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竹齋

1886年7月　出生於陝西省西安市。

1903年　功習文化、攻讀中醫書籍。

1911年　參加辛亥革命，襄辦軍需。

1933年　10月任中央國醫館理事兼編審委員。

1954年　任西安醫學院附屬醫院中醫科主任。

1955年　任衛生部中醫研究院針灸科主任、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1960年5月　病逝於北京。

黃竹齋，名謙，又名維翰，字吉人，竹齋亦其字，晚號中南山人，又號誠中子。祖籍陝西臨潼，1886年7月13日生於長安（今西安市），在貧困中度過童年。因無力入學，14歲即隨父以打鐵為生。冶鍊之暇刻苦自學，苦讀經史、數理知識，尤喜中醫。他聰穎過人，肯下苦功，弱冠時即能研讀《傷寒論》、《金匱要略》。1907年就寫出《三陽三陰提綱》，對仲景學說提出自己的見解。25歲時在陝參加辛亥革命，師從臨潼王敬如襄辦軍需。其後隨同王敬如等創辦“日新學社”，編印《日新叢刊》；並問學於著名學者張果齋、牛兆濂等，研讀中國古典哲學和自然科學著作，且探討西方盧梭、柏拉圖、達爾文等之學說。對中醫學術更矢志鑽研，尊崇仲景學說，以繼承和發揚中醫學為己任。

20世紀30年代他先後任陝西紅十字會附設女子職業學校校長、河南國民二軍胡景翼部醫官、陝西省天文館館長、陝西省國學講習館副館長等。他“壯歲雖有志學問”，但“迫於生計，作工養親”，直到“四旬以後克專心致力學業”，撰寫了《傷寒雜病論集注》（1923）、《針灸經穴圖考》（1924）、《醫聖張仲景傳》（1924）等醫著，還寫了《五紀衍義》、《佛學考辨》、《修歷芻言》等著作。1929年他對南京國民政府歧視並妄圖消滅中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積極參加抗爭工作。在全國中醫藥界一致抗議的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取消其廢止中醫的決定，並成立了中央國醫館。1933年他被聘為中央國醫館理事兼編審委員，參加了統一病名等審查工作。1937年他被聘任為衛生署中醫委員會委員。

1935—1937年在中央國醫館和衛生署中醫委員會的幾次會議上，黃竹齋先後提出發展中醫教育事業等深有見地的議案。這些提案當時雖未能實現，但卻反映了他主張突出中醫特色，吸取現代科學成就，主張中西醫團結合作等學術思想。在此期間，他出版或再版了《醫聖張仲景傳》，傷寒雜病論集注》及《針灸經穴圖考》等書。發行后受到高度讚譽。1935年春，黃竹齋將羅哲初保存之仲景十二稿《傷寒雜病論》（桂林古本）及白雲閣藏本《難經》親手各抄一遍研讀。他對這些新發現的版本非常重視。南京為日軍侵佔后，帶抄本返陝，獲愛國將領張鈁資助，於1939年以木刻版印行公世。

1937年夏，他應針灸學家承澹盦邀請，去無錫中國針灸專門學校講學，並將白雲閣藏本《難經》刊登於該校《針灸雜誌》上，因抗戰爆發，只登三期中輟。黃竹齋基於愛國之情，又在中醫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設立中醫傷科醫院、舉辦中醫傷科訓練班、分赴戰區參加戰場救護工作等提案。1938—1939年他還為籌辦西安中醫救濟醫院和陝西特效中藥製藥廠四處奔走。1943年曾被推舉為西京中醫專科學校校長。但這些事業都因得不到當時政府支持而夭折。

1940年後黃竹齋因不滿當時政治之黑暗，憤然歸隱於長安樊川，從事著述及診療。1945年他撰成《周易會通》、《老子道德經會通》、《白雲閣藏本難經會通》，修訂《孫真人傳》。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根據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撰成《傷寒雜病論會通》18卷，凡70萬言，購舊石印機自印，於1948年行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黃竹齋熱烈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人民衛生工作，被選為長安縣人民代表，陝西省政協委員。1954年被聘任為西安醫學院附屬醫院中醫科主任。1955年奉調赴京，受聘為衛生部中醫研究院附屬醫院針灸科主任，后並任該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他年近古稀，仍十分勤奮。一生著述多達50餘種，涉及中醫藥理論、臨床各科和醫史文獻，以及哲學、天文、數學等領域，其中以《傷寒論》研究造詣尤深。他對工作一貫積極負責，治學嚴謹，為人正直，生活儉樸，受到大家尊敬，曾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並出席了全國文教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黃竹齋關心體貼患者，辨證施治精當，善於針葯並用，一生救治了許多疑難重危病人，對中風、偏癱之疾尤為擅長，博得國內外患者的愛戴和讚譽。《中醫雜誌》和《光明日報》均報道過他的事迹。他治癒國際友人半身不遂的消息，在前民主德國報刊上登載並受稱讚。

黃竹齋一生潛心研究傷寒之學。他的契友趙玉璽說他“其精神專註，最有志趣者，厥維醫道；其於醫道探討無厭者，厥維仲景之書”。事實確實如此，而且成績卓著。黃竹齋年輕時正值西洋醫學大量傳入，中西醫匯通思想方興未艾。他在精讀中醫典籍的同時，還博涉合信氏等西醫著作及唐容川等主張中西醫匯通的著作，開闊了眼界。他雖為仲景著作所傾倒，但懷疑各家註解有誤，指出：《傷寒雜病論》，“自晉迄今注者無慮百十家”，然“余自弱冠讀《傷寒論》，觀諸家所注，即疑其不是仲景本意。迨后見西哲生理學術，以人身器質功用分為三系統，於是恍然覺悟。乃撰《三陽三陰提綱》六篇”。此後他將這一研究工作繼續深入。“民國三年，嘗取《傷寒論》，《金匱要略》合為一帙，摭近世西哲生理學說，……撰成《傷寒雜病論新釋》十六卷。”嗣後又撰成《傷寒雜病論集注》；見桂林古本后，發現該本內容較宋本多三分之一，且糾正民國以來所發現的其他版本錯訛之處甚多，於是不遺餘力，又取各種版本相互校勘，補缺正訛，采中外數百醫家巨著之精華，條分縷析，撰成《傷寒雜病論會通》一書。他在這些著作中闡述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即仲景所稱的三陽三陰不同於《素問·熱論》之說。認為“仲景本論三陽三陰之定義，是將人身部位、質體分為六綱，而以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等術語識之。三陽標識其部位，三陰標識其質體。立此六經以名篇，而辨其病證治法焉”。他試圖以中醫理論聯繫現代生理學說探討疾病的發病機理和治療法則。如謂：“太陽者，軀殼表面部位之術語，凡六淫之邪從皮膚中人而病者，其治法皆可求之太陽篇也”。總之，他認為要深入體會仲景以六經鈐百病之義旨。掌握了三陽三陰這個界說，整個傷寒論便可迎刃而解。

他的見解自成一家。可貴的是，他崇尚仲景之學，但勇於探索，不受拘牽；他與中西匯通派的觀點和具體見解並不類同，但也不是守舊派，遠在本世紀初，他就注意尋找現代醫學與中國中醫學的結合點。

黃竹齋是一位中醫文獻學家，文獻學功力深厚。擅長於考證集注，深諳版本、目錄、音韻、校勘、註疏之學。做學問非常認真，著作《傷寒雜病論集注》曾“稿經四易，時歷八年”，首刊於1925年。在印行兩次《孫思邈傳》

后，經大量增補，1936年又刊印第三版。該書獲得頗高評價，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作序說“能自出心裁，發前人所未發”。謝利恆更謂該書“據生理之新說，釋六經之病源，貫穿中西，精純淵博，可謂集傷寒學說之大成，誠醫林之鴻寶也”。《針灸經穴圖考》是他的另一力作。作者取《內經》、《難經》、《甲乙經》為主，參考唐宋以降諸家有關針灸論述，擷精刪蕪，正訛補缺，“成書八卷，都凡正經十四，氣穴三百六十有五，奇穴拾遺若干附焉”。經穴圖譜以正常人體點穴攝影，製為銅版刊印。不但對每個穴位進行考證，而且在每穴之後列其主治證候及醫案，冠以針灸要法，從而為臨床應用和科學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考資料。本書亦以考據精實，廣徵博引而獲廣泛稱譽。

黃竹齋有關中國醫學史的著述中，以《醫聖張仲景傳》最負盛名。《後漢書》、《三國志》等正史均未為仲景立傳，黃竹齋廣搜博採，於1924年撰著《醫聖張仲景傳》，首載於1925年《傷寒雜病論集注》第一版卷首。赴南陽、寧波等地考察后，再作修訂增損，1948年所撰《傷寒雜病論會通》印行時，又將增訂本列於該書“卷首”（解放后已有單行本）。全傳雖僅8000餘字，但內容之賅備，資料之豐富，為現存記載仲景史事者所不及。對張仲景生平籍里，任長沙太守等史事提出考證和看法。這一傳記及其所撰《祝告醫聖文》，現已刻石立於南陽醫聖祠。

此外還有《孫思邈傳》、《中華醫學學術發明於三皇說》、《陝西醫家聖賢考》、《關中歷代名醫傳》、《秦越人事迹考》、《醫學源流歌》等。黃竹齋熱愛祖國醫藥文化，他主張將醫史學列為醫學生的必修課，認為這可使學生了解醫學學術淵源及其發展規律，表彰前輩醫家功績，更重要的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黃竹齋還是一位中醫臨床實踐家和針灸專家。他診病細心，辨證精當。遣方用藥既用經方，也博採時方和民間土單驗方。善於針葯並用，治療疑難雜症，尤以治療中風偏癱為長，救治了許多危重患者，在國內外獲得廣泛讚譽。

1959年6月8日，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患右側大腦中動脈分支血栓。黃竹齋應邀兩次會診，給予針刺治療，並根據嚴重失眠等合併癥狀，先後配用柴平湯、百合湯等，至7月22日，患者左腿可徒手步行，經神經科檢查，偏癱治癒，回國時再三致謝。1957年4月20日，82歲的德國人東布羅斯金突然昏迷失語，右半身偏癱，西醫診斷為腦血管意外。黃竹齋為其針刺風府、風池等穴，給服蘇合香丸和《古今錄驗》續命湯等。經治8天，說話、寫字、走路，一切恢復正常。這一消息，當時在民主德國報刊披載，受到極大讚揚。陳某患真中風偏癱，二便失禁，黃竹齋為他治療。以炒鹽末填臍，上覆薑片，艾灸神厥14壯，使其大小便復常。針刺肩髃、曲池、合谷、環跳、風市、陽陵泉，給服《古今錄驗》續命湯。住院20天，上下肢活動漸復正常，可自己行走。

黃竹齋從醫治學無門戶之見。他常說，只要治療病人有效，對發展醫學有益，均可效法。即使是鈴醫、草醫、農醫、樵夫……只要有治病一技之長，均應不恥下問，虛心請教。

民國時期經過抗爭，中醫教育的合法權利有所改善。但如何開辦中醫學校，專業設置以及與之相關的課程、學術整理、統一病名、師資、教材等問題，遠未提上中央國醫館的議事日程。黃竹齋對此非常關注，提出許多深有見地的主張。1934年1月他提出《審查統一病名草案意見書》和《審查病理學意見書》，主要內容是：反對一味依傍西醫病名，認為應以中醫病名為主，反映中醫特點；認為有關草案所列內科疾病，未列證候，且所列者牽強之處甚多；病理學所列病名及證論，全系抄襲西醫學說，對中醫固有理論毫無闡發。這些意見在今天也是相當正確的。

1935年，國難方殷，侵華日軍己逼近華北。有識之士認識到中醫的振興絕不應是中西醫門戶之爭，而是與民族存亡密切相關的大事。黃竹齋即慷慨陳詞：“吾國醫藥學術之興廢，與民族之存亡國計之盈絀實有重大密切的關係”。他同時主張吸取西方現代醫學之長，指出：“溯自清道光鴉片戰後，海禁大開，歐風東漸，西洋醫學傳入中華，其生理解剖學說堪以糾正唐宋以後醫書臟腑形狀之錯誤。……今得西哲學說參互考正，而古代醫經精微奧妙之義理乃克彰明，有裨於吾國醫學實非淺斟”。

1943年西安籌設“西京中醫專科學校”，校董事會推舉黃竹齋為校長，黃竹齋在復函中提出了該校教學計劃以及解決校舍、實習基地、實驗和圖書設備等具體建議。並指出教學內容要吸取現代科學成就，並預言：“將來必有中西醫貫通之日”。有關課程設置除與前述類同者外，還特別提出“德、智、體”教育，其中提到《易經》等中國古代哲學、醫師修養學、醫學國文、醫學天文、醫學地理、醫學數學、醫政學、醫史學以及中國武術、體操等課程，表明他希望在進行紮實的專業訓練的同時，還應使學生有廣泛的文化知識結構和醫德素養。他的許多設想在當時確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