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業

民族工業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只要是中國人辦的，都是民族工業，國營民營皆是民族工業；狹義的則只指民營資本所辦企業，不含國營的。

一般地民族工業是在我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由中國人創辦的用機器生產的工業。

我國已是完全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 , 並且已經加入了WTO，“民族工業”這一概念存在的歷史條件已完全不同。聯合利華對外事務董事曾錫文說，不能過於狹隘的理解"民族工業"，在WTO背景下，"民族工業"不再是一個封閉概念，中國企業要以一個更廣泛的視野和國際化規則來描摹它。“民族工業”的概念將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變化，我們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民族工業”的內涵及外延重新定位。

世界經濟一體化或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總趨勢 ,在這一趨勢的驅動下 ,各國的企業和產品紛紛走出國門 ,在世界範圍內尋求發展機遇。許多產品都已成為全球性產品 ,許多支柱產業也成為國際性支柱產業 ,而不是某一國的產品或產業。

民族工業的內涵不僅包括由本地人出資發展的工業，而且包括整個炎黃子孫，如港澳台、海外華人等出資興辦的工業，它不再是單單以本國人的資本創辦的盲目排外的企業，它是整個民族的整體工業能力和整體工業水平。只要有利於提高我國的國民生產能力及國際綜合競爭能力的工業 ,都應該屬於"民族工業"的範疇。

民族工業的外延不僅包括在本國國內由本國居民經營（國有、集體、私營或個體 )的工業，而且包括中外合資、合作工業。但外商獨資，如果基本技術、品牌完全是外國公司的，資金的調用、調控都控制在外商手中，那麼該工業不是“民族工業”。

（1）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

（2）地區分佈不平衡。早期民族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因為這些城市是外國資本主義入侵較早的地區，封建自然經濟最早解體；再者通商口岸便於出口和運輸，易於取得外國原料和技術設備。

（3）民族工業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既有矛盾，又有依賴性。由於民族工業誕生之日便受到雙重壓迫，發展艱難，矛盾是必然的。但資金少、規模小、技術力量薄弱又使得民族工業對它們產生依賴性。

主要企業：方舉贊創辦的上海的發昌機器廠、陳啟沅創辦的廣東南海的繼昌隆繅絲廠、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等。

產生

（19世紀六七十年代）

鴉片戰爭后，在中國封建經濟分解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外商企業的刺激、示範和洋務派軍用工業 尤其是民用工業的誘導下，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資本主義工業開始興起。民族工業產生的兩條途徑：（1）手工工場引進機器，轉變為近代工業企業；（2）中小地主、官僚、商人、買辦、華僑等。

(1) 早期著名的企業主要有“三廠一坊”。到甲午戰爭前，實存的商辦近代企業260家，大部分是輕工業，主要分佈在上海、廣東、天津等沿海地區。

(2) 近代商辦企業的投資者主要是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包括買辦手工業主），他們已轉化為民族資產階級。

(3) 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雖然是一種先進的生產方式，但它畢竟是在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過程中產生和發展的，實力薄弱，深受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束縛，同時又對它們存在著一定的依賴性。它使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兩重性。

初步發展

（19世紀末）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資本輸出，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為民族資本主義 的初步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清政府為擴大稅源，解決財政危機，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19世紀末，中國民族工業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

其上層維新派發動領導了維新變法運動；b.其中下層革命派發動和領導了辛亥革命。

這個時期的民族工業具有如下特點：

a.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近代中國缺乏資本的原始積累，也缺乏近代化的投資方式，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民族工業只能從投資少、周期短、見效快的輕工業開始。因此早期中國民族工業基本上是輕工業。

b.地區分佈不平衡。

c.民族工業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既有矛盾。

民族工業初步發展的原因

（1）洋務運動發展民族工業是因為國家落後、挨打，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也是一直在救亡和圖存的民族主題 下進行的。19世紀末，帝國主義國家加緊了全球擴張，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和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甲午戰火剛剛熄滅，列強便紛紛爭做中國的債主，搶奪修築鐵路、開採礦山和建立工廠的權利，資本輸出成為帝國主義對華進行經濟侵略的主要方式，同時商品輸出仍然在繼續擴大，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進一步遭到破壞，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2）甲午戰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破產，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暴露無遺，為擴大財源，支付巨額賠款，解決財政危機，迫使清政府放寬對民間辦廠的限制。於是中國出現了一個興辦工業的熱潮。

從歷史上看，洋務運動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一個階段，其中又有兩個過程：先是官辦，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緊接著喚醒了民眾，很多的民族企業應運而生，代表人物有侯德榜、詹天佑等。從洋務運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構成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第一階段；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民族工業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民族工業的魂魄基本形成。

民族工業初步發展的影響

（1）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維新派掀起了旨在救亡圖存的維新變法運動；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革命派，發動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辛亥革命。

（2）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不僅為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奠定了新的階級基礎，而且也為19世紀初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前提和內在動力，加速了封建生產關係和政治制度的瓦解和崩潰，使中國的近代化由器物層面開始推進到制度層面。

短暫繁榮：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黃金時期

（1912―1919）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的數年是我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的時 期，主要是輕工業中的棉紡織業和麵粉業。此外，火柴、毛紡織、榨油、造紙、玻璃等輕工業，都有一定的發展。艱難發展的重工業，在這個期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號稱近世商人的“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新式企業的發展與洋務運動以及清末新政時期有著不同的特徵。後者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重點是發展重工業；而前者則是以私人資本為主，側重於發展輕工業。輕工業的發展以棉紡織業和麵粉業最為成功。

這個時期，民族工業的成功發展離不開如下的背景：

（1）南京臨時政府的支持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了一些障礙。1912年初，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不久，就發布《內務部通飭保護人民財產令》：“（1）凡在民國勢力範圍之內之人民，所有一切私產，均應歸人民享有。（2）前為清政府官產，現入民國勢力範圍者，應歸民國政府享有。（3）前為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產，現無確實反對民國證據，已在民國保護之下者，應歸該私人享有。……”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也明文規定：“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這些法令，對於保護私有財產，打破封建主義的限制，發展私人資本主義，是具有很大推動作用的。”

（2）北洋政府的鼓勵

袁世凱竊踞臨時大總統位之後，經濟上執行的也是比較寬鬆的政策，他還表示：“營業自由”，“宜以實業為先務"”。據統計，1912年至1916年，北京政府頒布的發展實業的條例、章程、細則、法規等達八十多項，涉及農業、工業、商業、礦業、漁業、林業等很多方面。主要內容有：解除對民間興辦工商企業的限制；實行專利制度，獎勵植棉、製糖、牧羊；對新辦企業予以優惠政策，實行保息制度，對民族工業品及其原料減免捐稅；設立各種示範場所，推廣技術，勸導人們創辦實業；籌辦國貨展覽會和組織參加外國博覽會等。這些法令和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經濟的生存環境，從而助長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1912年到1919年間，中國新建廠礦有600多家，其中發展最快的是紡織業和麵粉業。

（3）“實業救國”熱浪的推動和群眾性抵制日貨運動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資產階級大受鼓舞。這一時期，由於辛亥革命勝利的鼓舞以及一些有識之 士倡導，從封建營壘里分化出來的一些有識之士，湧現了一批代表人物，如張謇、周學熙和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等，倡導發展實業。“實業救國”和民主共和成為當時並存的兩大思潮。愛國心驅使和利潤刺激，促使民族資產階級樂於投資新式工業。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鬥爭，特別是1915年因反對“二十一”要求，而掀起的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運動，作用尤大。“抵制外貨”、“發展實業”和“實業救國”，不僅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口號，也成為各階層人民愛國的共同要求，有力地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4）一戰提供了發展的契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忙於互相廝殺，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使處於夾縫中的中國民族工業得到一次發展的機會。對華輸出的資本和商品驟減，同時它們對中國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這就使原來在帝國主義控制下變得十分狹窄的中國市場稍稍出現了一些空隙，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外部條件。這時期，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但好景不長，世界大戰的結束打斷了民族工業的發展趨勢。這說明帝國主義侵略是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因素（特別是在近代前期），不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地位，國民經濟就不可能得到正常發展。

例如，中國的棉紗市場向來為英、日、美幾國所壟斷，而其中英國一直佔據優勢地位。在戰時以及戰 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中，英國棉紗棉布產量大減，對中國的輸出自然也減少了。日本棉紗本來可以乘機取代英國在中國的壟斷地位，但是一方面，中國市場基本上屬粗紗市場，而戰時日本卻以生產細紗為主，不適用於中國；另一方面，當時日本本國的織布業迅速發展，需用棉紗量大。因此，日本對華輸出的棉紗也減少了。市場上的洋紗供給減少，而需求仍然很大，這就使棉紗的價格上漲，盈利增加。在高額利潤的刺激下，商業資本紛紛轉向紗廠投資。在大戰前，紗廠的投資人主要是官僚、買辦、地主；而“黃金時代”新設紗廠的投資人卻以商人為最多，特別是棉布、棉紗、棉花商人。商人將資本由流通領域轉入生產領域，已不僅僅是出於政治上愛國的動機，更主要的是為了追逐經濟上的高額利潤。投資目的的改變說明價值規律已在起支配作用，這是"黃金時代"的重要表象。

又如麵粉業的發展，表現為國產麵粉出口的激增，並由入超變為出超。我國的麵粉工業是在20世紀初才開始發展的，基礎十分薄弱，國內所需麵粉一向依靠進口洋麵。大戰爆發后，各國忙於戰爭，農業減產，民用工業緊縮，軍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戰前那樣把麵粉源源運來中國。這樣，國內市場上就出現了對國產麵粉的迫切需求。更為有利的是，大戰進行期間，各國還反過來向中國購買麵粉。最初是俄國，其後英國、法國、菲律賓、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為我國麵粉輸出的對象。國內外市場的擴大，促使麵粉廠迅速增加。隨之，麵粉行業中出現了兼并的現象，例如資力雄厚的榮宗敬、榮德生系統的麵粉廠，在1914年以前還沒有收買或收租其他小廠的情形，到1914年後榮氏麵粉業中收買和租用其他小廠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大，到1917年竟達到40%以上。這種資本集中的趨勢，也是商人“黃金時代”的重要表象。

在“黃金時代”，一些原來已有相當基礎的輕工業，例如絲織業、毛織業、火柴業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一些戰前沒有的或很微弱的輕小工業也因洋貨入口減少，應運而生，例如針織業，過去一直為德國貨所壟斷，大戰後德國貨進口銳減，我國的針織廠才次第興建起來，其中僅僅襪廠，1916至1922年間就開辦了10家。此外，我國的民族搪瓷業、玻璃業、橡膠業等也是在此時創立起來的。民族資本的輕工業門類漸趨齊全，應當說也是“黃金時代”的一個表象。

（5）傳統權力結構的松解

對於商人“黃金時代”出現的原因，一般論著都將其歸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提供的契機。個別論著雖然 注意到袁世凱政權的經濟政策，“進一步掃除了民族工商業發展所遇到的障礙”，但是也僅僅把“黃金時代”限定於袁世凱在世時，並認為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和混戰的黑暗時期，民族工商業發展的環境又迅速惡化了。所以民族工商業的“黃金時代”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上述兩說，前者強調了外因，後者則注意到了內因。商人"黃金時代"的來到其實是內、外因相結合的結果。而且，上述內因僅僅注意到了由清末新政到袁氏的經濟政策是一以貫之的，商團的建立、商人階級意識的覺醒，都為商人利用一戰的契機準備了條件；卻沒有注意到更為深層的內因，那就是傳統權力結構的松解。這一松解的趨勢起於晚清。洋務運動中地方督撫勢力的膨脹以及稍後的各省自治運動都是大一統專制政權失控的表象。辛亥革命擊潰了傳統的權力結構。袁世凱竊取了革命的成果，但是他難以完全復原傳統的權力結構。袁氏政權始終面臨著各地的反抗，尤其是中國的南部地區。袁世凱死後，更是出現了一個大小軍閥分享權力、地方割據的局面。歷史上商人最初的“黃金時代”正是出現在春秋戰國這一分散的權力構成時期。當然，近世後期的軍閥割據與春秋戰國的諸侯割據，其性質完全不同。但是就分散的權力結構對商業的雙重影響而言，它們又有相似之處。

傳統權力結構的松解，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停滯與衰退、國家經濟控制與干預的削弱，還有對商人有利的一面，即讓他們獲得更多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權。隨著“黃金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開始在經濟上同政府分庭抗禮。1916年，上海銀行業抵制袁世凱的停兌令便是一例。

經濟上的自主，勢必會帶來政治上的自主，這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黃金時代”商會領導權從紳商轉移到企業家的手中，這一過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結果。……進入“黃金時代”后，資產階級成分發生了變化，其中投資於新式企業的工業資本家迅速增多，這就勢必導致商會領導權的變更。在資本主義經濟最為發達的上海，這一演變最為明顯。從一定意義上說，紳商一代人藉助於上海總商會這一活動場所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啟動創造了有利的社會氣氛。

商人“黃金時代”的降臨與傳統權力結構松解之間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政府對經濟的失控，給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了私人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建立一個國內統一市場，而這在軍閥割據時代是不可能實現的。第二，“黃金時代”一方面是國家資本相對停滯，另一方面是私人資本一枝獨秀。私人資本多在輕工業、加工工業，而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長遠的基礎工業、交通運輸業則由於國家資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預力的削弱而沒有取得相應發展，這就造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脆弱性，使私人資本的進一步發展失去了後勁。第三，1922年，世界資本主義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戰時所陷入的危機，紛紛叫喚要“回到市場”，重新布置向中國進攻。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工業的發展就遭到重大的打擊，戰時暫時取得的一些市場紛紛丟失，私人資本主義工業開始由停滯而走向下坡。資產階級需要有一個代表本階級利益的強有力的政權來保護自己在“黃金時代”已經取得的成果，而在軍閥政權下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於是資產階級和軍閥政權終至反目。1926年北伐戰爭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脹的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要求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權。換句話說，就是要將商人的“黃金時代”延續下去。但是，國民革命的失敗，宣告了商人“黃金時代”的結束。

日益萎縮

（1927－1937－1945－1946－1949）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由於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壓迫，中國民族工業日益萎縮。 (1)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日本在淪陷區的野蠻掠奪，四大家族在國統區加強對工業的壟斷，尤其是鋼鐵工業的官僚資本佔有明顯優勢，中國民族工業遭到破產。

(2)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為了進行內戰，空前出賣國家主權。1946年11月，國民黨同美國簽訂了所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導致美國貨充斥中國市場，民族工商業受到沉重（毀滅性）打擊。

（3）國民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使民族工業遭到致命打擊。

（4）、繁重的捐稅負擔給民族工業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獲得新生

（建國以後）

徠(1)建國初期（1949－1952），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得到恢復和發展。

(2)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採取加工定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以及付償定息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成功地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

(3)到1956年底，中國基本上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此，民族工業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