成才開學上課。在南京，作曲組添了兩位生力軍--丁善德與弗蘭克爾。弗蘭克 爾是法國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流落在上海，是一位有修養的音樂家。他們每星期從上海來一次，指導個別同學的畢業作品。我們合作得很好。這期間伍正廉開獨唱音樂會，邀我彈伴奏。會上唱了我改編的康定情歌《跑馬溜溜的山上》，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

1948年春，喻宜萱約我為她在南京舉行的獨唱音樂會彈伴奏。她除了唱西洋名曲以外，還唱了一首趙元任的新歌《老天爺》。凡是約我彈伴奏的，我總是希望音樂會上能有點新作品。這是存在我心中沒有宣布的原則。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不久，市長柯慶施聘請我參加市人代會，還參加了劉伯承將軍的宴請，我感到很光榮。劉伯承將軍當時身著樸素的解放軍服，戴黑色眼鏡，談話簡潔，有一種內在的英雄氣質。我向他詢問了父輩的友人董老、吳德峰的情況。不久，北京方面邀我去參加文代會，會上看到許多多年不見的音樂界老朋友。

1950年，南京國立音樂院合併於新成立的中央音樂學院，因此我們又要向北方遷移。因為校舍的緣故，先定在天津大王莊辦學（1958年才搬到北京）。我受聘為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作曲系還先後聘來了三位蘇聯專家：阿拉波夫、古諾夫和阿爾扎瑪諾夫，他們各任教了一年。在天津時，學校常組織一些民歌手來校表演，這開闊了我的音樂視野。作為學習心得，我改編出版了《民歌九首》（音樂出版社，1955年，附鋼琴伴奏譜）。當時音樂界對和聲民族化問題展開了討論，有人提出：“中國和聲”的說法。我寫了一篇名為《學習和聲學的幾個問題》的文章，發表在《人民音樂》1954年第2期上。我認為和聲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音樂語言，只有結合創作在運用上才發生民族特色問題，因此不贊成“中國和聲”、“美國和聲”這種提法。一首樂曲的民族風格，不單表現在外表，更重要的是它的音樂內涵。

有一年，作曲系師生到內蒙古參觀實習，我看到鋼城包頭市新的建設、新的工廠及遍插街頭隨風飄蕩的紅旗，感覺到處處是種新的氣象。我寫的合唱曲《在新建設的城市裡》輕快的節奏，正是那飄蕩著的紅旗和著我心臟的跳動。

1959年10月是新中國成立十周年。自從1958年從天津搬到北京以後，我就想寫點東西紀念這個偉大的節日。我覺得慶賀歡樂的節日固然重要，回顧歷史，思念先烈更能深刻地體現今天之得來不易。我決定以1926年、1927年北伐軍打到武漢時轟轟烈烈的群眾革命熱潮和大革命失敗以後對革命烈士的悼念心情為生活素材，寫一首少年時代生活回憶的交響詩。此曲原名《悲壯的一頁》，后受林路同志的啟發，他用崔灝的《黃鶴樓》改填了一首詞，最後一句是“煙波江上何人愁”，正與我寫的交響詩大江滾滾向東流去，在充滿希望的鐘聲中結束全曲的尾聲用意相合，因此，我將此曲改名《煙波江上》。全曲感情深厚，我寫它時，少年時代的經歷好像就在眼前（此曲音樂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總譜，中國唱片社灌有唱片）。

1961～1983年我曾兼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1965年應北影廠汪洋同志約請，寫了影片《早春二月》的全部音樂。我是重溫了柔石的小說《二月》，仔細研究了導演給我的電影腳本，估計了自己的條件才決定答應的。故事描述的是在20年代末，一位青年教師從徘徊走向革命的故事。電影的戲劇性雖然不那麼強烈，但仍不失為一部好戲。我對音樂從頭到尾都作了精心地布局。對人物內心活動，景物的描繪也作了適當地安排。音樂結構同電影情節的發展密切配合，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電影中蕭澗秋的鋼琴是朱工一彈的，陶嵐的一段是周廣仁彈的，樂隊是韓中傑指揮的中央樂團小樂隊。正是這些第一流演奏家的全力幫助，才使得這部電影的音樂更加出色。

“文化大革命”前，我到過一次波蘭，參加聯歡節，擔任評委。還到過一次匈牙利，參加李斯特-巴托克紀念會。拜見了匈牙利老音樂家柯達依先生。“十年動亂”過去以後，我曾到香港參加了亞洲作曲家大會。曾到新疆、成都、昆明、太原等地講學。兩次到武漢參加和聲學學術會議，介紹了我的《煙波江上》交響詩和《鋼琴曲三首》（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年出版）。1982年為了寫中日合拍的《沒有下完的一盤棋》的電影音樂（與日本作曲家林光合作），我兩次東渡日本，接觸了日本音樂界的朋友，特別是由高橋冽子任所長的JML研究所。為紀念JML 研究所成立15周年，去年11月在東京OAG廳舉辦了“中國鋼琴作品音樂會”，演奏了北京、上海、香港、台灣的中國作曲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我的《鋼琴曲三首》。這是一個對中國非常友好的活動。

在專業作曲教育上，我歷來強調基礎的重要性。認為，基礎根底不深的作曲家，即或可能名噪一時，但其作品終究要被歷史遺忘。要在學校期間重視基礎理論與專業理論課程的基本功訓練，多做練習，以求精深。其他音樂史論課程亦很重要。對於一位優秀的作曲家，除了精通他的本專業技術與理論外，最要緊的，便是學好鋼琴。

在教學方法方面，我主張“因材施教”。在指導創作時，引導學生多看多聽一些東西，使其得到心靈上的啟發，創作便順理成章。在理論上強調思維的邏輯性與形象性而避免陷入純技術。在教學中始終把課堂作為與同學互相探討學問的園地，彼此融洽平等，使學生有自我追求某種東西的要求。

1982年11月我年滿70歲，是我擔任教學工作50周年（我自1932年在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師範半工半讀教鋼琴起，一直沒有中斷教學，直到1982年）。作曲系同事們在音樂院大禮堂為我組織了紀念音樂會，演奏了我的獨唱曲、合唱曲、鋼琴曲和交響詩《煙波江上》等。 80年代我寫了一部題名《滄桑》的三樂章交響曲。還寫了一首獨唱曲《大慶之歌》和一首通俗的合唱曲《紀念周總理》。

83歲的李霽野老懷著高度的熱情寫了一首名叫《心愛的祖國》的詩交給我，希望我能譜曲。我於11月完成這個工作，寫成了一首通俗的可以獨唱、合唱也可齊唱的群眾歌曲，用鋼琴伴奏。群眾歌曲這種體裁，在我國有優秀的傳統，應該發揚。健康、優美的群眾歌曲，可以鼓舞人們建設四化的熱情，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我認為應該多多提倡。特別是專業音樂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