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摭言

唐摭言

《唐摭言》是古代文言軼事小說集,出版時間不詳。撰者為唐末五代王定保(870~940)。全書共15卷,分一百零三門。

每卷分若干標題,每個標題下或作綜合論述,或分記若干有關故實,大致前三卷匯錄科舉制度掌故,其餘十二卷按類記敘科舉士人言行。記敘詳細、生動,但又很少神奇怪異;且次序較有系統,多為選舉志所未備。

內容介紹


唐摭言
唐摭言
記述大量唐代詩人文士的遺聞佚事,多記正史所不詳述者,李慈銘指出:“唐人登科記等盡佚,僅存此書,故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越縵堂讀書記》)。書中還記述了不少唐代詩人文士的遺聞佚事,可以窺見當時文人風貌之一斑;又保存了不少唐人別集所失載的斷章零句,可以作為唐詩輯佚的重要依據。
首先,它對唐代科舉制度尤其是進士科的記載甚詳。《唐摭言》載:“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科舉為中小地主開闢了入仕途徑。這在《唐摭言》中也有反映。書中列舉了“孤寒”及第而登高位的事例,“隨僧齋飡”為“諸僧厭怠”的王播,便是流傳甚廣的一例。唐王朝利用科舉特別是進士試,刺激、網羅了一批中下層知識分子,調和了階級矛盾,鞏固了封建統治。唐太宗對此頗為得意,《唐摭言》記述道:“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書中還記載,唐代科舉的試卷不糊名,取錄進士除看試卷外,還要參考甚至完全依據應試者平時的作品和聲譽。因之,應試者必須向“先達聞人”尤其是“通榜”者(參與決定取錄名單的權要)呈獻自己平時的力作,爭取他們的“拂拭吹噓”。這在當時被稱為“行卷”。“行卷”多而且濫,以至“公卿之門,捲軸填巷,率為閽媼脂燭費”。一些主試官不得不規定“行卷”數量,有的對送來的作品連看都不看。誠然,也有甘當後進的知己、不遺餘力提拔新生力量的人。《唐摭言》也生動地介紹了韓愈、皇甫湜獎掖牛僧孺和吳武陵力薦杜牧的事例。)
科舉雖較隋唐前的薦舉、“九品官人法”得人,但也存在種種弊端。因其與文人的命運攸關,故競爭特別激烈,據《唐摭言》載,請託、通關節、場外議定名次等無所不有。什麼“表薦及第”、“敕賜及第”、“落第重收”也屢見不鮮。裴思謙拿著宦官仇士良的信逼著主考官高鍇非給“狀元”不可;郭薰因和丞相於琮有“硯席之交”,進士考試尚未揭曉,就在百官到慈恩寺行香的時候散發署名“新及第進士郭熏”的“彩貼子千餘”。上述種種,正如王泠然所說:“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有行有才”之人,因“無媒無黨”,則“不得舉”,只能“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唐摭言》披露的許多事實,對於我們了解唐代科舉的流弊和封建社會的黑暗很有意義。此外,《唐摭言》還記載了進士考試的制度、禮儀、活動、科舉同兩監興衰的關係及“場屋”中的趣事等。正因如此,後世著作凡談及唐代科舉制度都往往從中援引資料。
其次,《唐摭言》記述了當時的文士風習,彙輯了一些詩人墨客的遺聞軼事。筆者粗略統計,全書出現了近四百人的名字,載有詩文或事迹的也有一百幾十人,如杜甫、韓愈、白居易等。我們從中可窺見唐代一些詩人、文士的生活風貌,他們之間的交往,當時人對他們及其詩文的評價。有唐一代詩人很多,正史有傳的卻不多。《唐摭言》彙輯的一些資料,能在某些方面彌補正史的不足。賈島中唐的一位重要詩人,但可供稽考的資料很少,有關他的各種傳說,大都散見於私人著述。《唐摭言》所載他“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肆侮”武宗皇帝等故事便很有價值。關於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為道士”的記載,不見他書,從而為研究戴叔倫生平提供了新線索。至於本書載的白居易以歌詩謁顧況柳公權奉敕賦詩救宮嬪、孟浩然遇明皇而“無官受黜”、薛令之“以詩自悼”而被明皇逐出宮廷等軼事,都是很珍貴的文學史料。《唐摭言》收集的拾金不昧的裴度、願娶獨眼女的孫泰、解囊濟人危困的郭元振、拜小吏為師的李相,還有不為“狀元”名位所誘、不“輕負至交”的白敏中等故事,是歷代傳誦的佳話,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
又次,《唐摭言》保存了唐代許多詩人的零章斷句。如卷六《公薦》門載有崔顥的《薦樊衡書》,後為清代編輯的《全唐文》所收錄。據岑仲勉先生考證,崔顥的文章留存至今的僅此一篇。若無《唐摭言》,此文也必定失傳。吉中孚,系“大曆十才子”之一,但其詩止存一首,文則蕩然無存。《唐摭言》卷十三《無名子謗議》門卻載有他的判詞數句,彌足珍貴。類似例子還有。王定保留意收集詩人名士本集和別集所失載的詩文,片言隻語也不遺棄,為後人提供了研究之便,這個貢獻是不應抹煞的。
王定保以《唐摭言》為書名,含自謙意。“摭”,就是拾取、摘取。實際上,他不僅記述、彙輯了豐富多彩的資料(其中有幾條資料已註明是從《國史補》、《實錄》轉引的),進行了加工、整理、分類,而且根據儒家經典和傳統道德,結合各門的內容,針對當時社會的情況,寫了二十多篇《論》、《贊》,對一些問題進行了總結、評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明確的所是和所非,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有述有作”。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唐太宗設置進士科“志在牢籠英彥”、“為官擇人”。他對“貴彼生知,恥乎下學”的浮薄風氣很不滿意,認為“風教頹圮,莫甚於此”;主張“人無常師,主善為師”,讚賞李相“北面而師”小吏的精神,稱之為“曠古一人”!他論述才與識的關係時說:“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於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修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藏者也”,要成為“君子”,必須“美才高識”。這裡講的“識”,含有“德”的內容。唐代的詩人大都嗜酒,以致經常發生杜甫醉登嚴武床一類的“酒失”。王定保論道:“沈酗之失,聖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他還指斥了文士“惜名”的風尚,說:“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王定保在《論》、《贊》中提出來的某些觀點,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唐摭言
唐摭言
《唐摭言》帶有一定的考證性質,所載材料比較信實可靠。因為王定保是五代人,離唐代很近,他又“樂聞科第之美,嘗咨訪於前達間”,“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向他提供材料的有陸扆、吳融、李渥、顏蕘、王溥、王渙、廬延讓、楊贊圖、崔籍若諸人。他們都是當時的顯貴或名士。如陸扆是丞相,吳氏是翰林侍郎又是作者的岳父,王溥是他的“從翁”,廬、楊、崔三氏則和他同年舉進士第。所以,書中所載多是他親眼所見或親耳所聞的事情。《唐摭言》一書,頗受後世著作家重視。宋初編《太平廣記》,於它幾乎十收八九;宋代余江人計有功撰《唐詩紀事》,也多取資於此。清代的《四庫全書》收錄了《唐摭言》,並且在提要中指出:“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為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清代文學家李慈銘雖認為王定保“識趣甚卑”,“所載多委瑣”,卻也不能不肯定《唐摭言》的價值,指出其“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在我們今天看來,《唐摭言》對於了解、研究唐代的社會、教育、科舉、文學及人物,都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當然,這部著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有的內容很荒誕,宣揚了迷信和因果報應。在結構編排上有些混亂,本是分門系事,但有的“門”和“事”不相符,或同一事分系兩門,前後重複。不過這並不影響它的參考價值。

版本


《唐摭言》除明代有節刊本外,全書靠抄本流傳,到清代才據抄本印成全刊本。通行的以《學津討原》和《雅雨堂叢書》本為較好。《稗海》本刪削大半,內容不全。古典文學出版社曾於1957年以《雅雨堂》刻本為據,並參照《學津討原》本補正了若干文字,排印出版,但仍有一些錯別字。1960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重版本又曾予以重印。
(1)《稗海》本,較通行,但不足。
(2)清乾隆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
(3)《學津討原》影印本。
(4)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本,據《雅雨堂叢書》本,又用《學津討原》本校補,並附清蔣光煦《斠補隅錄》中此書的校勘記。1960年中華書局、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繼重印。
(5)《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載岑仲勉《跋唐摭言》,對此書紀事本身的錯誤作了糾正。

作者生平


王定保(870~940),吳融之婿。南昌(今屬江西)人。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進士及第,為容管巡官,后遭亂不能北返,入仕南漢。大有十三年(940),由寧遠節度使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王定保,五代時南昌人,字翊聖。其生平事迹,人們知道得很少,據《十國春秋》、《五代史》,知他生於唐咸通庚寅歲(870年),卒年不詳,據《四庫全書提要》說,當在周世宗顯德元年(954年)以後。他早年曾與安徽的曹松隱居廬山,唐光化三年(900年)中進士第,隨後南遊湖湘,任容管(今廣西南寧市南)巡官。這時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他即“避難”於廣州,在節度史劉隱處為幕客。公元917年,劉隱去世,其弟劉龑圖謀稱帝,建立南漢國,擔心王定保不服從,於是派遣他出使荊南。當他完成使命返回時,劉龑已登基做了南漢皇帝。為了安撫王定保,劉龑派大臣前往迎接,主動告訴他稱帝建國的事情。王定保沒有表示反對,但對故意把他支使開的做法很不滿,因而譏諷道:“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唐朝節度使匾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劉龑知道后苦笑說:“朕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矣。”王定保此後一直在南漢國任職,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他善文辭,曾寫過一篇《南宮七奇賦》,“一時稱為絕倫”。他“雅好著述,老而彌篤”,《唐摭言》就是其暮年之作。

書籍評價


科舉制度興於隋,而盛於唐,對於中國歷史來說是劃時代的制度變革。對於這樣重要的制度,兩《唐書》的志、《唐六典》、《唐會要》、《通典》都限於體例,僅能了解其框架,而難以了解唐代科舉制度的鮮活生動的一面。要全面了解唐代科舉制度,《唐摭言》是最為重要的文獻。
理清了《唐摭言》的版本系統,即雅雨本和學津本的淵源遞嬗關係。此次整理點校所用的底本是學津本,然後用與雅雨堂本同出於王士禎抄本的舒木魯明本對校。這裡不用雅雨本作底本和主要的對校本,是因為經過黃永年先生研究,舒木魯明本和雅雨本雖然同出於王士禎抄本,但前者文字遠善於後者。因舒木魯明本藏本較少,得見者少,所以在歷次點校整理中很少能用到此本,得益於黃壽成博士家藏之便,此次整理得以保證版本上的優勢。
其次,黃博士據以對校的還有傅增湘校本。此校本,是據天一閣抄本而校,質量在雅雨堂本之上。據黃博士研究,傅校本可以增補現有其他版本所不見的缺文。
能體現此書優點的第二個方面是標點。這部成書於晚唐五代的筆記小札,在行文中有唐代白話,夾雜文言,說不準還有南方方言,讀起來頗為費勁,經常不知道在哪裡停頓。雖然經古典文學社和姜漢椿先生先後刊行、標點,但是難以讀通的地方仍有多處。黃壽成博士的新標點較之前兩個標點本更為合理。
總之,此次整理點校的《唐摭言》理清了版本系統,以簡馭繁,大大減少了校勘的工作量,也減輕了讀者的負擔。其次,使用了之前版本所不見的兩種珍貴善本:舒木魯明抄本和傅增湘校本,因而校出了大量之前未能發現的訛誤,並增補了一些缺文。另外在標點上又有新的突破,使之成為更接近原本的精善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