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氏評論報

相較於當時其他外商報紙追求商業、廣告利益的做法，密勒更希望將雜誌辦成一份獨立的、不以盈利為目的的英文政治期刊，秉承他一直以來的美國辦報風格，“促進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聯繫。像報道美國新聞的紐約大報一樣，在頭版刊登有關中國的故事”。宗旨是“讓遠東局勢的發展，使本國明了；同時讓西方的發展，使東方明了”。

《密勒氏評論報》在美國社會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頗具知名度，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1918年底該刊由共同創辦人、密勒在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校友美國人約翰·本傑明·鮑威爾（John·Bill·Powell）接任主編。

此刊英文名稱原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密勒氏遠東評論），一度更名為“The Far East Weekly Review”（遠東每周評論），1922年11月，鮑威爾收購《密勒氏評論報》產權，自任主編和發行人，他繼續奉行密勒提出的“無所顧忌地發表言論”的編輯方針，辟有“社論”“特稿”“一周要聞”“中國名人錄”等欄目。1923年6月退休的密勒去世后，鮑威爾把該刊英文名稱改成“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國每周評論），但考慮到讀者對原中文名稱《密勒氏評論報》（該報在兩行英文刊名下還標有一行中文名）已經習慣，故沿用不變。

1936年11月《密勒氏評論報》發表斯諾陝北之行的消息和他與毛澤東會見記。抗日戰爭爆發后，支持中國人民和南京國民黨政府抗戰，反對日本侵華政策。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密勒氏評論報》遭查封。1941年12月，鮑威爾被捕入獄，他在審訊中毫不屈服，受到嚴酷折磨，以致雙足殘廢。翌年美日交換戰俘，鮑威爾才返回美國。1946年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日本戰犯，鮑威爾以自己的經歷出面作證。1947年2月，約翰·本傑明·鮑威爾在華盛頓病故。

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后的《密勒氏評論報》在上海復刊。因鮑威爾已經病殘，由其子約翰·威廉·鮑威爾（John·William·Powell）擔任主編和發行人，副主編為朱里安·舒曼。該刊除登載專題文章外，還辟有“讀者來信”“中國報刊言論”“書評”及“英語學習”等欄目，發行量約8000份。該刊曾發表評論，表示支持一個“自由民主，繁榮與統一的中國”；同時，對國民黨的政權的獨裁和貪污腐敗進行揭露和譴責，被美國商界視為國統區內敢於直率批評的“一家獨立出版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該刊繼續出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唯一仍在中國大陸發行的美商媒體。1950年9月，改為月刊，32開本。在解放初期中外信息隔膜的狀態下，《密勒氏評論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傳播有關中國最新消息的途徑，向海外讀者講述了“在這塊古老土地上正在進行的新文明建設中所發生的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 。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該刊揭露美軍在朝鮮戰場施用細菌武器等罪行，美國政府對其實行禁郵，使之缺少經濟來源，不得不於1953年6月停刊。

不久，小鮑威爾夫婦歸國。三年後受到美國政府迫害，中國新聞界曾舉行集會表示抗議。

鮑威爾父子對中國革命抱有同情態度。鮑威爾公開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張：“中國是獨立國家，不是西歐或東瀛的附屬品”，“中國關稅自主，取消外國人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這也融入了《密勒氏評論報》，所以該刊登載過好多抨擊西方列強在華擴張勢力的評論。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鮑威爾和不少外國記者馬上奔赴東北採訪。他曾在《在中國二十五年》（1946年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中回憶：“從瀋陽淪陷開始，我一直負責採訪東北的戰事新聞”；“我們這些外國記者已經找到充足的證據，證明到底都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日軍總部的新聞官島本用略帶牛津重音的英語宣稱：“這兒曾發生一件意外——穿著張學良元帥的正式軍裝的中國軍隊，在瀋陽郊外，將日軍鐵路炸壞了一段，日軍被迫採取行動……”隨即，島本裝模作樣帶大家去柳條湖(也稱柳條溝)現場，鮑威爾一眼看出那是“偽造的”。鮑威爾返回上海，很快在《密勒氏評論報》揭露真相：日軍控制的南滿鐵路邊那幾具中國士兵屍體下面，竟沒有一點血跡，顯然是日軍故意從別處弄來的；據目擊者證實，有數千化裝的日本士兵預先混進城內，控制戰略要地，他們穿便服、背步槍、戴臂章，其中有許多人得意地到日商照相館里拍照片留念，無意中暴露了形跡，這表明所謂柳條湖爆炸是日軍為找借口攻佔瀋陽而秘密策劃的。此報道刊出后，東北的日軍雖然慌忙搜查瀋陽的日商照相館並沒收相關照片，但已經無法掩蓋罪惡行徑，於是宣布鮑威爾永遠不能再去採訪。接著，《密勒氏評論報》先後發表《東北是怎樣變成日本殖民地的》《日本在華北的築路計劃》等一系列文章，譴責日本的侵華陰謀。

另外，《密勒氏評論報》還發表過一些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主張和革命根據地的情況，以及八路軍和新四軍英勇抗敵的事迹。

1928年夏，埃德加·斯諾來到上海。與當年鮑威爾加盟一樣，斯諾也是經母校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威廉斯以信函推薦，擔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主編，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新聞記者生涯。

年輕的斯諾的加盟，給《密勒氏評論報》帶來新的氣象。斯諾曾接受鮑威爾的委派，坐火車沿滬寧、滬杭、津浦、京沈、京綏等鐵路幹線進行採訪，他的見聞陸續在《密勒氏評論報》亮相，如1928年12月15日發表的《中國五大怪》指出：旱、澇、飢、蟲和地震等，給中國百姓造成極大災難。從塞外返回申城后，斯諾曾代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並以敏銳的目光和犀利的筆觸推出了一些政治評論。1929年春，斯諾利用考察中國鐵路的機會，衝破陪同官員的攔阻來到綏遠，在古鎮薩拉齊親眼目睹了一場慘絕人寰的飢荒，他見狀極悲憤，馬上為《密勒氏評論報》撰寫了通訊《救救25萬生靈》。1930年至1933年初，斯諾繼續在中國東南沿海、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旅行訪問，並給《密勒氏評論報》撰寫系列遊記，其中一組文章披露了日本對台灣地區實行殖民統治的真實情況以及當地人民的悲慘生活，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愛國將領蔡廷鍇率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斯諾作為戰地記者採訪了“一·二八”淞滬抗戰的全過程。斯諾親眼看到，宋慶齡為支持十九路軍抗擊日軍，積極動員上海市民捐款為官兵縫製棉衣，並與何香凝帶著慰勞品到前線慰問；宋慶齡還組建傷兵醫院，親自給傷兵喂葯、喂水、喂飯，有時通宵達旦守護在生命垂危者的床邊。這使斯諾深深感動，他在《密勒氏評論報》等報刊作了生動報道。1933年春，新婚不久的斯諾攜妻子海倫·福斯特赴北平。斯諾應聘擔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並相繼擔任美國《星期六晚郵報》駐遠東撰稿人、紐約《太陽報》記者及英國《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海倫則做了《密勒氏評論報》駐北平記者。斯諾雖然事務繁忙，但仍不忘抽空為《密勒氏評論報》撰寫文章。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並發展為全國聲勢浩大的群眾抗日愛國運動；為抵制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封鎖，斯諾夫婦不顧危險奔赴現場了解情況，鮑威爾作為《密勒氏評論報》主編也親自從上海趕到北平進行採訪。1936年6月中旬，經宋慶齡和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斯諾前往陝北，進行歷時3個月的採訪。斯諾返回北平后，於同年11月5日把自己與毛澤東談話的全文和對革命根據地的綜述寄給《密勒氏評論報》。《密勒氏評論報》接到文稿，在同年11月14日、21日兩期予以全文發表，題目為《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並登載斯諾所攝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皖南事變發生后，斯諾因如實地報道真相，被國民黨當局取消記者權利，於1941年2月被迫離境。可以說，他在中國居留的13年裡，長時間與《密勒氏評論報》保持較密切的關係，並運用該刊熱忱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