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愚

衡王朱友諒為末帝之兄，後梁大臣李振等均見而拜之，唯李愚作揖叩見。末帝責備李愚不拜見衡王，遂以冒犯尊嚴之罪，貶為鄧州觀察判官。後唐庄宗滅梁，拜愚為翰林學士。同光三年（925），以都統判官隨魏王西征前蜀。眾人認為，蜀道險阻，不應長驅直入，只能緩慢進軍將其內亂。李愚則認為，蜀主王衍荒淫無道政局不穩，倉促之間難於組織防禦，急速進軍為上策。軍書戰表，皆出其予，為當時的大手筆。招討使郭崇韜納其言，西征軍勢如破竹，所至之處相繼歸降。四川平定后，李愚以軍功升任中書舍人。後唐天成元年（926）6月充任太常卿，翌年4月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后命為相。長興四年（932）患病，明宗派宦官探視，只見室徒四壁，病榻之上只有舊氈破席。明宗聞后，感嘆不已，遂賜以供帳之物。應順元年（934），李愚任左僕射。同年5月，末帝即位，李愚充太徽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因與劉煦不睦，議事多不合，李愚仍守左僕射職，劉煦罷相。清泰二年（935）10月，李愚病故。李愚著有《白沙集》、《創業功百傳》。李愚特別在在中國九經的傳承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他的倡導下開始了雕版印刷，使得大量有價值的優秀傳統文化得以保存.。《慶雲縣誌》里記載後唐平章政事李愚等八位慶雲籍的名人，供奉於明朝的慶雲縣城“鄉賢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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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卷 人物

第一類 人物傳記

人物傳記(一)李愚 李愚(?一935)，唐末滄州無棣縣人。青年時期立志求學，嗜讀經史，崇尚古文，近韓、柳文體。因傾慕晏嬰(字平仲)的為人，初名晏平。唐昭宗景福年間代理安陵縣主簿，去職后寄身蒲、華二州間。900年(唐光化三年)，宦官劉季述等發動宮廷政變，囚昭宗於東宮少陽院。李愚上書京畿安撫制置使韓建，勸其發兵救駕，興復唐室。他見韓建對他雖十分禮重，卻不準備採納他的建議，便辭離了帥府。901年(唐天復元年)12月，朱全忠率軍攻蒲、華，李愚避難於洛陽，隨即在東都中進士，又考取宏詞科，受任河南府參軍。903年(唐天復三年) 朱全忠預謀篡唐，左拾遺柳璨迎合朱的意旨，攻擊迫害當朝高級職官，李愚去黃河北避難，客居太行山以東。梁末帝即位后，李愚被召為左拾遺，不久轉為膳部員外郎，再遷司勛員外郎，三遷至崇政院直學士。因違抗聖旨，降為鄧州觀察判官。925年(後唐同光三年) 任主客郎中，不久被召為翰林學士。10月, 魏王李繼岌西征，要求派李愚帶本職從軍，充任都統判官。當時外界都認為四川道路險阻，不應長驅直入，只能緩慢進軍待蜀國內亂。都招討制置使郭崇韜向李愚問計，李愚分析: 蜀主王衍政治混亂，倉卒之間必不能組織防禦，應乘其人心離散，急速進軍，蜀軍必心驚膽寒，險阻的地勢也無法堅守。郭崇韜採納了他的意見，果然西征軍勢如破竹，所至相繼歸降，前鋒剛抵固鎮，即繳獲軍糧15萬斛。到達寶雞后，招討判官陳乂畏葸不前，稱病要求留後。李愚當眾對其厲聲斥責，以儆效尤，此後便無人敢延誤軍期。當時軍隊中的一切公文、戰表均由他草擬。四川平定后，他以軍功升任中書舍人。926年(後唐天成元年)明宗即位，李愚以本職主持貢舉，繼而改任翰林承旨、兵部侍郎。930年(後唐長興元年) 6月充任太常卿。翌年4月任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當時秦王李從榮專橫跋雇，掌權大臣自保不暇，無人再議論國家存亡大事，只有李愚性格剛直，敢於發表政見。932年(後唐長興三年)9月，李愚轉任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併兼兵部尚書，完成《創業功臣傳》30卷。李愚大半生飄泊流離，生活中不追求豪華舒適，從不治田宅家產。為相以後，借延賓館暫居。933年(後唐長興四年) 李愚患病，明宗派宦官探視，只見他住室里空空蕩蕩，病榻之上也只有破氈一領。934年(後唐應順元年) 2月，李愚進位左僕射。同年5月，後唐末帝即位，改元清泰，6月李愚加“特進”銜，充太徽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因在中書省與劉煦共事，議事多不合，同年11月，二 人同時罷相，李愚仍守左僕射本官。次年10月病逝。

李愚，字子晦。自稱趙郡平棘西祖之後，家世為儒。父瞻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無棣，以詩書訓子孫。愚童齔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誌學，遍閱經史。慕晏嬰之為人，初名晏平。為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厲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艱貧，求為假官，滄州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憂，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於蒲、華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廢昭宗，立裕王，五月余，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致書於華帥韓建，其略曰：“仆關東一布衣耳，幸讀書為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之事，常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蹀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余，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仆所未喻也。仆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於前，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兇破膽，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天復初，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采梠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幹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料，授河南府參軍，遂下居洛表白沙之別墅。梁有禪代之謀，柳璨希旨殺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河朔，與宗人李延光客于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款奉，得侍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贍，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嗟賞久之，擢為左拾遺。俄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謀，而儼然正色，不畏強御。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末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其家訟於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堅按其罪。梁末帝詔曰：“朕若不與鞫窮，謂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憲，謂予不念功臣。為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溫琪所受贓，宜官給代還所訟之家。”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佣夫毆僦舍人致死，法司案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鬥毆。庸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遺再遷膳部員外郎，賜緋，改司勛員外郎，賜紫，至是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慈州舉子張礪依焉。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庄宗，補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闥之間，揄揚愚之節概，及言愚之所為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人》等篇，北人望風稱之。庄宗都洛陽，鄧帥俾奏章入朝，諸貴見之，禮接如舊。尋為主客郎中，數月，召為翰林學士。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為都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時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問計於愚，愚曰：“如聞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為用。宜乘其人二三，風馳電擊，彼必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收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人無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師還，明宗即位。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為宰相，雅相欽重，屢言於安重誨，請引為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台，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長興季年，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愚初不治第，既命為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諭，延之中堂，設席惟筦秸，使人言之，明宗特賜帷帳茵褥。《職官分紀》云：長興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匹、錢百千、帷帳什物一十三事。閔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才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意於致理。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進位左僕射。清泰初，徽陵禮畢，馮道出鎮同州，愚加特進、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與馮道為婚家，道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厘革者，對論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賢家翁所為，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率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卒於位。

為了優秀著作不致流失。後唐已將搜聚圖書，積蓄史料，擴充官藏，定為制度，從而使其官藏事業得到有序的開展。後唐藏書之府沿襲唐制，辟三館進行皮藏。所謂三館，即弘文館、集賢院(集賢殿書院簡稱)和史館。三館之制，始建於唐，負責藏書、校書、修史等事務。唐朝亡，後梁立，仿唐制重建三館。唐時三館分立，且富麗堂皇，規制相當可觀。後梁三館，不僅合而為一，且簡陋不堪，已無往日之輝煌。宋初人孫逢吉於《職官分紀》卷十五《集賢院》記道:“梁遷都於沐，舊制未備。至貞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為三館，即后廢西館是也。揪隘卑庫，僅庇風雨；周廬繳道，出於其旁；衛士駱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有所撰述，即遺遷他所以成之。”後唐定都洛陽(今河南洛陽),沿用唐制，再建三館，職能依舊。後唐著名學者楊凝式，曾於三館校雄群書②。三館之中，史館最為重要。自古以來，史官就有掌管史料、記載史事、撰寫史書的職能。北齊創立史館后，因修史需要，其藏書種類便與他處殊異，許多史籍、重要檔案、文獻，貯存其中，後唐亦然。這一點，我們從上述三館藏書來源中頗能體會到。限於當時客觀條件，後唐三館亦如後梁，漱隘簡陋。三館職官有弘文館大學士、學士、直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學士、集賢校理、史館修撰等。豆盧革、李愚、姚額等人，先後擔任過弘文館大學士；馮錫嘉擔任過弘文館學士；張允擔任過弘文館直學士；馮道、王建立和李愚擔任過集賢殿大學士；盧文紀、楊戮、蕭希甫、張延朗、豆升擔任過集賢殿學士；李瀚擔任過集賢校理；盧文度、崔居檢、楊凝式、趙熙、張昭遠、吳承范等人，擔任過史館修撰，他們司管著不同的工作。後唐管理官藏事業的機構為秘書省。

到隋文帝時期，產生了雕版印術。從此產生了刻板印書，當時文人有一種看法，認為手抄一次勝過日讀十次，所以雕印雖在隋末唐初發明，但那時未能得到普遍的發展。到了五代後唐長興三年，李愚等人奏請刊印九經書都用刻印。據《五代會要》記載，後唐長興三年二月，政府批准中書門下關於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的奏請。“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廣頒天下，如諸色人等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然而刻印的書籍同現代的書本，在形式上極為不同，無論是縑帛還是紙張、無論是手寫還是刻牟印，都裝訂成捲成軸，而不是後來裝訂成本、成冊、成部、成套。一捲筒就是一卷書。《書史》記載，宋以前的書籍都由若干卷組成，這裡的“卷”確是實指，而不是後來僅成為表示書本部分的單位。當然，這種很長的，連在一起的捲軸，既不便於閱讀，也不便於存放，因而唐中葉產生了一種頁子，這是將長卷摺疊成為若干頁，這不過只是變書卷為摺疊，實質上仍無多大的變化。

五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之一。從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北宋統一，短短五十年間，中原地區經歷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前後五個王朝，中原以外，有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南平、北漢等十個獨立王國，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時期。但是，五代在中國圖書印刷史上佔有著重要地位。五代的印刷事業比唐代大有發展，印刷地區更加廣泛，印刷規模進一步擴大，數量也大幅度增加。刻印者從民間、寺院進入到上層知識分子和政府官方機構，開始出現了政府刻書和私家刻書。印刷術這項來自於民間的發明創造，在政府的應用中得到扶持，為其本身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有利條件，展現出廣闊的發展前景。

雕印儒經工作，從長興三年（932年）開始，到後周廣順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歷經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用了二十一年的時間。共印經書十二部。除《九經》之外，還包括《論語》、《孝經》、《爾雅》，同時還刻印了《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部字書。至此，這一歷史上最早的、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印刷工程，勝利完成了，並對後來的印刷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九經》刻版告成之後不久，國子監又於後周顯德二年(955年)將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校勘刻印了。這是一步解釋九經音義的工具書，使九經更為配套。

由於李愚的奏請才得以對儒家經典的開雕，的確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首先，它開創了經書採用印刷之先河。此時，印刷術在中國雖然推廣應用數百年之久，然而印刷品“色類絕多”卻“終不見經典”。以往靠朝廷刻碑立石的方式提供標準教材，費工費時，人們輾轉傳抄容易發生疏漏舛誤。如今有了印刷的版本，既可以達到統一定本的目的，更便於快速地大量提供複本，供社會需用，對於古代學術的繁榮發展，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圖書文獻的保存與流傳，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二，印刷術應用的範圍從只印些民間日用雜品上升為當時被奉為經典的儒家書籍，印刷術得到政府的重視，更有利於本身的發展和提高。從過去隱現於民間、寺院之中，開始公露於世，印刷技術所具備的快速、便利、成本低廉的優越性逐漸得到充分體現，在大規模的應用過程中，推動著技術不斷改革創新，在雕版技術發展成熟的同時，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印刷術由民間進入官府，從此產生了政府刻書事業，而且國子監刻書是政府刻書的主體。所刻書版收藏在國子監，所以也稱“監本”，這一制度，影響後世各歷史朝代，宋代監本就是以五代留下的監版為底本刻印的。宋人稱之為“古監本”或“古京本”。國子監刻書非常重視底本的選擇，謹慎的校勘和優秀書手的手寫上板，為後代刻書事業做出了榜樣，形成了中國古代印刷書籍的優良傳統。

第四，國子監是封建時代的最高學府。由學校擔任教材的編注、校勘、印刷、出版發行。直到現代，中國高等院校都有著自己的編輯出版機構，為本校師生的教學、科研服務，同時也為社會上提供著優秀書籍。是全國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系統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五，標誌著中國書籍流通和文字傳播方式，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將由印刷方式代替手寫方式。以往，社會上雖然有印刷活動，但其使用僅限於部分地區，而且在民間流傳。社會上通行的基本是靠抄寫制書。五代時，由於統治階級的提倡，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之後雖然仍有手寫本書籍流傳，但是印刷事業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圖書形式的主流開始由寫本時期進+-入印本時期。

因子女聯姻而使夫妻兩家結為“親家”。“親家”之稱最早始於唐代。《新唐書·蕭嵩傳》載：“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玄宗）呼為親家。”最初這一稱呼只流行於皇親國戚的聯姻上，唐玄宗直呼龍婿生母為親家母，足見其關係的親密。因此，唐代詩人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五代時，又出現了親家翁的敬稱。《五代史·劉目旬傳》說，劉目旬與馮道是姻家二人並任宰職，馮道罷官后李愚代替了他。李愚向來嫌惡馮道的為人，接任后，每當稽查出馮道的過失差錯時，李愚就在劉目旬面前譏笑馮道說：“這是您親家翁乾的好事。”後來，親家稱呼通行到了民間，一般老百姓也開始使用這一稱呼，並一直沿用到今天。

李愚學識淵博，品德高尚，身居高職，剛直不阿，作風正派，一生清貧，疾惡如仇，崇拜聖賢，奏請刻經，保護經典，傳播儒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