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欽范

陸欽范，江蘇蘇州人，其父是民族資產階級——蘇州振亞絲織廠老闆；陸欽范1936年於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畢業，優等生；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在美當過產業工人，參與過制酒、合成橡膠以及加速發酵、貯藏和制酒副產品利用等工作；曾任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屆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1945年12月回國。

回國后，任中農所北平農事試驗場研究員，兼土壤肥料研究室主任。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從回國到解放，正如他自己所說，“搞了一些不切合實際需要的農產品化學利用的研製”。

解放以後，他任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理化系主任，在他成功製成DDT之後，他又大力支持該系助理研究員陳昌柏，研製生產六六六農藥的設備，獲得成功。據說，在我國還沒有能力生產六六六之前，多由美國卜內門公司進口，他們得到我國研製六六六消息后，馬上降價；按當時我國的技術和設備的水平，其產品價格要遠遠超出美國貨。

但我國農業部不理會這種陰謀，撥出巨款，花了約一百萬斤小米的經費，試製六六六，所出產品一下子佔領了市場。當時還傳說，在抗美援朝中美國實行細菌戰時，“六六六”起了極大的殺害帶菌昆蟲的作用。

六六六製造成功后，陸欽范又著手研製當時最新、最有效的農藥一六○五。製造一六○五要比製造六六六的工序複雜，而且毒性也比較大。即使在反右鬥爭大事批判陸欽范時，他也沒有停止他的研製工作，群眾到實驗室批判他時，他就用棉球塞住耳朵，照常工作。

在他被劃為右派分子后的1958年，他仍經常夜以繼日地從事一六○五的試製。一次意外事故使他的頭部被火焰燃燒，頭髮被燒光，臉部皮膚全部脫落，但他休息幾天之後，又上班了。這種敬業精神，就連他的專案組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對你的工作還是滿意的”。

一六○五的研製工作完成之後，把小批量產品送往農村試用，頗受歡迎；其後又把工作中採用的生產雛形介紹給兩個農藥廠，投入大量生產。這對農業增產和化學工業的農藥生產的發展，都起了促進的作用。然而，有誰能料到，就是在他完成了一六○五的研製工作，理應受到褒獎的時候，被無情地踢出農藥研製領域，先下放到甘肅，后又發往新疆勞動改造。

三十餘年後的1990年，到古稀之年的陸欽范，才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化工部授予的“化工老專家榮譽證書”。

陸欽范1957年被劃為“極右分子”之後，繼續研製一六○五殺蟲劑，到1960年，研製工作基本完成，陸和妻子雷念慈被分別下放到甘肅武威和山西壽陽勞動一年。

1961年6月調往新疆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農學院，先在化學教研組，后調到生理生化教研組。這個農學院剛籌建兩年，又值三年困難時期，他們只好住在農學院學生宿舍的一間未完工的盥洗室內。後來盥洗室要安裝管道，行政科催他們搬到連門窗都沒有裝好的土坯房去住。幸虧這時陸的妻子調到農研所工作，以她的名義，在所謂“高知樓”分配到一套25平米的房屋。陸欽范在農學院雖然教過兩三年書，到了1965年，隨著階級鬥爭的弦越綳越緊，陸欽范被迫退出講台，到大田去干農活了，什麼大田灌溉、裝卸車輛、合泥打坯等等，輪到零下20℃的夜班，也照常勞動。

陸欽范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是遲至1975年5月26日才摘掉的。

為人正直的陸欽范雖然希望早早摘掉那頂沉重的帽子，但他篤信真理，決不折腰，不肯說假話，不肯作違心的假檢討。時光到了1975年，又要開會討論陸欽范的摘帽問題了，雷念慈鑒於丈夫以往堅決不承認提出“人口增加將會導致生產落後”，是向黨進攻，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一直難能過關。她急了，趕緊找到一位善寫“檢討文章”的“老運動員”，代寫了一篇既能讓陸欽范同意，又能讓上面接受的材料。這位“捉刀手”果然出手不凡，一篇洋洋大觀的文章一射中的，陸欽范終於得到了這樣一紙摘帽決定：“原兵團農學院教員陸欽范，在1957年乘我黨整風之機，惡毒攻擊黨的領導，誣衊社會主義制度，情節嚴重，態度惡劣……陸欽范在十多年的思想改造中，對自己所犯錯誤有了認識，表示永不翻案，在勞動中表現也較好……同意摘掉陸欽范的右派分子帽子……”

雷念慈感謝“捉刀手”鼎力之功，特買了一隻老母雞酬謝。

摘帽后的陸欽范感到自己已“回到了人民隊伍”，次年便提出退休，目的很單純，就是想退休后，把他帶到新疆的兩個孩子再帶回較發達的內地，使他們多受一點教育。在他自己，無論在哪裡都已無所謂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8月31日他從新疆巴楚毛拉給“唐山市革委會抗震救災組”寫信，要求參加救災工作。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一位高級知識分子的無可奈何的地位。他在信中說：“我年61歲，……考慮到唐山復建工作極需完成，特此申請參加志願工作，生活和一切其他費用，完全自理。幹上一兩年，為唐山的生產事業，添上一磚半瓦，再回家。”接著他對自己的工作能力做了介紹：“我對工作種類，有比較充分的適應性，從挖掘土方，裝卸搬運，礦井勞動，以至鋼鐵廠、水泥廠、化學產品廠等都可以干(有一些書本知識或少量實踐)……”

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生物化學家竟然把他能幹的重體力勞動放在前面，而提到他的專長生物化學時，則吞吞吐吐。要是把高級知識分子都“改造”成這樣，就算“改造”好了嗎？當時的確有些人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乾的，難怪我們的科技事業水平比一些先進國家落後幾十年呢!

陸欽范在內地求職未果，只好於當年10月返回老家蘇州，按理這是符合當時有關政策的，但蘇州市公安局硬是不給辦理戶口手續，說“五類分子不許遷入蘇州。”陸拿出“摘帽”證明書，也無濟於事。因為“右派”摘了帽子，還是被列入另一頂的“摘帽右派”。

這年10月回到蘇州的陸欽范一家困難接踵而來，沒有戶口，就沒有票證，沒法買糧、油、煤等等。

1978年徹底平反冤假錯案，陸欽范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之後，他發揮餘熱，又去江蘇農藥所工作，翻譯資料，教授英語，他都積極去做。同時他還繼續關注我國的“人口問題”，又加上“禁煙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總之，他始終關心國家大事，不悲不憤，無怨無悔。

他的兒子陸汝文於1988年留學德國，德國有關機構對華放寬移民限制，要陸汝文作出或去或留的選擇。8月底，陸汝文打電話徵求父親的意見，陸欽范態度很堅定，斷然叫他學成后回國，參加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他對祖國的熱愛，即使經歷了幾十年的磨難，還是始終不渝的。

他的學友夏承壁在蘇州和他重逢時，題詩一首相贈：行年已七十，猶未失童真，坎坷悵世事，離亂慶餘生，知交多零落，老伴喜同心，天涯霰旅夢，故鄉草木情，謳歌聊寄意，詩書析理明，淡泊持素志，繁華若煙雲，樂天復安命，榮辱何是憑，園林度余歲，人世兩無爭。

陸欽范於1994年1月6日，走完了他坎坷一生的道路，病故於南京。

學化學的陸欽范，卻一生關注人口論的研究。早在30年代他就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過兩篇這方面的文章。概括他的觀點是：人口無限制增長，一定會引起就業難；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影響物質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影響資源相對減少。

1957年初，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如邵力子、馬寅初、陳達、吳景超等，為我國人口猛增(1953年達到6億)表示憂慮，並為此發表意見。這時陸欽范也來勁了，花了三百餘元，印刷一萬冊名為《人口問題拋磚集》的小冊子，準備送給有關部門和關心這一問題的同志和朋友。他成了在我國第一個提出節育指標的人。他說：“我的出發點是：中國六億人口(1953年統計)已是太多，絕對沒有必要再增加了。因此，一家應以兩個孩子為標準”。

因為當時學生突增，學校不得不實行“二部制”，於是他提出一個口號：“學校二部制；家庭二孩制；若無二孩制；徒然二部制。”他還把這幾句話刻了一個圖章，打在發出的信封上。如何實現二孩制呢？他提出的方案是：“女方25歲結婚，節育兩年，懷孕一年，節育三年，懷孕一年，再節育三年，這時已35歲，或則繼續節育，或則由男方施行絕育。”

他曾把《拋磚集》送給馬寅初一冊，馬建議他送給當時正在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三千份，請代表們討論。第一次陸欽范是坐三輪車去的，衛兵擋駕，連大門都未能進去；第二次，他換上了筆挺西服，雇了一輛計程車，進是進去了，但秘書處拒收。他被劃為“極右分子”之後，結合他日常的表現，人們給他起了一個外號：“陸大傻子”，說他花了三百餘元買來一個“大右派”。

陸欽范被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為第一個“極右分子”揪出來以後，這位“陸大傻子”在全院開他批判大會的頭一天，還向五人小組提出，開會時要配備一台錄音機，以免說了不算數。那時錄音機並不普遍，還是從外面借來的。他真的以為是開辯論會，手提一個玻璃瓶，裝滿白開水，滿臉笑嘻嘻地緩步走入大會場。一進門，就來了一陣“碰頭好”，“打倒右派分子陸欽范!”的口號聲此起彼伏，接著就是輪流念寫好的大批判稿，說陸欽范以“人口問題”為幌子，企圖在我國挑起“匈牙利事件”。說他把新社會描寫成“一團糟”。誣衊說，“解放以前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現在生活改善了，四個人的飯，八個人吃”。

他在《拋磚集》里確實說過這樣的話，但其精神迥異，他的原話是：“解放以後，估計人口長了一億，對國家人民都是一個極重的、極困難的負擔。以一個家庭來說，那時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現在生活改善了，有了四個人的飯，但是成了四個人的飯，八個人吃。”原話的前提顯然是人口增加了，即使“生活改善了”，也會導致人民平均得到的糧食反而減少了。陸的錯誤在於沒有看到生產也會大踏步增長，現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比50年代不知要高出多少，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但要說他的這個論點是為了攻擊新社會，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也確實是斷章取義，瞎扣帽子。

在這樣的壓倒一切的氣氛中，當然是不容陸欽范辯解的。整個運動中陸不能開口，耳朵里聽到的則是革命群眾對陸欽范反共、反社會主義、圖謀資本主義復辟的揭發。說他陰謀復辟有三個步驟：“第一步：以造謠手法挑撥黨群關係；第二步：製造“人口問題緊張”的空氣，並且號召群眾去找黨的領導人爭吵，企圖掀起“匈牙利事件”；第三步：“要求讓地主、資本家奪取政權，達到資本主義復辟的罪惡目的”。

真不知道當年究竟有多少人會相信，陸欽范除了農業化學外，還會玩這一套政治把戲；但這個捏造出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終於套在了這位外號“陸大傻子”的頭上，他成了一個“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的“極右分子”。

說到陸欽范，不能不談到他妻子雷念慈。解放后不久，陸欽范的第一個妻子錢麗英就去世了。1953年陸欽范和雷念慈結婚，她比陸小七歲，讀書的學校都是名牌，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讀書，後於1944年北京大學應用化學系畢業。1948年12月被國民黨剿共十六突擊隊逮捕，三天後釋放。

和陸結婚時，她正在鋼鐵研究院工作，是煉焦研究室的骨幹，發展入黨的對象。她所以願意作陸欽范的“續弦”，是愛慕他的學識，人品。按她的話說：“他是一個好人。”她知道他的前妻為他留下了兩個孩子，又知道陸欽范是一個熱心節制生育的學者，說到哪兒做到哪兒，為了不違背他主張的“兩孩制”，她答應婚後不再要孩子。可以想象，有了雷念慈這樣的女人作妻子，對陸欽范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他怎能不十分關愛這樣一位知心人呢?

但是美滿的家庭生活剛過了四年，陸欽范就被戴上了極右分子的帽子。1961年陸被“流放”新疆前，中國農科院曾向鋼鐵研究院通報此事。

鋼院黨委找雷念慈談話，表示很希望她留下來，因為她在各方面表現都好，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和陸欽范“劃清界限”。否則，她就只能同陸欽范一起去新疆了。

幾天之後，雷念慈找到黨委，斬釘截鐵地表示：“我跟陸欽范走，他是一個好人，我不能在他患難的時候，把他們丟下!”她沒有掉眼淚，更沒有哀求，毅然決然陪著陸欽范和不是她生的兩個孩子走上去新疆之路——一條當時看來是毫無疑義的不歸路！這時雷念慈剛40歲，還算年輕，又有專業，而且和陸欽范沒有子女的瓜葛。就這樣，她做出了影響她一生的決定，這不僅因為有四年間的夫妻之情，更主要的還是有存在她心中的“陸欽范是一個好人”的信念。

1966年，“文革”鬧起來了，由於陸欽范是極右分子，首先把她揪出來批鬥，在“牛棚”中勞動了三年，后又同丈夫被“流放”到南疆靠近巴基斯坦的一個偏僻荒涼的農場放羊。在新疆，從石河子到喀什草湖和巴楚毛拉，她一直伴隨著陸欽范渡過了那艱難困苦的日子。其間，雷念慈最關心的還是他們的兩個孩子。1971年老二陸汝工因事去北京，雷念慈讓他去看一位好友，雷請求她設法把兩個孩子辦出新疆。考慮再三，兩個年輕人要想離開新疆，只有一條路好走，那就是想法去當兵。但那時當兵的首要條件是“根正苗紅”。一個大右派的兒子怎麼能走這條路呢?

雷念慈並未心死，1972年她請假回北京探親，再次去找這位朋友。這位朋友念及往日情誼，誠懇地說，孩子們的事情不好辦，設法把雷一個人調回內地還是可以的。平心而論，朋友對她已是盡心儘力了，但雷沒有領情。原因很簡單，就是她不忍丟棄陸欽范這個“好人”的一家而去。如果她真的這樣做，又何必當初呢?

雷念慈回到南疆，陪伴那個在戈壁灘上牧羊的丈夫，直到1976年，全家返回丈夫的老家蘇州。

這位偉大的妻子、偉大的母親、有才華的女化學工程師，1978年患腦癌辭世，終年僅5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