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爺

清平步青在《霞外捃屑》中稱：“應是聘者，率呼之曰‘友’。友於義何居?曰以屬則‘寮’，以德則‘師’，以禮則‘賓’。寮近乎卑，師過乎尊，賓介乎尊卑之間，故曰‘友’云云爾。”至於“師爺”一詞出自何時？尚無確切文獻可稽。據平步青同代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載：“蓋僕從之於官，稱老爺；於幕友稱師爺。刑名（師爺）、錢穀（師爺）二席均得此稱。”可以認為“師爺”之名，起自明，盛於清之民間。因為“師爺”並無官銜職稱，與主人實屬雇傭關係。故幕主尊之為“賓”、為“友”，“師爺”稱主人為“東翁”、“東家”。因師爺為幕主出謀劃策，參與機要；起草文稿，代擬奏疏；處理案卷，裁行批複；奉命出使，聯絡官場等特殊身份，故府內衙役、僕從尊主官為“老爺”，其賓友為“師爺”。而後，師爺由各級地方行政官署擴展至士紳、工商家族，不僅稱呼依舊，而且連其類似佐僚人員亦統統名之為“師爺”。

師爺又稱幕友、幕賓、幕客等，是人們對於作幕之人的一種俗稱。師爺雖然是政府部門的佐治人員，但一般並無官銜職稱，也不在政府體制之內。師爺由幕主私人聘請，與幕主實屬雇傭關係。幕主尊師爺為賓、為友，師爺稱幕主為東翁、東家。師爺發源於周官幕人，歷代都有發展。至明代，師爺作為一種特殊的幕業形態開始萌芽。有清一代，師爺非常活躍，上自督撫，下自州縣，都聘請師爺佐理政府事務。晚清，曾國藩幕府人才鼎盛，形成近代軍閥幕府，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民國幕僚是清代師爺的尾聲和慣性延續。

由於師爺並不是朝廷認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務派官員張之洞向皇帝上奏，呼籲改革師爺制度，被採納，師爺的歷史就此終結。所以可以說，張之洞是師爺制度的終結者。

按其源流，師爺源出周王之官——“幕人”。《周禮·天官冢宰第一》記載：“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又曰：“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周禮註疏》云：“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據此看來，“幕人”的職責就是掌管帷幕等物，並在周王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時張幕、設案。

古代將帥出征，治無常處，需要安營紮寨，就由幕人張幕設案，以幕為府，故稱幕府，其佐治人員如參謀、文書等則統稱幕僚。以後相沿成習，幕府成為各級軍政官署之代稱，那些幫助軍政大員辦理各類事務的文人學士，也就獲得幕賓、幕僚、幕友等稱謂。清帝雍正在他的上諭里就說過：“今之幕客，即古之參謀記室。凡節度觀察，皆徵辟幕僚，功績果著，即拜表薦引。其仿古行之。”這些參謀記室人員往上溯源，就是周官幕人，幕人就是從事幕業人員的原始稱謂。

漢代幕業發展的另一種形態是刀筆吏。據《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大將軍衛青對長史下了一道命令，催促李廣到幕府去回答軍隊迷失道路之事。李廣到幕府後，對他的手下人說：“我今年六十多歲了，終究是不能再次面對刀筆之吏。”於是引刀自刎。看來李廣對幕府刀筆吏的厲害深為知曉。這有前車之鑒。漢景帝時有人誣告周亞夫謀反，周亞夫辯解他買的兵器是“葬器”，是為了陪葬之用，吏簿則說：“你即使不在地上反，也會在地下反。”這種刀筆吏手法，在後代師爺故事中屢見不鮮。而“幕府”一詞也首見於《史記》。

漢代幕僚制度已基本成型。漢代公卿、郡守都有權聘用僚屬，光武中興之後辟召之風尤其興盛。光武帝曾徵召過故人嚴子陵，但嚴子陵卻寧願在富春江釣魚。東漢末，各派豪族軍閥，擁兵割據，為確保各自發展，爭將天下名士羅致幕下，以壯勢力，這導致了幕僚制度進一步發展。

西晉永嘉之亂以後，中原戰亂不斷，北方大批士人南下，他們失去了原有 的土地田宅，流落江表，一些地方實力派紛紛招引他們為賓客，以壯勢力。另有一些挾一技之長的奇人異士，或者名聲很高的“隱士”，身處亂世，也依附豪門望族為幕賓。

東晉時期權臣桓溫圖謀篡奪天下，參軍郗超為他謀划。謝安與王坦之曾經去拜訪桓溫，談論國家大事，桓溫就讓郗超藏在幕帳之後偷聽。沒想到一陣風來，吹開了簾帳，郗超露了出來，謝安笑道：“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這是歷史上首次出現幕賓一說。

南北朝時期，名士庾杲之受聘到王儉的幕府中去做長史，有朋友表示祝賀，說有這樣的名士入幕，好比芙蓉依傍著蓮花池的綠水，更加亮麗。後人因為這個典故，往往將幕府雅稱為“蓮幕”，因此入幕之賓也就連帶成為蓮幕了。這正好和表示官府大堂的“琴堂”相對，以示賓主相得之意。

隋朝開始罷郡，置州統縣。及至唐代天寶之後，各地有團練防禦使及節度使之屬，允許配備判官兩人，掌書記一人。在唐代諸使幕府中，府主與入幕之士之間雖有主客關係，但本質上是長官與佐僚的關係。唐代諸使雖然在用人行政上與魏晉南北朝時的地方長吏有所差異，比如幕府辟客要奏聞朝廷，但其用人的自主權基本上沒有改變。辟署作為一條入仕之途，雖然在地位上不如剛剛興起的科舉，但仍然是一條重要的途徑。未能從科舉之途發達的士子，還可以通過幕府的辟署進入仕途，並由此緣級進身。換言之，在幕僚制下，入幕就是入仕。

五代初期，各方鎮都很重視幕府中的書記官。因為群雄割據，互相爭勝，即使書信往來也不甘落於人後，務要高人一籌。因此，各方鎮普遍延請名士，以充實幕府。但藩鎮武夫，恃權任氣，又往往凌蔑文人，甚至於殺害。鄭准做荊南成汭的書記官，因為雙方不合辭職而去，引起了成汭的憤怒，暗中派人將鄭准在途中殺害。書記官尚且如此，此外副使、判官之類就更不用說了。清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把這種現象稱為“五代幕僚之禍”。

北宋初，統治者鑒於藩鎮勢力導致中央大權旁落，就對幕僚制度進行改革，幕僚聘用由自辟改為中央任命；幕僚數目由不確定改為員額限定。最大變化乃是削弱幕僚地位，使其功能由可以決策政務，轉向協助長官管理行政。自此幕僚逐漸與長官脫鉤，成為幕主之佐治人員而定型下來。宋人對作幕之人有三種稱謂：幕客、幕僚和幕職官。

明代是師爺的萌芽和醞釀階段，但在明代政府文件中尚未提及幕友在政務上的作用，明末小說、戲曲里也沒有“師爺”的形象。師爺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業在明代尚未興起，但體形已具。

明代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紹興胥吏幫的興起，紹興胥吏幫也就是清代紹興師爺的濫觴。在明代，科舉落第的紹興人已盛行做衙門書吏。明朝人王士性在他的《廣志繹》里說，朝廷上自九卿，下至閑曹細局，書吏基本上都是越人。明代小說《醒世恆言》里也說紹興人把當書吏作為一項生意來做，常常採用“飛過海”的辦法來積累選官資格，以至於天下衙官（指州縣的佐貳官，一般情況下書吏最高只能做到這個層次）一大半出自紹興。

清代是師爺的全盛時代，也是師爺活動的主要時代。清代地方主管官吏，上自總督、巡撫，下至知州、知縣，一般都要聘請若干位師爺幫助自己處理政務。以州縣而論，清代全國共有1500多個州縣，絕大多數州縣都聘有師爺。每一州縣的師爺多則十數人，少則二三人，合計全國州縣師爺不下萬人。如果再加上總督、巡撫、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衙門中的師爺，數量就更可觀了。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的說法是：“隨著官員在省級或地方一級職責的加重，幕友的規模和人數也跟著增加。到18世紀末，這些助手的總人數估計已達7500人。雖然沒有可靠的調查統計數字，但可以假定他們的人數在19世紀繼續有所增長。”

因此，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諺語：無幕不成衙。清人李伯元所著小說《文明小史》第三十回寫道：“什麼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門，無論大小，總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錢穀老夫子。”作幕就是當師爺，刑名、錢穀老夫子是師爺中最重要的兩種。《文明小史》所說的情形反映了清代師爺興盛的景況。

清代師爺極為活躍，在清代官場和社會中的作用極為重要。他們是幕主的親信、智囊、私人助理，幕主將他們倚為左右手，委以重任，不可或離。他們本身雖然不是官，但是所辦的都是重要的官府公事。他們手中掌握了相當一部分官府的實際權力，雖說是佐官以治，實際卻在很大程度上是代官出治。

隨著中西交流的日益頻繁和加深，傳統的師爺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新興的洋務運動就對師爺體制形成了致命打擊，肇始者就是洋務運動的著名領袖張之洞。張之洞督鄂以後，第一項改革，就是不聘刑名師爺，在署中只設立刑名總文案，全督府中可以稱呼“老夫子”的僅僅是教讀先生。這一改革影響了省、道、府、州、縣各級衙門，它們都紛紛效仿，改設刑名師爺為科長，幕友制度由此逐漸走向終結。從歷史角度看，清末幕友制度的終止，並沒有從根本上杜絕師爺職業，只不過是師爺職責從體制外又回到了體制內，從幕友角色又重新回到了幕僚角色，這是歷史本身具有的往複力量。

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受到歐風美雨的強烈刺激，相應地起了各種變化，整個時代迅速走向崩潰，師爺體制也走向崩潰。具體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晚清政府為了適應社會變化，整頓官僚體制，相繼裁撤了河東河道總督、詹事府、通政司、大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以及湖北、雲南、廣東等地的巡撫衙門，減少重疊和虛設的機構。於此相應的是，各省也裁撤了不少衙門與人員。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量裁撤下來的師爺只好選擇離開，另謀出路。

二是清末新式學堂興起，出國留學成為風尚，1905年更是廢了科舉制度。至宣統三年（1911年），全國各地興辦新式學堂達5萬多所，有學生100多萬。新式學堂的學生和出國留學生，成為一個新的文化群體，對知識結構老化的師爺們形成一種無形的淘汰力量。

三是晚清政府推行司法獨立，在北京設立大理院，各省設立高等廳，各府、縣設立地方廳，訟事審理由法院專使司職，同時，起用歸國留學生和各地法政學堂、法政速成班、養成所等地培養出來的畢業生，並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傳統的審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專門人才取代刑名師爺，從根本上動搖了刑名師爺的基礎。而且，由於此類法政學堂、速成班、養成所的學生還兼修財政、經濟、會計等學科，這就動搖了錢穀師爺的基礎。隨著刑名、錢穀兩大師爺生存基礎的逐漸動搖，師爺群體的作用和影響也就由衰微而走向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