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遲

孔子七十二賢弟子內的重要人物

樊遲,即樊須,名須,字子遲。春秋末魯國人(一說齊國人)。是孔子七十二賢弟子內的重要人物,繼承孔子興辦私學,在儒家學派廣受推崇的各個朝代享有較高禮遇。唐贈“樊伯”,宋封“益都侯”,明稱“先賢樊子”。其重農重稼思想在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

人物生平


樊遲
樊遲
樊遲,孔子的學生,從小貧窮,但讀書刻苦,還懂種田。未拜孔子為師之前,他已在季氏宰冉求處任職。孔子回魯后拜師。
他求知心切,三次向孔子請教“仁”的學說,還問“知”、“崇德、修慝、辨惑”等。他有謀略,並具有勇武精神,魯哀公十一年(前484)齊師伐魯,冉求率“左師”禦敵,冉求認為他能服從命令,以其為車右。魯軍不敢過溝迎戰,他建議冉求帶頭,冉求納之,魯軍大獲全勝。

人物成就


樊遲興趣廣泛,除學道德、文章,還曾向孔子問“學稼”和“學為圃”,受到孔子的斥責。但他不愧孔門弟子中的佼佼者。
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他是其中之一。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封為“樊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益都侯”;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以“益都侯”從祀孔子。

人物評價


好像每次樊遲提出問題,孔子都以很淺顯的話語敷衍他,覺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覺得他天資不夠,是這樣嗎?
這大概是因為孔子的個性比較直率,有什麼就講什麼,因此批評別人的時候也非常直白。“小人哉”這句評語,大概是針對當樊遲的觀點而言的。孔子對每一個學生都是這樣,即便是對他心愛的弟子子路也是這麼嚴厲的批評過。
而且孔子教育學生,並不是把他培養成為有某種技能的專門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內容就是怎樣“做人”。孔子的學生樊遲向孔子請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學稼、圃之事,“老農”、“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見《論語·子路》)。這一點被用來指責孔子輕視體力勞動,實不盡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從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說孔子的教育內容並非這些專門技能。孔子另一弟子曾子就曾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論語·泰伯》),“籩豆之事”是指行禮之儀式,“有司”是執掌此儀式的專家,這樣說,並非曾子鄙視禮之儀節,而只是說這樣的專門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貴之“道”則不在此。君子所貴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與內容。《史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
而且,對於樊遲提出問題,孔子都以很淺顯的話語敷衍他,覺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覺得他天資不夠,這點正好說明了孔子的因材施教。的確,樊遲是天資不夠,因此孔子只給他講最基本的道理,只教他“仁”的最基本概念——“愛人”。這並不是說與孔子的循循善誘,有教無類有矛盾,只是說明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樊遲墓作為名人墓冢,有著較高的歷史價值,更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
樊遲求知心切,三次向孔子請教"仁"的學說,還問"知"、"崇德、修慝、辨惑"等,有謀略,並具有勇武精神。

軼事典故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仁離我不遠,仁在人心中,求仁而得仁。然何為仁?這卻不是能夠輕易說清楚的。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按《論語集注》,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儘管如此,《論語》中還是有很多處談及“仁”。這倒也不矛盾,因為孔子確實極少主動正面解釋“仁”,多是弟子問而他答。可是每一次回答又都不相同。其中尤以樊遲問得最多,一共三次。

樊遲問知

樊遲
樊遲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論語·雍也》)
按《論語集注》,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
這裡兼言仁與知,側重於二者之不同,恰可與緊接著一段相印證。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
按《論語集注》,朱子曰:“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而知與仁之分立見,誠如呂氏所云:“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先難”之謂,按《論語集注》,程子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既以“克己”解之,又可與《顏淵問仁》章對觀。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克己”之“克”,多解為“克制”,一時也無從反駁。又曰“為仁由己”,似乎要自己克制自己了,還是要仔細斟酌的。至於程朱,自然是要將其發揮為天理人慾之辨的了。

樊遲問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
這裡又是同時問知與仁,然而樊遲開始沒弄明白。按《論語集注》,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似乎又在說二者之不同。於是孔子再作解釋。按《論語集注》,朱子曰:“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可惜樊遲還是沒弄明白。按《論語集注》,朱子曰:“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於是子夏再作解釋,這才算說清楚了。知與仁原來是一致的。
以“愛人”解“仁”,倒也方便,然而是博愛嗎?恐怕並非如此。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 學而》)
這是有親疏先後之分的,由父母而兄長而朋友,然後才惠及眾人。這是人之常情。將這種人所共有的情感推而廣之,就能做到仁了。關於為仁之本的孝,再看一段對話。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陽貨》)
孔子對“三年之喪”的論述,但求心安;在他看來,這是親子之間不易的情感。可見,中國人的理性,既非可以算計的數理,也非可以邏輯推論的論理,而是從親情人倫出發的情理、倫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
按《論語集注》,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而“與人忠”,則是以己及人之道。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 里仁》)
何為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何為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
這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正是將對自己、對親人的情感投射於外,愛人如己。
樊遲三次問仁,孔子三次回答。單獨看其中的某一段,都覺得在情理之中;然而合起來看,要尋求它們之間的聯繫,卻總難免牽強,通而未通,似是而非。學者們多有談孔子的思想體系的,概而觀之,自成一說;然究之細節,或有捉襟見肘之嘆。原因我在第二問最後已有論及,發自內心的情感,是不能算計的,也難以邏輯推之。一篇好的文章,自然是要層次清楚,邏輯嚴密的了。然而孔子述而不作,他一生潦倒,也沒有機會去拿學位、評職稱,終於將人類這真實美好的情感貫徹到底了。

樊遲之墓


孔子去世后,樊遲同閔子(名損,字子騫)和宓子(名不齊,字子賤)來棠地(今魚台縣境內)辦學,傳道於濟水一帶。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卒,葬於故居西南一里許的濟水北岸,即今天的武台村。
樊遲墓地處魚台縣王魯鎮武台村南50米。佔地面積78平方米。北靠武棠亭遺址,南有閔子祠。此地域古迹比較集中,是魚台的歷史人文中心。以樊遲墓為中心,另有樊遲後人墓冢及部分明清時期碑刻。樊遲墓碑為清乾隆九年重刻立,上書“先賢樊子遲墓”,額部有篆書“古迹”二字。碑樓有聯曰:御車廣教化先賢德業千秋著,祀墓薦馨香后哲孝思萬代隆。另有明代碑刻兩塊,清代碑刻四塊。
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九月,樊遲安葬。
漢代,樊遲十一世孫樊宗、樊岩在樊遲墓附近大興土木,建起樊廟、樊府,擴大樊林,樹巨碑於墓前,歷代從祀。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樊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益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樊子”。
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在墓前立石碑。后三年被洪水衝倒,碑殘。
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九月,又立石碑,文曰“先賢樊子遲墓”。
1940年,因樊遲後裔樊照坤等人舉旗抗日,樊廟、樊府多次遭日偽焚燒破壞,樊氏譜牒幾乎燒盡。
1942年,樊氏族內集資欲修葺樊廟、府、林,因戰亂僅對墓碑增修了碑樓。
文革中,墓碑被砸斷。1985年,墓碑被重新樹立。
1996年10月,樊遲墓被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1996年11月,先後成立樊遲墓保護理事會、樊遲研究學會。
2001年3月,樊遲墓被公布為濟寧市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