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船行
捉船行
《捉船行》這首詩，反映了地方官吏在江南水鄉借口軍運，四處捉船、橫加勒索、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
詩分前後兩個部分，共五層：第一層寫官差捉船，第二層寫吏役如虎，第三層寫篙師斂錢買行，第四層寫勒索樣之多，第五層寫官舫停泊碼頭。
“官差捉船為載兵”，詩首句即點明捉船的因由，原來是“載兵”去鎮壓抗清武裝，暴虐不仁之舉更是為的殘民以逞之行。“捉”字，與“有吏夜捉人”（杜甫《石壕吏》）中“捉”，用法相同，寫足了官差的橫行，政治的黑暗。“為載兵”，點明了捉船目的，同時，也反映出清朝統治者調遣軍隊、鎮壓抗清鬥爭的罪惡行徑。接著，就大船、中船、小船分別言之：大船買脫，中船潛避，小船無知，則被捉住。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句中“且”字，表明蘆港潛避，是暫時的，終歸逃脫不了吏役的魔掌。這就告訴人們：大船、中船、小船都在魚肉之列。這一層是總述。
以下三層，具體寫吏役如虎、橫加勒索的情景：先寫府里徵用船隻的文書下達后，吏役火速般地下村捉船敲詐勒索，村人窮得衣不蔽體，哪裡會有錢供他們敲詐，只能忍受著鞭杖之苦。“快”“進”“急”，形容吏役聞風而動，爭先恐後之狀。“露肘”，見出村人窮困至極。“背似土牛”，用了一個典故。《魏書·甄琛傳》：“趙修小人，背似土牛，殊耐鞭杖。”“土牛”，古時迎春用的土製春牛，以鞭捶打，謂之鞭春。此處用以比喻吏役象鞭捶土製春牛一樣鞭打村人。接下去，寫村人苦哀求，而吏役氣勢洶洶，往來船隻，也只好送錢買放。“前頭船見不敢行”，從側面顯示出“吏如虎”不送錢，將被捉去。再下去，寫勒索名目繁多，花樣翻新。“仍”“另”表明除了查點錢，還有“常行費”與“門攤”，因而“船戶家家壞十千”。在這三層里，既有對吏役的鞭撻，又有對聚斂的抨擊，更有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尤其可貴的是：詩人把官吏比作吃人的老虎，把村人比作耐鞭的土牛，其內在含意更深遠了
“君不見”三字，盛唐詩歌行體多用之，或以領起下文，或以推開意境意思都比較虛，如“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李白《將進酒》），“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杜甫《兵車行》）“君不見沙場征戰苦”（高適《燕歌行》）等。此處則是用以錶轉折，由第一部分寫私船慘遭勒索，轉入第二部分寫官舫逍遇自在：“官舫嵬峨無用處，打鼓插旗馬頭住”“嵬峨”，形容官舫雄偉高大，氣勢非凡，暗含貶意。這些嵬峨的官舫，插上官家旗幟誰也奈何不得，終日停泊碼頭，無所事事、惟尋歡作樂而已。
這首詩十分明顯的特點，就是對比。運用對比，來揭露社會現實中種種矛盾，特別是揭露勞動人民與封建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是最得力不過的了。詩歌以絕大篇幅描寫官吏如，船戶遭殃，最後筆鋒一轉，描寫官舫無用處，打鼓插旗，這就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且由於結尾處用了“嵬峨”“無用處”“打鼓插旗”等詞語，對比的效果，更加顯著。這種對比手法，在古典詩歌中，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詩經·小雅》中“或燕燕居息，或盡癢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北山》）等。白居易是善於用對比的，有農民“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與統治者“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重賦》）的對比，還有“紅樓富家女”與“綠窗貧家女”（《議婚》）的對比，等等；而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懷五百字》），更是膾炙人口，婦孺皆知。由此可以看出吳偉業詩法盛唐和元白之一斑。
清代初期，戰爭頻仍，船民除受繁苛的租稅剝削外，其船隻還常常遭官府強行扣壓，被征往運輸士兵。船民們為了營生，只好被迫向差官輸納銀錢以求得解脫，再一次受到無理的盤剝。作者得睹船民百姓的苦難，而作此詩記述這種現象。
吳偉業他一生寫詩千餘首。著有《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梅村詩餘》，傳奇《秣陵春》，雜劇《通天台》、《臨春閣》，史乘《綏寇紀略》，《春秋地理志》等。吳偉業與錢謙益、龔鼎孳並稱“江左三大家”，又為婁東詩派開創者。詩以宗法唐人為主，兼取宋代蘇軾、陸遊。《四庫全書總目》評論說：“其少作大抵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為遒上。”頗能概括其特色及前後變化。
圍繞黍離之痛，吳偉業以明末清初的歷史現實為題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會變故，描寫動蕩歲月的人生圖畫，志在以詩存史。這類詩歌約有四種：一種以宮廷為中心，寫帝王嬪妃戚畹的恩寵悲歡，引出改朝換代的滄桑巨變，如《永和宮詞》、《洛陽行》、《蕭史青門曲》、《田家鐵獅歌》等。第二種以明清戰爭和農民起義鬥爭為中心，通過重大事件的記述，揭示明朝走向滅亡的趨勢，如《臨江參軍》、《雁門尚書行》、《松山哀》、《圓圓曲》等。第三種以歌伎藝人為中心，從見證者的角度，敘述南明福王小朝廷的衰敗覆滅，如《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臨淮老妓行》、《楚兩生行》等。最後還有一種以平民百姓為中心，揭露清初統治者橫徵暴斂的惡政和下層民眾的痛苦，類似杜甫的“三吏”、“三別”，如《捉船行》、《蘆洲行》、《馬草行》、《直溪吏》和《遇南廂園叟感賦》等。此外還有一些感憤國事，長歌當哭的作品，如《鴛湖曲》、《后東皋草堂歌》、《悲歌贈吳季子》等，幾乎可備一代史實。他在《梅村詩話》中評自己寫《臨江參軍》一詩：“余與機部（楊廷麟）相知最深，於其為參軍周旋最久，故於詩最真，論其事最當，即謂之詩史可勿愧。”這種以“詩史”自勉的精神，使他放開眼界，“指事傳詞，興亡具備”，在形象地反映社會歷史的真實上，取得突出的成績，高過同時代的其他詩人。
痛失名節的悲吟，是他詩歌的另一主題。這以清順治十年出仕為標誌，在靈與肉、道德操守與生命保存之間，吳偉業選擇苟全性命，墮入失節辱志的痛苦深淵，讓自贖靈魂的悲歌沉摯纏綿，哀傷欲絕。《自嘆》、《過吳江有感》、《過淮陰有感》、組詩《遣悶》等，懺悔自贖，表現悲痛萬分的心情，“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懷古兼吊侯朝宗》詩說：
河洛烽煙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詩人自註：“朝宗歸德人，貽書約終隱不出，余為世所逼，有負夙諾，故及之。”在《賀新郎・病中有感》詞里，自我剖析：“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臨死仍不忘反省：“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自怨自艾，後悔不迭。吳偉業是真誠的，以詩自贖確實是其心音的流露，《梅村家藏稿》以仕清分前後兩集，“立意截然分明”，表示他不迴避和掩飾自己的污點，死時遺命家人斂以僧裝，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用以表明身仕二姓的悔恨與自贖的真心。這類詩歌對我們認識在理想與現實、感情與理智的困擾與衝突里掙扎的人生悲劇，有著啟迪作用。
1672年1月23日，一代大詩人病逝，葬於蘇州玄墓山之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