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燕歌行》不僅是高適的“第一大篇”（近人趙熙評語），而且是整個唐代邊塞詩中的傑作，千古傳誦，良非偶然。開元十五年（727），高適曾北上薊門。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討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願：“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薊中作》）。可見他對東北邊塞軍事，下過一番研究工夫。開元二十一年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經略邊事，初有戰功。但二十四年，張讓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張守珪之命，逼迫平盧軍使烏知義出兵攻奚、契丹，先勝后敗。“守珪隱其狀，而妄奏克獲之功”（《舊唐書張守珪傳》）。高適對開元二十四年以後的兩次戰敗，感慨很深，因寫此篇。詩的主旨是譴責在皇帝鼓勵下的將領驕傲輕敵，荒淫失職，造成戰爭失敗，使廣大兵士受到極大的痛苦和犧牲。詩人寫的是邊塞戰爭，但重點不在於民族矛盾，而是同情廣大兵士，諷刺和憤恨不恤兵士的將軍。全詩以非常濃縮的筆墨，寫了一個戰役的全過程：第一段八句寫出師，第二段八句寫戰敗，第三段八句寫被圍，第四段四句寫死斗的結局。各段之間，脈理綿密。詩的發端兩句便指明了戰爭的方位和性質，見得是指陳時事，有感而發。“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貌似揄揚漢將去國時的威武榮耀，實則已隱含譏諷，預伏不文。樊噲在呂後面前說：“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便斥責他當面欺君該斬。（見《史記季布傳》）所以，這“橫行”的由來，就意味著恃勇輕敵。唐汝詢說：“言煙塵在東北，原非犯我內地，漢將所破特余寇耳。蓋此輩本重橫行，天子乃厚加禮貌，能不生邊釁乎？”（《解》卷十六）這樣理解是正確的。緊接著描寫行軍：“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透過這金鼓震天、大搖大擺前進的場面，可以揣知將軍臨戰前不可一世的驕態，也為下文反襯。戰端一啟，“校尉羽書飛瀚海”，一個“飛”字警告了軍情危急：“單於獵火照狼山”，猶如“看明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張孝祥《六州歌頭》）不意“殘賊”乃有如此威勢。從辭家去國到榆關、碣石，更到瀚海、狼山，八句詩概括了出征的歷程，逐步推進，氣氛也從寬緩漸入緊張。第二段寫戰鬥危急而失利。落筆便是“山川蕭條極邊土”，展現開闊而無險可憑的地帶，帶出一片肅殺的氣氛。“胡騎”迅急剽悍，象狂風暴雨，卷地而來。漢軍奮力迎敵，殺得昏天黑地，不辨死生。然而，就在此時此刻，那些將軍們卻遠離陣地尋歡作樂：“美人帳下猶歌舞！”這樣嚴酷的事實對比，有力地揭露了漢軍中將軍和兵士的矛盾，暗示了必敗的原因。所以緊接著就寫力竭兵稀，重圍難解，孤城落日，衰草連天，有著鮮明的邊塞特點的陰慘景色，烘托出殘兵敗卒心境的凄涼。“身當恩遇恆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回應上文，漢將“橫行”的豪氣業已灰飛煙滅，他的罪責也確定無疑了。

高適（704—765年），字達夫，滄州渤海縣（今河北省景縣）。唐朝時期大臣、邊塞詩人，安東都護高侃之孫。

天寶八年（749年），進士及第，授封丘縣尉。投靠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擔任掌書記。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輔佐哥舒翰把守潼關。天寶十五年（756年），護送唐玄宗進入成都，擢諫議大夫。出任淮南節度使，討伐永王李璘叛亂。討伐安史叛軍，解救睢陽之圍，歷任太子詹事、彭蜀二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廣德二年（764年），入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冊封渤海縣侯。

永泰元年（765年），去世，時年六十二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為忠。作為著名邊塞詩人，與岑參、王昌齡、王之渙合稱“邊塞四詩人”，著有《高常侍集》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