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間詩集
田間詩集
《田間詩集》於乾隆時被禁毀。直到宣統二年才得以重刻。這本詩集中收錄了順治八年以後錢澄之所作的詩歌作品。詩集得名“田間”,作者在自序中解釋道:“錢子游十年歸,歸十年始有廬。廬在先人墓旁,廢瓜田盈畝為之,環廬田也,故名田間雲。”
二十卷,明末清初錢澄之撰。
錢澄之(1612—1693),清代文學家。原名秉鐙,字幼光。號田間(別號西頑)。江南桐城(今屬安徽)人。明末諸生。早年曾參加復社,名重一時。崇禎年間,以明經貢入京師。屢次上書言時政得失,因此而受到排擠,不得重用。明朝覆亡的第二年,他與錢?秉等人在武水起兵抗清。兵敗后,他的妻子帶著一子一女投水身亡。
南明政權建立后,他奔走於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繼續投身於反清復明的鬥爭。在福建投奔唐王,經他的老師黃道周的推薦,被授漳州府推官。唐王政權覆滅后,又入粵投奔桂王,經大學士瞿式耜推薦,永曆元年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永曆三年考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編修,知制誥。廣州、桂林先後陷落後,為了逃避清朝的追害,他一度削髮為僧,改名幻光。之後他歷盡艱辛,於順台八年輾轉返回故鄉。復明無望,還俗歸隱,改名澄之,字飲光,號田間。從此他或隱居田園,或遊歷謀食,堅持民族氣節,不與清政權合作,務農自給達四十餘年,卒於康熙三十二年。
錢澄之學識廣博,富於才情,無論詩、文均有很深的造詣,而尤其以他的詩著稱。王夫之推許他的“詩體整健”(《永曆實錄,晏黃二劉列傳》)由於他身處易代之際,飽經憂患,歷經滄桑,所以反映的生活面比較廣闊,內容深厚。《水夫謠》、《崔糧行》、《獲稻詞》、《捉船行》等詩描寫農民疾苦。《三吳兵起紀事答友人問》、《沙邊老人行》等詩反映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都堪稱佳作。他的創作以歸隱故鄉為分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詩歌大多取才於明末清初的政治大事,反映了一代王朝的興亡,具有明顯的史詩的特點。如《長干行》攝取弘光朝大選淑女入宮及清軍渡江之後淑女淪落的史實,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弘光朝短命而亡的原因。
《悲憤詩》和《三吳兵起紀事答友人問》記錄了他在吳江起兵抗清的前因後果,以及兵敗后他妻子兒女被迫投水身亡給他帶來的巨大悲痛。《虔州行》、《悲湘潭》、《悲南昌》記述了當時清軍入侵,各個軍事要地先後陷落、在詩中揭露譴責了清軍燒殺搶掠、野蠻屠殺的罪行,同時對明朝軍隊的渙散、內部矛盾重重、將領平庸無能也處處透出失望和義憤。後期詩歌由於作者不再入仕,遠離政治,隱居鄉間,所以大多取材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目睹的下層人民的生活。他前後詩風由於處境不同,題材相異而有所變化,但“屢變而不窮,要其流派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朱彝尊《明詩綜》)。有人也認為錢澄之“五言似陶公”(沈德潛《明詩別裁集》)“七古擬張、王樂府,亦近香山”(陳田《明詩記事》)。他的詩一方面繼承了陶淵明、白居易等詩人傳統,另一方面又能博採眾家之長而形成自己的風格。韓葵在《田間文集序》中說他的詩風“沖淡深粹,出於自然”。評價得十分恰當。
除了詩歌上有很高的造詣外,他還在古文、學術上頗有建樹。他的古文文辭簡潔流暢氣勢浩然,感情充沛,有《伯夷論》、《三國論》、《答池州喻太守書》等篇,頗能體現他的風格。
另外,他還具有相當的學術水準,所作的《田間易學》、《田間詩學》等專著,都很有功力。《庄屈互詁》一書則被收入《四庫全書》,認為它“以《離騷》寓其幽憂,而以《莊子》寓其解脫”。他的著作除《田間詩集》29卷外,還有《田間文集》30卷,康熙時斟雉堂初本,宣統二年重刻。《藏山閣集》詩14卷,文6卷,收入崇禎十一年至順治九年的作品,有海鹽朱氏本,桐城蕭氏本,光緒龍潭室印本。另外,還有《田間詩學》12卷,《田間易學》12卷,《庄屈合詁》1卷。
集子里所收的,多為慷慨悲歌。他作為前朝遺民,不得不隱居鄉間。一方面對清王朝的統治充滿了強烈的不滿,另一方面又更加地重了對故國舊朝的無盡依戀。他把這萬千感慨都傾注在了詩歌之中,以詩來抒發性情。面對山河破碎的舊園故國,作者滿腔眷懷哀輓。對不屈不撓,以身殉國的抗清志士,也是他的老師良友的黃道周、瞿式耜、錢?秉等人,作者懷著崇敬的心情頌揚他們的忠烈節操,悲悼他們的不幸。對那些弄權誤國,貽害百姓的閹黨奸臣,作者怒目而斥,悲憤不已。身受著清王朝殘酷的民族壓迫和迫害,他亦大聲抗議。詩人在自序中寫到:“吾詩悲,非也所樂聞,其聲往往激楚也”。又說:“夫詩言志,我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字字血淚,即使是今天來讀,也依然感人肺腑。
正是這種感情的影響下,作者詩集中悼亡懷舊的作品佔了相當的部分。
作於順治十年的《感懷詩》:“蘭若生空山,離離緣陽坡。春風披拂之,爭發從中華。草木亦何意,貴飲天地和。如何芳未歇,遂有霜雪加?蘭■既枯死,椒?殺還紛羅。仰視白日匿,忽在西山阿。我欲麾之反,愧無魯陽戈。精衛思銜石,夸父空飲海。有志不得就,念之淚滂沱!”在詩中作者以草蘭■比喻為反清復明,四方奔走的仁人志士,以惡草扌叔?殺比喻弄權賣國的奸臣群小,以霜雪比喻殘酷無情的清朝統治者,以白日比喻奄奄一息南明政權,以魯陽公、精衛、夸父自喻,然而報國為民的志向終於不能實現,只有滂沱的淚水來哀悼國家和自己的不幸。
作於康熙五年的《黃華山懷古》:“甌越自來形勝地,黃華山踞一城巔。女牆繞悲遺跡,官閣崔嵬憶昔年。事去空懷三戶憤,劫餘猶起萬家煙。遊人莫話興王中,一眺川原一黯然。”故地重遊。扶今憶昔,遙想當年抗清鬥爭的激烈情形,而如今只能空懷一腔憂憤,無處可訴。然而即使不再談國家興亡之事,只要望一眼故國山河,就足以讓人潸然淚下。
當他重遊故地白門,作了《白門行》一詩:“白門一別十五年,白門再來人可憐。市上逢人少顏色,家家盡欠旗下錢。旗下欠錢誰敢少?家貲已盡錢未了。妻兒准算牽入城,明朝引兒打出草。誰者鎖頸城南門?頸上淋漓鮮血痕。近前掩面不忍問,問之知為隆準孫。此輩凌辱自甘受,肌膚戕毀復何有?獨憐編戶借還宮,橫使骨肉遭毒手。市井蕭條店不張,新年通著舊衣裳。毫華只羨遼陽客,艷冶惟憐滿女妝……城南一帶梵王宮,塔院樓台相映紅。忽有兵機防伏莽,松陰竹包一朝空。竹色松陰最瀟灑,即今一望彌曠野。墓上無非塞外羊,山巔儘是關東馬。朝朝暮暮白頭僧,每眺高台淚不勝,惟有長平寺里塔,通宵猶似昔年燈。”作者把他所見的人民困苦不堪,僧受清人壓迫的一樁樁殘酷血腥的事實列舉出來,抒發了他對新王朝的統治者的強烈憤慨。
這樣的作品還有《湖孰種菜歌》、《延平感懷》、《金陵即事》等,也都傾吐了作者內心的憂思和隱痛。
除了感懷往事,於作者後期生活在下層人民之間,也有許多作品反映他們的生活,寫出了民生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