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遲
孔子七十二賢弟子內的重要人物
樊遲，即樊須，名須，字子遲。春秋末魯國人(一說齊國人)。是孔子七十二賢弟子內的重要人物，繼承孔子興辦私學，在儒家學派廣受推崇的各個朝代享有較高禮遇。唐贈“樊伯”，宋封“益都侯”，明稱“先賢樊子”。其重農重稼思想在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
樊遲
他求知心切，三次向孔子請教“仁”的學說，還問“知”、“崇德、修慝、辨惑”等。他有謀略，並具有勇武精神，魯哀公十一年(前484)齊師伐魯，冉求率“左師”禦敵，冉求認為他能服從命令，以其為車右。魯軍不敢過溝迎戰，他建議冉求帶頭，冉求納之，魯軍大獲全勝。
樊遲興趣廣泛，除學道德、文章，還曾向孔子問“學稼”和“學為圃”，受到孔子的斥責。但他不愧孔門弟子中的佼佼者。
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他是其中之一。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封為“樊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益都侯”；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以“益都侯”從祀孔子。
好像每次樊遲提出問題，孔子都以很淺顯的話語敷衍他，覺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覺得他天資不夠，是這樣嗎？
這大概是因為孔子的個性比較直率，有什麼就講什麼，因此批評別人的時候也非常直白。“小人哉”這句評語，大概是針對當樊遲的觀點而言的。孔子對每一個學生都是這樣，即便是對他心愛的弟子子路也是這麼嚴厲的批評過。
而且孔子教育學生，並不是把他培養成為有某種技能的專門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內容就是怎樣“做人”。孔子的學生樊遲向孔子請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學稼、圃之事，“老農”、“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見《論語·子路》)。這一點被用來指責孔子輕視體力勞動，實不盡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從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說孔子的教育內容並非這些專門技能。孔子另一弟子曾子就曾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論語·泰伯》)，“籩豆之事”是指行禮之儀式，“有司”是執掌此儀式的專家，這樣說，並非曾子鄙視禮之儀節，而只是說這樣的專門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貴之“道”則不在此。君子所貴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與內容。《史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
而且，對於樊遲提出問題，孔子都以很淺顯的話語敷衍他，覺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覺得他天資不夠，這點正好說明了孔子的因材施教。的確，樊遲是天資不夠，因此孔子只給他講最基本的道理，只教他“仁”的最基本概念——“愛人”。這並不是說與孔子的循循善誘，有教無類有矛盾，只是說明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樊遲墓作為名人墓冢，有著較高的歷史價值，更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
樊遲求知心切，三次向孔子請教"仁"的學說，還問"知"、"崇德、修慝、辨惑"等，有謀略，並具有勇武精神。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仁離我不遠，仁在人心中，求仁而得仁。然何為仁？這卻不是能夠輕易說清楚的。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按《論語集注》，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儘管如此，《論語》中還是有很多處談及“仁”。這倒也不矛盾，因為孔子確實極少主動正面解釋“仁”，多是弟子問而他答。可是每一次回答又都不相同。其中尤以樊遲問得最多，一共三次。
樊遲
按《論語集注》，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
這裡兼言仁與知，側重於二者之不同，恰可與緊接著一段相印證。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
按《論語集注》，朱子曰：“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而知與仁之分立見，誠如呂氏所云：“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先難”之謂，按《論語集注》，程子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既以“克己”解之，又可與《顏淵問仁》章對觀。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克己”之“克”，多解為“克制”，一時也無從反駁。又曰“為仁由己”，似乎要自己克制自己了，還是要仔細斟酌的。至於程朱，自然是要將其發揮為天理人慾之辨的了。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
這裡又是同時問知與仁，然而樊遲開始沒弄明白。按《論語集注》，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似乎又在說二者之不同。於是孔子再作解釋。按《論語集注》，朱子曰：“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可惜樊遲還是沒弄明白。按《論語集注》，朱子曰：“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於是子夏再作解釋，這才算說清楚了。知與仁原來是一致的。
以“愛人”解“仁”，倒也方便，然而是博愛嗎？恐怕並非如此。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 學而》）
這是有親疏先後之分的，由父母而兄長而朋友，然後才惠及眾人。這是人之常情。將這種人所共有的情感推而廣之，就能做到仁了。關於為仁之本的孝，再看一段對話。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陽貨》)
孔子對“三年之喪”的論述，但求心安；在他看來，這是親子之間不易的情感。可見，中國人的理性，既非可以算計的數理，也非可以邏輯推論的論理，而是從親情人倫出發的情理、倫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
按《論語集注》，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而“與人忠”，則是以己及人之道。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 里仁》）
何為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何為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
這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正是將對自己、對親人的情感投射於外，愛人如己。
樊遲三次問仁，孔子三次回答。單獨看其中的某一段，都覺得在情理之中；然而合起來看，要尋求它們之間的聯繫，卻總難免牽強，通而未通，似是而非。學者們多有談孔子的思想體系的，概而觀之，自成一說；然究之細節，或有捉襟見肘之嘆。原因我在第二問最後已有論及，發自內心的情感，是不能算計的，也難以邏輯推之。一篇好的文章，自然是要層次清楚，邏輯嚴密的了。然而孔子述而不作，他一生潦倒，也沒有機會去拿學位、評職稱，終於將人類這真實美好的情感貫徹到底了。
樊遲墓地處魚台縣王魯鎮武台村南50米。佔地面積78平方米。北靠武棠亭遺址，南有閔子祠。此地域古迹比較集中，是魚台的歷史人文中心。以樊遲墓為中心，另有樊遲後人墓冢及部分明清時期碑刻。樊遲墓碑為清乾隆九年重刻立，上書“先賢樊子遲墓”，額部有篆書“古迹”二字。碑樓有聯曰：御車廣教化先賢德業千秋著，祀墓薦馨香后哲孝思萬代隆。另有明代碑刻兩塊，清代碑刻四塊。
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九月，樊遲安葬。
漢代，樊遲十一世孫樊宗、樊岩在樊遲墓附近大興土木，建起樊廟、樊府，擴大樊林，樹巨碑於墓前，歷代從祀。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樊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益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樊子”。
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在墓前立石碑。后三年被洪水衝倒，碑殘。
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九月，又立石碑，文曰“先賢樊子遲墓”。
1940年，因樊遲後裔樊照坤等人舉旗抗日，樊廟、樊府多次遭日偽焚燒破壞，樊氏譜牒幾乎燒盡。
1942年，樊氏族內集資欲修葺樊廟、府、林，因戰亂僅對墓碑增修了碑樓。
文革中，墓碑被砸斷。1985年，墓碑被重新樹立。
1996年10月，樊遲墓被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1996年11月，先後成立樊遲墓保護理事會、樊遲研究學會。
2001年3月，樊遲墓被公布為濟寧市文物保護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