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

誕生於今蕪湖南陵縣奚灘鄉西梅村（原屬宣城縣）一個清末秀才家裡。梅氏在宣城是望族，宋代文學家梅聖俞，清初數學家梅文鼎等都是梅先生的遠祖，學術相傳，是梅氏的家風。

十二歲應童子試。

十八歲肄業安徽高等學堂。

1911年考取第三屆庚子賠款留美生考試。同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學。

民國二年夏，自威大轉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學。四年夏，轉往哈佛大學深造，專攻文學。

民國九年夏自美歸國，應劉伯明邀，到南京高等師範任教。

1920年回國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

1921年任國立東南大學（49年改為南京大學）洋文系主任。

1924年到美國哈佛大學任教。

1927年回國後任中央大學代理文學院院長。未幾，再往哈佛大學擔任漢文副教授，與於民國二十五年夏自美回國。

1936年任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副院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

1939年文理學院分開，任文學院院長。

先生學問淵博，為我國對中西文化思想很有研究的一位學者，但不輕意動筆，不急求出版，所以一生著作不多。其中文著述大多收入《梅光迪文錄》，英文著作收入家信集，以為附錄。

2011出版《文學演講集》。

與李今英結婚，治英國文學。

民國三十三年冬，始患心臟病，病發則氣逆嘔吐。次年春赴重慶休養，稍見康復，六月返遵義。九月病復劇，旋赴貴陽就醫，卒以沈痾不治。

1945年12月27日病歿，享年56。安葬於貴陽聖公會墓地。現具體地址為：貴陽市黔靈公園關刀岩。

創辦《學衡》雜誌。

1924年去美國講學。

民國二十七年當選為國民參政員。

歷史貢獻

當前學界提到學衡派，更多的是吳宓。對於學衡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梅光迪，即使專門研究者，也知之不多。其實，梅光迪是學衡派真正的創始人。梅光迪最早信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也最早對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提出了異議。為了反對胡適的白話文運動，他在中國留美學生中“‘招兵買馬’，到處搜求人才，聯合同志，擬回國對胡適作一全盤之大戰。”在他的鼓動下，吳宓投入白璧德門下。

但跟民國同時代學人相比，梅光迪“述而不作”，惜墨如金，著述很少。同時散見於各報章雜誌，搜求不易，遂使其人其文長期湮滅不聞。雖然也有人整理出版《梅光迪文錄》，但收錄的文章十分有限。當筆者讀完由梅鐵山、梅傑二位梅氏後人為其家族先賢梅光迪編成的《梅光迪文存》時，感到由衷的寬慰和欣喜。毫無疑問，這是目前為止，收錄梅光迪著述最全的一本文集。細讀之後，發現當中有不少罕見的而有極高價值的文獻，為梅光迪研究、學衡派研究，以及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增加了很有份量的新材料。

首先，《梅光迪文存》的面世，能夠進一步促進對於梅光迪的文化思想、文學思想、教育思想和生平事迹的研究。關於梅光迪思想的研究，當前研究主要依據的是梅光迪發表於《學衡》雜誌的幾篇文章，這幾篇文章均為文化批評，雖也涉及文學方面，但著墨不多。其實，梅光迪一生所學所教，均為文學。但他這方面的文字發表極少，以致世人了解無多，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而本書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遺憾。正如本書執行主編梅傑在《編後記》中所言，2008年，新疆傅宏星先生搜得“一厚冊梅光迪先生的油印講義，由三篇講義組成”，慨然相贈於中華梅氏文化研究會，本書遂有緣收錄。文學是梅光迪終身孜孜不倦所學、所教、所研之志業，這幾冊講義之面世，能夠使得我們對於他的文學思想有著更為深入的了解。

此外，從《梅光迪文存》中，處處可見梅光迪對大學教育，尤其是大學文科教育的思考。比如在悼念劉伯明的文章《九年後之回憶》中講道：“吾國大學，貌為取法美國分科之制，如文理法醫農工商是。實則美國大學，多文理同科，而為學校全部之中心。歷史悠久學術發揚之校，如哈佛耶魯尤然。文理科一面注重基本學程，全校學生，無論后習何科，皆須先受文理科之訓練。一面注重人文及純粹科學，所謂為學問而學問，不求急切實用。蓋與法醫農工商各科，在造成專門職業人才者，其精神大有區別也。在歐洲則農工商諸科多歸專門學校，而不直隸於大學本部，以其太近於實用也。吾國取法外製，然往往將其根本意義失去。”梅光迪這段話，到今天仍然振聾發聵。

其次，本書展現了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生活中的種種景象。學衡派本身就是一個學人團體。關於學衡派的發起、成長、終結以及學衡派諸成員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通過《吳宓日記》及《吳宓自編年譜》等材料來了解和研究。而這本文存，則可以進一步豐富我們對學衡派研究的資料。關於梅光迪和學衡派的關係，各種資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梅光迪是學衡派最早的發起人。但是從1923年初起，也就是《學衡》雜誌創刊一年多，梅光迪就再也沒有給《學衡》寫過文章。這主要是由於梅光迪和吳宓在理念上的分歧造成的。梅光迪也曾對他人表示：《學衡》雜誌辦得不好，與他本人再無關係。對此，《吳宓日記》與《吳宓自編年譜》當中多有抱怨。似至這一時期，梅光迪與學衡派已經不再有任何關係。對於這一樁公案的來龍去脈，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在閱讀《梅光迪文存》之後，就會發現梅光迪與學衡派之間，無論從思想上、情感上還是個人交誼上，從來沒有中斷過聯繫。1932年，在學衡派最為重要的組織者劉伯明去世九周年之際，梅光迪撰文沉痛悼念，表達了其與劉伯明之間，其實也是同學衡同仁之間深沉的感情。而《人文主義和現代中國》（約寫於1930年）一文，則高度評價了吳宓的工作：“《學衡》，一本創辦於1922年的中文月刊。其主編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吳宓先生。他是中國人文主義運動最熱忱而忠誠的捍衛者。”1940年，梅光迪路過昆明時，還專程拜訪了吳宓和另外兩個學衡派的重要成員湯用彤、陳寅恪。可見，他們的私人情誼從來沒有破裂過。梅光迪與其他學衡派成員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郭斌龢是梅光迪在中央大學與浙江大學的同事，從梅光迪的日記和書信來看，他們之間不僅是同事，更是日常生活當中極為密切的朋友。1938年，梅光迪和學衡派的老朋友柳詒徵來浙江大學任教。梅對柳的評價極高，認為柳詒徵與馬一浮“他們兩個的組合或可周知有關中學和中國文化的知識，目前在中國還沒有第三個人可以和他們相比。”

《梅光迪文存》還為我們解讀馬一浮任教浙江大學一事提供了一些有參考價值的細節。馬一浮在當時已經在學界負有盛名，但他拒絕任教於任何新式大學，包括蔡元培與蔣介石的邀請，也予以拒絕。但抗戰初期，他一改此前的作風，就教於浙江大學。箇中原因，歷來說法不一。梅光迪作為禮聘馬一浮的當事人，他在書信當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事情的真相。馬一浮來浙江大學，並不是因為高薪吸引，實際上馬一浮薪水並不高，“每個月300塊錢”。最關鍵在於“我們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他不會像其他教授那樣講課，而是一周兩到三次公開對全校師生開講座。另外，他還單獨給一些資質很高的學生做單獨指導，這些學生一周去他的住處一到兩次”。梅光迪還專門制定了馬一浮開講座時學生必須遵守的禮節：“1.在馬先生進入教室的時候，他們必須起立，直到他坐下為止。2.他們不能製造任何噪音，如談話或咳嗽；任何違規者將會被立即趕出教室。3.在講座最後，當演講者站起來要走的時候，他們都要直立，並且站在原地直到他走為止。”參考其他資料我們可以看出，馬一浮拒絕前往新式大學任教，是認為他一直認為這種方式有失師道尊嚴，“古聞來學，未聞往教”，而浙江大學“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實際上在馬一浮身上，恢復了古代書院的師生關係與授課制度，深刻地體現了老師的尊嚴，這深合馬一浮的書院理想，這才前往就教。在書信中，梅光迪對馬一浮的評價高得無以復加，可以想見，馬一浮能去浙大任教，與梅光迪的舉薦與奔忙是分不開的。

梅光迪在日記和書信中，還多處提到教師的薪金與各地的物價，這些都是難得的教育史、社會史資料。（《《梅光迪文存》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