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長風

司馬長風曾說他的本行是政治思想史，“一生最好的廿年時光用來研究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儘管“一九五四年文學與興趣開始迴轉，偶爾寫些散文，讀文學作品，但是仍被政治思想的巨石壓得喘息維艱。”這裡道出了他個人興趣與學術選擇的矛盾，而這種矛盾顯然又聯繫著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不過，儘管作者說他從童年和少年時代開始就興趣文學，其人生態度和文學的價值取向卻是情感主義的。他有一本散文集，就取名為《唯情論者的獨語》，認為權力、地位和名聲等，“若一旦與情感衝突時，我就毫不猶豫，棄之如糞土。”這種“唯情論”，顯然影響了他的寫作，不僅散文的寫作，而且也在他以《中國新文學史》為代表的文學批評著述的取捨、判斷和敘述語氣中體現出來。

在香港，出版過新文學史的，原也不止司馬長風一人，李輝英於1970年，就出版過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1970年7月初版），但這本文學史，與其說是嚴肅的學術著作，不如說是一本粗糙的文學史講義。而司馬長 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卻是一本“痛感五十年來政治對文學的橫暴干涉，以及先驅作家們盲目模仿歐美文學所致積重難返的附庸意識。為了力挽上述兩大時弊”的“一部最初的中國新文學史”，——這當然不是司馬長風對大陸王瑤《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以來的著述視而不見，而是認為“大陸出版的新文學史，千篇一律，都依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基準，以政治尺度代替文學尺度，根本文不對題。”實際上，這部文學史追求的是一種反對“政治對文學的橫暴干涉”的目標：“第一，這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鎖，乾淨以文學為基點寫的新文學史。”應該說，這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譬如，作者為了滿足自己“反載道始，以載道終”的基本敘述觀點，在介紹“文學革命”（1915-1918）之後，把新文學的發展劃分為“誕生期”（1918-1920）、“成長期”（1921-1928）、“收穫期”（1929-1937）、“凋零期”（1938-1949），以植物的生長現象，比喻複雜的文化現象，就失之簡單籠統。特別是把1938-1949年這段時間稱為“凋零期”，認為“這個時期趕上兩場毀滅性的戰爭：抗日戰爭（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國共戰爭（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在戰爭風暴中，百業俱告殘破，嬌貴的文學花果，自然也隨著凋零。”這是簡單的社會環境決定論的觀點，不是實實在在從文學現象的全面把握中得出的結論，在方法論上與庸俗的意識形態批評如出一轍。看得出來，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出於對“政治”暴力的不滿又受著它的牽制，這種“力挽”政治干涉和盲目模仿歐美文學“兩大時弊”的衝動，與他的“唯情論”一拍即合，其情感主義的取捨與判斷就更加明顯了。譬如小說，他盛讚郁達夫的《沉淪》的美在魯迅小說之上，“《沉淪》辭藻的凄惋生動，情意的真摯純粹，當時文壇確無人能及。即使魯迅也不行。魯迅的文字比郁達夫凝鍊、冷雋，但是從審美眼光看，不過是一把晶光發亮的匕首；可是郁達夫的詞藻，尤其《沉淪》里的詞藻，則如斜風細雨中的綠葉紅花，不但多采，並且多姿。”又如詩歌，不僅忽略了圍繞在胡風身邊的詩人群，書中所提出的詩例，大多是簡單抒情想像、語言與形式都較表面化的二三流作品，甚至把沈玄廬的《十五娘》當成了新詩誕生期“最優美的一首詩”，而對新詩史上真正的好詩，常常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提出后無話可說，簡單引些同代人的評語或加上幾個空洞的形容詞輕輕打發。

對抗式的研究動機和情感主義的文學立場，使得《中國新文學史》難以成為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但在七十年代的背景下，它也敞開了被政治意識形態所長期遮蔽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譬如作者將“文學革命”(1915-1918)獨闢為“第一編”，較全面地介紹了當時的思想文化情勢，同時在文類方面引入了文學批評，使文學史有較大的包容性；又如對文學主流以外自由主義思想的邊緣作家（如周作人、沈從文、巴金、朱光潛、李健吾、梁實秋、李長之、李劼人、徐訏等）作了較充分的介紹，在當時也是一種貢獻。然而從嚴肅文學史的要求看，史料掌握不全是一方面，敘述過於情緒化、文本分析的功夫不到又是一個方面，因而在今天讀來，雖然酣暢流利，架空浮泛之處也舉不勝舉。有些方面，甚至還不如他就某個具體問題展開話題的《新文學叢談》，來得具體實在。

《新文學叢談》是一本頗有史料價值的隨筆集，可與《中國新文學史》互相補充，但趣旨各異，不象後者重知識和實證，而較有掌故性和趣味性。但它提出了不少一般人忽略的問題，因而值得留意。譬如，作者評論趙家壁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指出各編的得失，通過編者的立場、好惡，發現“裡面有鬥爭”，就很有自己的見識，又如（《新月》的後繼刊物）一文，認為徐志摩遇難之後，“新月社”諸人風流未散，“在某種意味上，《獨立評論》紹繼了《新月》的政論和學論，《自由評論》則較綜合的紹繼了《新月》，《學文》則紹繼了《新月》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和批評；《華年》則紹繼了《新月》的論學部分。”亦不失為一個新穎的見解。這些隨筆都從第一手材料出發，又寫得直言不諱，給人以較深的印象，幾乎要讓人認為：隨筆中的司馬長風，的確是讀過許多現代文學資料的。但顯然，這些資料，寫寫隨筆尚可，寫一部文學史，卻有相當大的匱乏。不僅僅是資料上的匱乏，還有時間上的匱乏和成熟文學觀念的匱乏。因而《中國新文學史》讀後，難免會讓人感慨系之：這畢竟是一個研究政治思想膩煩了半道轉行的人寫的文學史，一個資料不足的香港學者寫的文學史，一部上卷只用了六個月、中卷只用了七個月寫出的文學史，而在寫文學史期間，每周還有十四節課要上，每天還有三千字的雜文要寫。其他香港批評家像司馬長風這樣在學院任教學者，都還不能專致於文學研究和批評，其他“業餘”批評家，其批評數量和質量當然就更受影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