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摭言

記述大量唐代詩人文士的遺聞佚事，多記正史所不詳述者，李慈銘指出：“唐人登科記等盡佚，僅存此書，故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越縵堂讀書記》）。書中還記述了不少唐代詩人文士的遺聞佚事，可以窺見當時文人風貌之一斑；又保存了不少唐人別集所失載的斷章零句，可以作為唐詩輯佚的重要依據。

首先，它對唐代科舉制度尤其是進士科的記載甚詳。《唐摭言》載：“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科舉為中小地主開闢了入仕途徑。這在《唐摭言》中也有反映。書中列舉了“孤寒”及第而登高位的事例，“隨僧齋飡”為“諸僧厭怠”的王播，便是流傳甚廣的一例。唐王朝利用科舉特別是進士試，刺激、網羅了一批中下層知識分子，調和了階級矛盾，鞏固了封建統治。唐太宗對此頗為得意，《唐摭言》記述道：“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書中還記載，唐代科舉的試卷不糊名，取錄進士除看試卷外，還要參考甚至完全依據應試者平時的作品和聲譽。因之，應試者必須向“先達聞人”尤其是“通榜”者（參與決定取錄名單的權要）呈獻自己平時的力作，爭取他們的“拂拭吹噓”。這在當時被稱為“行卷”。“行卷”多而且濫，以至“公卿之門，捲軸填巷，率為閽媼脂燭費”。一些主試官不得不規定“行卷”數量，有的對送來的作品連看都不看。誠然，也有甘當後進的知己、不遺餘力提拔新生力量的人。《唐摭言》也生動地介紹了韓愈、皇甫湜獎掖牛僧孺和吳武陵力薦杜牧的事例。)

科舉雖較隋唐前的薦舉、“九品官人法”得人，但也存在種種弊端。因其與文人的命運攸關，故競爭特別激烈，據《唐摭言》載，請託、通關節、場外議定名次等無所不有。什麼“表薦及第”、“敕賜及第”、“落第重收”也屢見不鮮。裴思謙拿著宦官仇士良的信逼著主考官高鍇非給“狀元”不可；郭薰因和丞相於琮有“硯席之交”，進士考試尚未揭曉，就在百官到慈恩寺行香的時候散發署名“新及第進士郭熏”的“彩貼子千餘”。上述種種，正如王泠然所說：“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有行有才”之人，因“無媒無黨”，則“不得舉”，只能“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唐摭言》披露的許多事實，對於我們了解唐代科舉的流弊和封建社會的黑暗很有意義。此外，《唐摭言》還記載了進士考試的制度、禮儀、活動、科舉同兩監興衰的關係及“場屋”中的趣事等。正因如此，後世著作凡談及唐代科舉制度都往往從中援引資料。

其次，《唐摭言》記述了當時的文士風習，彙輯了一些詩人墨客的遺聞軼事。筆者粗略統計，全書出現了近四百人的名字，載有詩文或事迹的也有一百幾十人，如杜甫、韓愈、白居易等。我們從中可窺見唐代一些詩人、文士的生活風貌，他們之間的交往，當時人對他們及其詩文的評價。有唐一代詩人很多，正史有傳的卻不多。《唐摭言》彙輯的一些資料，能在某些方面彌補正史的不足。賈島是中唐的一位重要詩人，但可供稽考的資料很少，有關他的各種傳說，大都散見於私人著述。《唐摭言》所載他“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肆侮”武宗皇帝等故事便很有價值。關於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為道士”的記載，不見他書，從而為研究戴叔倫生平提供了新線索。至於本書載的白居易以歌詩謁顧況、柳公權奉敕賦詩救宮嬪、孟浩然遇明皇而“無官受黜”、薛令之“以詩自悼”而被明皇逐出宮廷等軼事，都是很珍貴的文學史料。《唐摭言》收集的拾金不昧的裴度、願娶獨眼女的孫泰、解囊濟人危困的郭元振、拜小吏為師的李相，還有不為“狀元”名位所誘、不“輕負至交”的白敏中等故事，是歷代傳誦的佳話，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

又次，《唐摭言》保存了唐代許多詩人的零章斷句。如卷六《公薦》門載有崔顥的《薦樊衡書》，後為清代編輯的《全唐文》所收錄。據岑仲勉先生考證，崔顥的文章留存至今的僅此一篇。若無《唐摭言》，此文也必定失傳。吉中孚，系“大曆十才子”之一，但其詩止存一首，文則蕩然無存。《唐摭言》卷十三《無名子謗議》門卻載有他的判詞數句，彌足珍貴。類似例子還有。王定保留意收集詩人名士本集和別集所失載的詩文，片言隻語也不遺棄，為後人提供了研究之便，這個貢獻是不應抹煞的。

王定保以《唐摭言》為書名，含自謙意。“摭”，就是拾取、摘取。實際上，他不僅記述、彙輯了豐富多彩的資料（其中有幾條資料已註明是從《國史補》、《實錄》轉引的），進行了加工、整理、分類，而且根據儒家經典和傳統道德，結合各門的內容，針對當時社會的情況，寫了二十多篇《論》、《贊》，對一些問題進行了總結、評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明確的所是和所非，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有述有作”。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唐太宗設置進士科“志在牢籠英彥”、“為官擇人”。他對“貴彼生知，恥乎下學”的浮薄風氣很不滿意，認為“風教頹圮，莫甚於此”；主張“人無常師，主善為師”，讚賞李相“北面而師”小吏的精神，稱之為“曠古一人”！他論述才與識的關係時說：“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於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修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藏者也”，要成為“君子”，必須“美才高識”。這裡講的“識”，含有“德”的內容。唐代的詩人大都嗜酒，以致經常發生杜甫醉登嚴武床一類的“酒失”。王定保論道：“沈酗之失，聖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他還指斥了文士“惜名”的風尚，說：“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王定保在《論》、《贊》中提出來的某些觀點，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唐摭言》帶有一定的考證性質，所載材料比較信實可靠。因為王定保是五代人，離唐代很近，他又“樂聞科第之美，嘗咨訪於前達間”，“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向他提供材料的有陸扆、吳融、李渥、顏蕘、王溥、王渙、廬延讓、楊贊圖、崔籍若諸人。他們都是當時的顯貴或名士。如陸扆是丞相，吳氏是翰林侍郎又是作者的岳父，王溥是他的“從翁”，廬、楊、崔三氏則和他同年舉進士第。所以，書中所載多是他親眼所見或親耳所聞的事情。《唐摭言》一書，頗受後世著作家重視。宋初編《太平廣記》，於它幾乎十收八九；宋代余江人計有功撰《唐詩紀事》，也多取資於此。清代的《四庫全書》收錄了《唐摭言》，並且在提要中指出：“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為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清代文學家李慈銘雖認為王定保“識趣甚卑”，“所載多委瑣”，卻也不能不肯定《唐摭言》的價值，指出其“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在我們今天看來，《唐摭言》對於了解、研究唐代的社會、教育、科舉、文學及人物，都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當然，這部著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有的內容很荒誕，宣揚了迷信和因果報應。在結構編排上有些混亂，本是分門系事，但有的“門”和“事”不相符，或同一事分系兩門，前後重複。不過這並不影響它的參考價值。

《唐摭言》除明代有節刊本外，全書靠抄本流傳，到清代才據抄本印成全刊本。通行的以《學津討原》和《雅雨堂叢書》本為較好。《稗海》本刪削大半，內容不全。古典文學出版社曾於1957年以《雅雨堂》刻本為據，並參照《學津討原》本補正了若干文字，排印出版，但仍有一些錯別字。1960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重版本又曾予以重印。

（1）《稗海》本，較通行，但不足。

（2）清乾隆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

（3）《學津討原》影印本。

（4）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本，據《雅雨堂叢書》本，又用《學津討原》本校補，並附清蔣光煦《斠補隅錄》中此書的校勘記。1960年中華書局、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繼重印。

（5）《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載岑仲勉《跋唐摭言》，對此書紀事本身的錯誤作了糾正。

王定保(870～940)，吳融之婿。南昌（今屬江西）人。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進士及第，為容管巡官，后遭亂不能北返，入仕南漢。大有十三年(940)，由寧遠節度使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王定保，五代時南昌人，字翊聖。其生平事迹，人們知道得很少，據《十國春秋》、《五代史》，知他生於唐咸通庚寅歲（870年），卒年不詳，據《四庫全書提要》說，當在周世宗顯德元年（954年）以後。他早年曾與安徽的曹松隱居廬山，唐光化三年（900年）中進士第，隨後南遊湖湘，任容管（今廣西南寧市南）巡官。這時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他即“避難”於廣州，在節度史劉隱處為幕客。公元917年，劉隱去世，其弟劉龑圖謀稱帝，建立南漢國，擔心王定保不服從，於是派遣他出使荊南。當他完成使命返回時，劉龑已登基做了南漢皇帝。為了安撫王定保，劉龑派大臣前往迎接，主動告訴他稱帝建國的事情。王定保沒有表示反對，但對故意把他支使開的做法很不滿，因而譏諷道：“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唐朝節度使匾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劉龑知道后苦笑說：“朕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矣。”王定保此後一直在南漢國任職，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他善文辭，曾寫過一篇《南宮七奇賦》，“一時稱為絕倫”。他“雅好著述，老而彌篤”，《唐摭言》就是其暮年之作。

科舉制度興於隋，而盛於唐，對於中國歷史來說是劃時代的制度變革。對於這樣重要的制度，兩《唐書》的志、《唐六典》、《唐會要》、《通典》都限於體例，僅能了解其框架，而難以了解唐代科舉制度的鮮活生動的一面。要全面了解唐代科舉制度，《唐摭言》是最為重要的文獻。

理清了《唐摭言》的版本系統，即雅雨本和學津本的淵源遞嬗關係。此次整理點校所用的底本是學津本，然後用與雅雨堂本同出於王士禎抄本的舒木魯明本對校。這裡不用雅雨本作底本和主要的對校本，是因為經過黃永年先生研究，舒木魯明本和雅雨本雖然同出於王士禎抄本，但前者文字遠善於後者。因舒木魯明本藏本較少，得見者少，所以在歷次點校整理中很少能用到此本，得益於黃壽成博士家藏之便，此次整理得以保證版本上的優勢。

其次，黃博士據以對校的還有傅增湘校本。此校本，是據天一閣抄本而校，質量在雅雨堂本之上。據黃博士研究，傅校本可以增補現有其他版本所不見的缺文。

能體現此書優點的第二個方面是標點。這部成書於晚唐五代的筆記小札，在行文中有唐代白話，夾雜文言，說不準還有南方方言，讀起來頗為費勁，經常不知道在哪裡停頓。雖然經古典文學社和姜漢椿先生先後刊行、標點，但是難以讀通的地方仍有多處。黃壽成博士的新標點較之前兩個標點本更為合理。

總之，此次整理點校的《唐摭言》理清了版本系統，以簡馭繁，大大減少了校勘的工作量，也減輕了讀者的負擔。其次，使用了之前版本所不見的兩種珍貴善本：舒木魯明抄本和傅增湘校本，因而校出了大量之前未能發現的訛誤，並增補了一些缺文。另外在標點上又有新的突破，使之成為更接近原本的精善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