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伍一

石川伍一是中日甲午戰爭中最早暴露並被抓捕的日本間諜，被稱為：甲午日諜第一案。

1866年，石川伍一生於日本秋田縣，青少年時期就讀於標榜“興亞主義”的興亞學校專攻中文。1884年，18歲的石川伍一來華，在日本海軍大尉曾根俊虎的帶領下繼續學習漢語，研究中國問題。三年後，日本在華的秘密情報組織——漢口樂善堂。

讀於標榜“興亞主義”的興亞學校專攻中文。

漢口樂善堂是上海樂善堂藥店在漢口的分店，日本商人岸田吟香於1878年在上海開設了樂善堂藥店，除了經營藥品之外，還兼營書籍。在經商的同時，他還不計報酬的為日本搜集情報，為日本浪人和軍方間諜提供棲身之地。

1886年春天，日本陸軍中尉荒尾精秘密來到中國，拜訪了岸田吟香。在岸田吟香的鼎力支持下，由荒尾精主持的漢口樂善堂開張營業。實際上，這裡成了在華日本間諜聚集的大本營。石川伍一聞訊后趕來加入，並且很快成為了漢口樂善堂的骨幹成員之一。

在漢口樂善堂初具規模之後，荒尾精就開展了名為“四百餘州探險”的間諜活動，派出間諜深入到中國的山村鄉野搜集情報。石川伍一也參與其中，被派到中國的四川地區進行調查。他和同伴繞了四川盆地一大圈，最遠甚至到達了西藏東部。途中，他們幾次被當地少數民族和官府包圍盤問，然而都憑著自己的謊話和機智而化險為夷。調查結束后，石川伍一提交了非常詳細的調查報告和他精心繪製的四川地區的精密地圖，得到日本方面的高度讚揚。

1891年，出色完成調查任務的石川伍一被漢口樂善堂派往天津，成為日本駐華武官、海軍大尉關文炳的助手，他跟隨關文炳遊歷山東、直隸以及奉天各地，從事情報搜集工作。一年之後，關文炳死於海難。石川伍一併未受到影響，日本海軍參謀部特派海軍少佐井上敏夫接替關文炳的職位，仍由他擔任助手。

1893年5月，石川與井上乘坐租來的中國帆船，由煙台出發，遊歷長山島、廟島、小平島等，並查看了旅順炮台，回程又途經大沽山，以及朝鮮的大同江、平壤和仁川口等處，經由威海衛返回煙台。他們所經過的海面和海口，都做了相應的測量，形成了報告。為以後日本海軍與中國艦隊的海戰做準備。

這一年的8月，石川伍一又跟隨井上敏夫及陸軍少佐神尾光臣等人，乘坐日艦筑紫號，進入旅順、大連灣、大和尚島、威海衛等處，窺探各要塞形勢，掌握了大量重要的軍事情報。之後，石川伍一回到天津，偽裝成天津紫竹林英租界松昌洋行職員，繼續搜集軍事情報。

1894年2月的一天，天津的紫竹林松昌洋行來了一個清兵，想要兌換英鎊。由於英鎊在店裡是控制的，所以夥計也做不了主。這個清兵有些失望，而這一切卻被偽裝成店員的石川伍一看在眼裡，為了拉攏這位清兵，石川伍一做主讓夥計把英鎊換給了他。幾次交往以後，石川伍一就跟這個清兵混熟了，知道他叫汪開甲，是清軍駐天津護衛營一個弁目。石川伍一便裝作好奇地問起清軍的一些情況。同時，對汪開甲更是“照顧有加”，三番五次地帶他到日本妓院玩樂。

出於感激，汪開甲把天津軍械局的書辦劉棻介紹給了石川伍一。劉棻在天津軍械局當差二十多年，專管登記，石川伍一刻意與他交好，並經常以銀錢賄賂劉棻。據石川伍一和劉棻被捕后的供詞顯示，劉棻曾先後向石川伍一提供過天津各軍營槍械彈藥的數目清冊，以及軍械所各局每日槍械彈藥的生產量和存量等重要的軍事情報。

198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國王的請託出兵鎮壓，早就覬覦朝鮮的日本也同時插手出兵，起義平息后，日軍非但不肯撤軍，反而不斷增兵，面對這種情況，清政府只有增兵朝鮮。為了避人耳目，也出於利用列強庇護的心理，清政府租用英國客船運兵。

1894年7月25日，日本軍艦“浪速號”在朝鮮豐島附近海面截擊了為中國運兵的英籍客船“高升號”，雖然清軍用火槍奮力反擊，但沒有配備任何火炮武器的客船很快就被日軍軍艦擊沉，船上所載的950名清軍中有700餘人遇難，史稱“高升號事件”。中日兩國關係驟然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日本駐華公使及日本僑民紛紛準備撤離中國。

日本駐華諜報機構一方面著手撤離，一方面加緊了戰時潛伏間諜的部署。天津駐華武官、海軍大尉瀧川具和和陸軍中尉山田要主動要求留下，但是，由於日本在天津沒有租界，這些人在開戰以後只能留在英國的紫竹林租界里。然而，英國公使擔心日本駐華武官留下會影響英中關係，進而影響英國的對華貿易，因此不同意他們留下。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只能同意將沒有軍方身份的，梳著清朝大辮的石川伍一和另一個同樣出自漢口樂善堂的間諜鍾崎三郎留下。

1894年8月1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甲午戰爭爆發，沒想到凌晨時分，就在中日兩國正式宣戰的幾個小時前，日本使館的外交人員以及部分日僑正準備乘坐英籍客船重慶號撤離中國，船還在天津停泊的時候，一夥身著清軍服裝的人上船，襲擊了船上的日籍乘客。

據清朝政府宣稱，這群身份不明的鬧事者，領頭的其實是一個叫做賈長瑞的人。據他交代，他的哥哥在清軍中服役，死於幾天前發生的“高升號事件”。噩耗傳來，賈長瑞悲憤難當，當他聽說重慶號上有準備撤離的日本人，立即召集了一群人，假扮清軍衝上重慶號，將船上的日本人揪出來痛打一頓。

在當時一片混亂的情況下，一封並不起眼的信件卻輾轉落入到清政府手中，而這封信件實際上是日本駐天津領事館海軍武官瀧川具和託人轉交給駐煙台的武官井上敏夫的一封密函。密函提到了中日兩國開戰之後日本留守在華間諜的人員部署。得到密函后，天津城守營奉命加強對日本人的監視力度，很快就發現了日諜石川伍一和鍾崎三郎的蹤跡。雖然二人的一舉一動都在清政府的掌握中，但當時日本駐華公使和駐天津領事還沒有離開天津，而且兩名日諜正躲在英租界中，清政府擔心引起列強不滿，投鼠忌器，只得嚴密監視，希望找機會將兩名日諜引出租界，然後再加以逮捕。

甲午戰爭爆發后，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端和麻煩，英國方面再三表示，反對日本人繼續留在英租界活動。迫於形勢，石川伍一和鍾崎三郎不得不搬出了英租界。鍾崎三郎決定轉往關外繼續探聽情報，石川伍一則搬到了劉棻家裡，8月4日，石川伍一和劉棻在劉棻家裡被清軍逮捕。

處理過程

石川伍一被逮捕后，供述了自己在中國做間諜，探聽情報的事實，但他和劉棻的供詞中都沒有提及曾經直接提供或直接取得有關高升號運兵船的情報。但是，石川伍一案發後，清廷禮部侍郎志銳在8月16日的奏摺中就明確指出，就是石川伍一泄露了高升號運兵船的出發時間等軍事機密。之後，戶部給事中洪良品在9月20日也奏稱，在劉棻家裡取得記錄有高升號士兵數量，軍官姓名及所攜帶物資的信件。但是，當時日本在華的間諜尚有多人，不能斷定就是石川伍一向日軍提供的情報，況且戰前清軍對碼頭、軍港等重要設施的防衛十分鬆懈，就曾有日諜扮成搬貨苦力混入其中查探情報。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美國充當起了居間的“調停人”，承擔起為兩國在對方國家保護僑民的任務，石川川伍一被捕后，日方多方面請求美國營救。8月6日，石川伍一被捕后的第三天，總理衙門照會給美國駐華代理公使田復禮，內稱：“其安分僑民自當照約保護，而此等姦細不在保護之列，亦必從嚴懲治，已符公法”，對於總理衙門的照會，美國駐華代理公使田復禮在回復中則稱：“如遇有日本人在內地做姦細者，即將其就近海口逐其回國。且此辦法，已足以懲其做姦細之罪矣。甚望貴王大臣本仁慈之心，不因兩國失和於日本人民恨惡而深絕之可也”。表面上似乎只是出於人道主義希望清政府不要嚴懲包括石川伍一在內的日諜，實則是在為日本間諜開脫罪責，完全站在了日本人一邊，然而對於刺探情報，給清軍帶來極大危害的間諜給予驅逐出境的處理。

8月13日，石川伍一一案終於引起朝廷的關注，光緒皇帝震驚之餘，嚴諭個有關主管官員嚴密排查，尋找潛於各處的日諜。8月15日，面對朝廷的質詢，李鴻章才正式承認此事，並稱還在審理之中，是否是間諜還未確定。8月28日，軍機處轉達諭旨，要求李鴻章徹查此案。次日，美國公使代理田復禮又拍發電報給李鴻章，提出釋放石川伍一，同樣被李鴻章拒絕。李鴻章指派天津海關道盛宣懷與美方交涉。盛宣懷在發給美國領事的回函中，對美國的要求進行了嚴詞駁斥。9月1日，光緒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鴻章發出密諭，要求他“嚴刑審訊，如究出探聽軍情等確據，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寬縱”。9月11日，李鴻章致函總理衙門，明確地承認了石川伍一系日本姦細，9月17日又向總理衙門遞交結案報告。

罪有應得

1894年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劉棻在天津被處決，劉棻是處以斬首之刑，石川伍一卻是按照歐美的慣例處以槍斃，轟動全國。《字林滬報》報道稱觀者如潮，行刑后“但聞一片聲叫好不絕”。

石川伍一案與李鴻章

1894年8月4日，石川伍一在天津被捕，當時作為北洋通商大臣，衙門設在天津，全權處理此事的李鴻章卻沒有立刻上報此事，而是等到8月15日，總理衙門質詢此事，才上報朝廷。為此，有人懷疑李鴻章與日諜勾結。

首先是9月8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張仲炘彈劾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罪名是腐敗、通敵。張仲炘說，天津日本間諜被破獲后，還查出地雷炸藥八箱，但李鴻章卻在審理后，不僅隱匿不報，而且私放間諜，並給銀資行。他認為李鴻章辦案不力的原因則是日諜案涉及到一個名叫張士珩的人，而此人則是李鴻章的親外甥。被石川伍一收買的劉棻是天津軍械局的人，天津軍械局的負責人正是張士珩。

然後，禮部侍郎志銳於1894年9月20日上奏稱李鴻章提交的石川伍一的供詞是經過刪改的“偽供”，而隨著他奏摺提交的，還有一份石川伍一的供單。在這份供單里，石川伍一明確表述道：“我系神大人差來坐探軍情的。……張士珩大人與神大人最好，因此將中國各營槍炮子葯並各局每日製造多少底細告知神大人。”同時，他也提到，在中堂大人李鴻章身邊，也有很多為日本提供情報的人：“代日本探官事的人，有中堂籤押戴姓、劉姓、汪大人，還有中堂親近的人，我不認識。”等等。由於事關重大，軍機處的大臣並未將志銳的這份奏摺和所附的石川伍一供單呈送到光緒皇帝面前，而是在軍機處的檔案堆里沉睡了百年，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史學界準備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的《中日戰爭》卷時，才讓這份讓人震驚的奏摺得以重見天日。

另外，在“高升號事件”中，不僅英國籍的運兵船被擊沉，而且外籍船員也是傷亡慘重。因此，事件發生之後，英國國內對日本是一片討伐之聲。也可能是由於李鴻章對於中日兩國的這場即將到來的惡戰還抱有和談的幻想，因此，李鴻章希望能夠藉助英國對於日本的憤怒，拉攏英國從中斡旋此事。為了能夠在可能與日本的和談中留有餘地，於是李鴻章就將石川伍一間諜案壓了下來。

石川伍一得到了他應得的下場，但是與他有關的事情還沒有結束，不久劉棻的頂頭上司，天津軍械局的負責人，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一玩忽防務之最被革去職務，與石川伍一有關的高升號事件在反覆磋商折騰了十年之後以清政府向英國賠償船費了事。另一重慶號事件則以為首者賈長瑞終身監禁，清軍以最隆重的軍禮向重慶號道歉了結。

石川伍一是甲午中日前後最早被發現的日諜案，在其之後，又有數起日諜案被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