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不毀鄉校頌

文章開首敘述子產不毀鄉校的經過和由此而產生的政績。子產廣開言路，並不因當時鄭人紛紛出入鄉校去議論他治國的方法就去毀掉鄉校，而是從鄉校的輿論中去檢視治國的政令是否得當。他開明的政治作風，使鄭國得到了好的管理，並且很快安定下來。在這裡作者把《左傳》中的散文改作韻文，卻不用當時一般韻文中常見的難字或拗句，仍然沿襲了散文的法度，明白暢曉、娓娓道來。文中既嚴格遵照史載事實，又不受古已有之的記載的約束，字字句句彷彿信手拈來，自然合拍，全然語由己出，渾無牽強滯澀之感。在《子產不毀鄉校頒》中，他善於挑選和組織字意淺顯卻又富於表現力的古代書面語言。像“游於鄉之校，眾口囂囂”、“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上塞下聾，邦其傾矣”等，前者是描寫鄭人聚於鄉校議論的情景，後者是比喻民言像河水一樣不可阻塞，文字都深入淺出。

然而只將子產的事情用出色的文筆轉述出來，雖然已表達出了作者的感情傾向，但就作品本身來說，還只是下面繼之以贊頒和議論的根據；對美文整體而言，也主要是尚未予以開括的具體事項。作者緊接著在下面舉例了周朝興衰的例子：“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己衰，謗者使監”。據《詩·大雅·行葦》的序和《國語·周語》中先後記載，在周文王姬昌的十一世祖公劉時，已舉行奉養老人的典禮，請求年高有德的老人發表建議，並把他們的話當作施政的標準。當到了周厲王姬胡的時期，厲王暴虐無道，引起百姓非議。他便派衛巫去監視人們，聽到誰罵他，就把說話的人殺掉，使國人敢怒不敢言。後來百姓終於起來一致反抗他，將他放逐了出去。這樣從子產之事又轉到周朝興衰的例子上去，從形式上來看，屬於一種“墊高”式寫法。墊高即好比提高水位，使水下落時更加有力。作者記述了子產的暢通民意、治國有方。如此再加以周朝達民意和阻言路所導致的興亡正反兩方面例子，便進一步加強了作品論證的力量，使文章顯得波浪層疊，更帶有吸引力。同時作者不將眼光局限在個別事物上，而是由此擴展，在更廣闊、深遠的歷史範圍內引征更多的事例來共同論證，無疑也增加了作品敘事、議論的美感厚度。由此在文章最後部分再過渡到對子產的強烈讚頌，表達作者對其“化止一國”的惋惜和“後無來者”的感嘆，直至“我思古人”，思古以慨今，首尾呼應，將文章進一步推向了深入。作者寄寓遙深的思想情感，給讀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歷史的經驗證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個別的聖君賢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證人民群眾可以批評議論執政者及或作為，社會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也都能及時反映出來，以便使人們通過實踐、試驗和比較，認識真理。否則就會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下塞上聾，邦或傾矣！”同時，制度還要保證使那些思想品質好、有才幹的人材能不斷地被選拔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使他們能大展宏圖。

唐德宗時，發生太學生薛約因為進言得罪當權事件，由此引起一場政治風波。貞元十五年（799年），薛約被迫遷往連州（今廣東連縣），國子司業陽城十分同情薛約的遭遇，親自為他設宴送行，因而就被視為偏袒罪人，貶為道州刺史。太學生二百七十人來到朝門請願，要求留下陽城，一連住了幾天，他們的奏硫因被官吏阻擋未能送上。當權者壓制太學生的做法，當時曾引起正直之士的強烈不滿。就在這年，作者以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僚屬身份來到京城，寫下這篇文章，以詠嘆春秋時期鄭國賢相子產不毀鄉校之事，含有諷諫當朝執政應以古人為借鑒，開放言路，了解下情的意思。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子產之識遠，故不毀鄉校。退之之思深，故為頌。

清林雲銘《韓文起》卷七：此欲國家大開言路而作也。所引乞言監謗，明明是人君之事，因不便斥言人君，故歸重於執政；又不便突言子政，故借子產之相鄭國，惜其不得大用，而以“有君無臣”四字，作籠統語，逼出立言本旨，多少渾雅。起結皆用“我思古人”句，見得是道必不可復見於今之意。妙在“誰其嗣之”四字，乃國人誦子產現成語，不即不離間，有無窮之味。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韓文公”。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因論事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一生著述頗豐，文學造詣極高，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寫作極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進學解》、《順宗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