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本

北堂書鈔》卷一三五“王母巾箱”條引《漢武內傳》，說帝見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後序說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嘗以自隨，故得猶在。《南史》卷四十一載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南宋戴埴《鼠璞》說：“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蕭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可見無論手寫本書，刻印本書，只要開本小，於隨身攜帶的巾箱小篋中能夠裝下，都可稱為袖珍本。[與正常開本相比較的袖珍本《通鑒纂要》(清乾隆版)]

進入雕版印刷時代以後，巾箱本仍然因為其便於攜帶，受到不少圖書消費者的青睞。而且，由於開本小，節省了印刷材料，降低了生產成本，書價也就相應便宜了很多．圖書出版商可以採取薄利多銷的營銷方式，更容易佔領市場。精明的圖書出版者們自然不會忽視這樣的商機．歷代因此刊刻了不少巾箱本。

例如，僅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琅書目》一書中，卷1著錄有宋版巾箱本《東萊家塾讀詩記》、《五經》等，其中《五經》是“行密字展，朗若列眉”；卷2著錄有宋版巾箱本《南華真經》、《太學新編排韻字類》等，而其中《南華真經》“版高不及半尺，較之經部中《五經》及《東萊家塾讀詩記》，尺寸尤縮，而字畫倍加纖朗”；卷3著錄有宋版巾箱本《玉台新詠》、《聖宋文選》、《選青賦箋》等；卷5著錄有元版巾箱本《九經》、《十七史詳節》等；卷6著錄元版巾箱本《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東坡集》、《類編層瀾文選》、《新編古賦題》等；卷7著錄有明版巾箱本《埤雅》；卷10著錄有明版巾箱本《老泉先生文集》、《文苑英華纂要》等。

清代圖書出版者也刊刻了不少巾箱本，例如，王士稹《分甘餘話》卷3提到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葉德輝《書林清話》提到“乾隆十三年姚培謙刻《世說》八卷，五行十一字本，長止今工部尺一寸八分，寬一寸一分。又乾隆中蘇州彭氏刻有《論》、《孟》註疏兩種，行字極細密，長止今工部尺二寸，寬一寸七分”。據葉德輝的說法，則清代不少巾箱本的製作在尺寸上比起前代來要更小。

袖珍，原意是可以放在袖內攜帶的小型東西，含有珍貴之意。現也用來泛指小型物品。開本很小的圖書，由於這種圖書體積小，攜帶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稱為袖珍本。古代書商還刻印有一種儒經解題之類小冊子，專供科舉考生挾帶作弊之用，這種袖珍本則稱為挾帶本。

袖珍本，即指版本較小的書籍。早在漢、晉時期，我國就有了版本較小的書籍，叫做“巾箱本”。巾箱，是古代裝頭巾的小篋，書籍可以放在巾箱裡邊，可見其小。清乾隆期間，武英殿刻印“經史”，剩了很多小塊木頭，棄之可惜，乃仿古人巾箱之意。刻印武英殿袖珍本書《古香齋十種》。這就是袖珍本這個名詞的由來。

大致說來，中國古代圖書出版商更傾向於把以下幾類書製作成巾箱本：

一是和科舉考試有關的圖書。前引戴埴話里已經提到，當時(戴埴大約為南宋末年人)巾箱本之所以盛行，早已不是像蕭鈞那樣是因為好學所致，而是為了便於科舉考試時挾帶，用來作弊時目標小，不易被察覺，一如今日各類考試中經常能查檢出的縮印小抄。這種情況一直到清朝後期還有，《清稗類鈔·考試類》“搜檢”條記載：

道、咸前，大小科場搜檢至嚴，有至解衣脫履者。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於是詐偽百出。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並以所攜考籃酒鰲與研之屬，皆為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靴底雙屜者。

這裡提到的“石印小本書”就是用當時較新的印刷技術製作的巾箱本。當然，平時隨身攜帶，也便於讀書人揣摩舉業。因此，科舉類圖書製作成巾箱本很好銷售，例如《天祿琳琅書目》卷6就說《類編層瀾文選》“系當時帖括之書，書賈刻以謀利者，故仿宋巾箱本式，取易售耳”。

之所以用較小的紙張以及密行小字印小說，不僅是為了攜帶方便，也是為了降低出版成本，壓低書價，以便更多收入較低的市井百姓(相對來說。哲學、歷史、文集類圖書的讀者主要是士人，而小說類圖書的讀者除了士人還有大量的市井百姓)也能夠買得起小說閱讀。

巾箱本或又稱“袖珍本”，例如前述壯遊子《天下水陸路程》一書序中就提到把該書“刻成袖珍”。

“袖珍”二字，本意指的是可藏於懷袖中隨身攜帶，除了物件本身體積小這一特點外，一般還是主人極為珍視、須臾不可離之物。例如，宋代米芾曾得到褚遂良摹的蘭亭序帖真跡，割截成“袖珍帖”(李光瑛《金石文考略》卷3“米跋褚摹蘭亭序”條)。米顛此舉，自是因為對褚遂良摹寫的這件法書珍若尺璧，為了隨身攜帶、隨時觀摩，於是把整幅大的法書分割、裝幀成更小的帖子。而董其昌跋米芾之子米友仁《水墨雲山卷》，也提到小米“自稱有設色袖珍卷，為生平第一”，這裡的“袖珍卷”，側重強調的應該是畫的尺幅很小。可見，至少在宋代，法書帖子以及畫卷等也有“袖珍”一說。

明代有些書籍，書名上也有“袖珍”二字，例如明代徐用宣撰《袖珍小兒方》十卷、李恆撰《袖珍方》四卷等，只是並不清楚二書是否為巾箱本，或許二書書名只是取隨身珍藏之意。但是從《天下水陸路程》一書序言的提法，我們可以推測，在明代時，人們已經把“巾箱本”和“袖珍本”混著叫了。清代沿襲了這一習慣。例如，《國朝宮史》卷35載：

乾隆十一年，皇上校鐫經史，卷帙浩繁，梨棗餘材，不令遺棄，爰仿古人“巾箱”之式，命刻古香齋袖珍諸書。

乾隆皇帝下令把武英殿刻經、史剩下的邊角料利用起來，模仿古人巾箱本樣式，刻成所謂“古香齋袖珍書”，這些書包括：《古香齋袖珍四書五經》一部，《古香齋袖珍史記》一部，《古香齋袖珍綱目三編》一部，《古香齋袖珍古文淵鑒》一部，《古香齋袖珍朱子全書》一部，《古香齋袖珍淵鑒類函》一部，《古香齋袖珍初學記》一部，《古香齋袖珍施注蘇詩》一部，《古香齋袖珍春明夢餘錄》一部等。

乾隆時人們把“袖珍本”和“巾箱本”混稱，還有一例子可以證明。如上所述，《施注蘇詩》一書為古香齋袖珍之一種，《四庫全書總目》該書提要則徑稱其為“巾箱本”，說“乾隆初，又詔內府刊為巾箱本，取攜既便，遂衣被彌宏”。可見．此時人們心目中，袖珍本就是巾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