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失衡
全球經濟失衡
所謂全球經濟失衡（global imbalance）是指一國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而與該國貿易赤字相對應的貿易盈餘則集中在其他一些國家，主要是指美國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常收支的不均衡狀態，其原因之一為美元的流動性過剩，從而引起其價值下降。
全球經濟失衡是指美國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常收支的不均衡狀態，其原因之一為美元的流動性過剩,從而引起其價值下降
所謂全球經濟失衡（global imbalance）是指這樣一種現象：一國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而與該國貿易赤字相對應的貿易盈餘則集中在其他一些國家。2005年2月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在題為“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避免相互指責”的演講中正式使用了這一名詞。並指出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是：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餘
美國作為當今主要國際儲備資產的供給國，其國際收支與其他國家的美元儲備資產之間具有一定的對應關係，世界各國對美元儲備資產需求的增加可能導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增加；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增加，也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儲備資產被動增加。因此，要理解當今全球經濟失衡就有必要分析當今國際儲備貨幣的供求狀況。
國際儲備需求增長及其原因分析
由於國家持有外匯儲備的主要原因是對付無法預測和臨時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因此儲備需求理論認為合理的國際儲備規模應該由一個國家基於儲備用完情況下產生的宏觀經濟調控成本和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的平衡來決定。根據經驗分析，影響一國儲備量的主要因素可概括為：
第一，經濟規模。經濟規模越大，對國際儲備需求越多。
第二，外部經濟的脆弱性。外部經濟的脆弱性越強，儲備需求越多。但一國外部經濟的脆弱性是由其經濟開放程度、外部衝擊壓力、國內產業結構和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等多種因素決定的。在一個產業結構落後和金融市場發育程度不高的國家，經濟開放度越高、外部衝擊壓力越大，其外部經濟的脆弱性就越強，對國際儲備的需求就越多。
第三，匯率靈活性。根據現有的經驗研究，一般認為匯率靈活性的增強有利於減少儲備需求；
第四，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這裡的機會成本是指持有國際儲備的收益和將其用於其它投資的邊際生產率的差異。
世界國際儲備總量增長很快，但世界各國儲備傾向的發展卻很不平衡。從儲備與進口的比率看，發達經濟體的儲備傾向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比較穩定，還有下降的趨勢。而新興市場國家無論是從儲備與進口的比率或儲備與短期債務的比率，其儲備增長傾向非常快，其中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最為突出。而發展中國家的儲備增長傾向有所增長，但不如新興市場國家突出。
是什麼原因導致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儲備傾向在80年代後期迅速提高？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前面關於影響國際儲備的各種因素都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作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開放度迅速提高，他們不僅實現了經常賬戶的自由兌換，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開放了金融賬戶，使經濟發展對來自外部的衝擊更加敏感。
第二，來自外部的衝擊壓力有進一步增加的趨勢。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際投機性資本規模的迅速增大；二是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經常性大幅度波動。這兩個方面往往相互作用，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安全構成巨大衝擊，比如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美元的長期大幅度升值，使這些國家的貨幣錯配問題凸現，國際投機性資本抓住這一機會進行攻擊。
第三，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發展中國家為其國際收支逆差進行融資的渠道少、成本高。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IMF的融資功能弱化，國際金融市場的私人資本成為世界各國應付國際支付困難的主要融資渠道。但發展中國家由於其經濟實力弱、信用等級低，難以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即使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其融資成本也遠遠高於發達國家。而且，通過國際資本市場融資還可能面臨資本在短期內大規模逆流的風險。
正是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使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歷了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以後，加強了國際儲備。但應該看到，這對他們而言，是在經濟開放過程中應對動蕩不定的國際經濟環境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發展中國家由於資本相對稀缺，其投資的邊際生產率往往很高，所以其高儲備的機會成本十分高昂
國際儲備供給分析
在這三大來源中，作為國際儲備的黃金是傳統的國際儲備資產。儘管牙買加協定確定了黃金非貨幣化原則，但黃金仍是重要的國際儲備資產，作為國際儲備的黃金數量一直趨於穩定，約為10億盎司左右。但黃金在國際儲備總量中的比例卻不斷下降。
SDR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為了彌補美元供給不足而人為創設的國際儲備資產，但SDR自從創設以來一直受到冷落。其在國際儲備總量中的比重不過1%左右。
因此，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後，主要發達國家的信用貨幣構成世界各國儲備貨幣的主體。國際儲備貨幣。這些國際儲備貨幣各自在世界外匯儲備總額中各自所佔比例主要由這些國家（或經濟體）的經濟實力對比和國際商業習慣決定。儘管在不同時期，他們各自所佔的比例有一些變化，但美元作為最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從沒有動搖過。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元在世界官方外匯儲備總額中的比重曾經下降到50%，但此後其所佔比例開始反彈，到2004年初佔65.9%，而歐元和日元所佔比例分別為24.9%和3.9%。
正是由於美國在國際儲備貨幣供給中的壟斷地位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對國際儲備的強烈需求，使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與亞洲國家經常項目的順差和國際儲備的大量累積相對應，從而導致國際社會所關注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
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就敏銳地發現：在由一個國家的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情況下，存在滿足世界流動性的需要與美元信心的矛盾。即為了滿足世界各國對美元儲備不斷增長的需求，美國必然會出現國際收支逆差；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增加又會有損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信心。正是這一矛盾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由於美元與黃金脫鉤和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使這一矛盾得到了緩解，但這一矛盾並沒有消除。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全球經濟失衡不過是特里芬難題的再現，因此，對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全球經濟失衡可持續性的分析應該辯證地看待。
一方面，現有的全球經濟失衡有一定的可持續性。只要在由一個或幾個主權國家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情況下，某種程度的全球性國際收支失衡就會存在。因此，全球經濟失衡是一種常態。只要現有的國際儲備貨幣供求關係不發生大的變化，現有的全球經濟失衡就有著相當的可持續能力。
從歷史的角度看，美國自80年代初期就開始出現經常項目赤字，儘管它多次試圖通過國際政策協調、美元貶值和縮減財政赤字等方式來解決該問題，但從發展趨勢看，其經常賬戶的赤字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赤字規模反而越來越大。
國際儲備的供求關係不會有大的變化，其原因在於：從需求的角度，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開放進程不可逆轉，還有大批的發展中國家也將加入更加開放的行列；國際投機性資本、世界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等因素導致的不穩定的國際金融、貨幣環境不會在短期內得到改善，發展中國家對國際儲備貨幣的需求依然強勁。從供給方面，由於歐元區經濟復甦緩慢，日本經濟積重難返，而美國經濟在總體上仍然有著良好的表現，美元在國際外匯儲備中的壟斷地位難以動搖。所以，以美國經常項目大規模赤字為特點的全球經濟失衡還是有很強的可持續性的。
其次，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由於國際儲備的多元化和匯率制度的浮動化，與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相比，全球經濟失衡的解決途徑更加多樣化，解決的過程也更漸進化，類似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那種急劇的調整和國際經濟混亂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對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解決可以更加從容。
但另一方面，無論通過什麼樣的方式進行調整，都是需要成本的。而且這種不平衡性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再不著手解決問題，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進一步增大，那麼影響國際儲備貨幣供求的諸多因素中某一因素的變動將可能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高度重視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並著手避免其進一步惡化十分必要
（一）對現有解決措施的簡單評論
美國和以IMF為代表的國際經濟機構主張的解決措施，其核心思想有兩點，第一，通過匯率變動，即美元的相對貶值達到調整的目的：第二，通過經濟失衡國家的內部結構調整來達到目的，如美國提高儲蓄率、亞洲國家提高內需等。作者認為，上述解決方案表面上看起來頗具針對性，而且體現了失衡國家共同承擔責任的原則，但由於該方案忽略了美國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特殊性，在現有國際貨幣體系沒有改變的前提下，不僅無助於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解決，而且會使全球經濟失衡進一步惡化。
首先，就調整匯率水平而言，是否能夠達到有效調整貿易雙方國際收支的目的，取決於貿易雙方產業結構和產品同質性等一系列條件。美國與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產業結構是互補性，而不是同質性。再加上公司內部貿易、加工貿易對匯率變動不敏感等諸多方面的原因，美元貶值對當今全球經濟失衡的解決作用不大。
不僅如此，美元作為當今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元匯率變動已經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如果美國總是用匯率貶值的方式解決其國際收支逆差問題，這本身就會加大發展中國家的外部風險，進而提高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儲備傾向，形成對美元儲備的更大需求。這種需求是理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能通過低估匯率的手段，就會通過其他的政策手段，從而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失衡，加深國內經濟結構的扭曲。
其次，失衡國家內部經濟結構的調整。就美國而言，一方面，沒有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改變，世界各國對美元儲備和美元資產的需求不減，美國的低儲蓄就難以改觀。美國要主動放棄或減少在世界範圍內獲取鑄幣稅的好處是很困難的。另一方面，在現有國際儲備貨幣供求狀況沒有改變之前，美國進行國內經濟結構的大規模調整，也會導致國際儲備供給的不足，從而引發世界範圍內的經濟蕭條。
對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雖然提高內需從長期來看對其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必要的，但在短期內實現這種經濟結構的調整是困難的。如果在外力強迫下進行不切實際的調整，必將不利於其經濟的穩定發展。
可見，現有方案若付諸實施，在短期內雖然可能會使全球經濟失衡略有緩解，但由於這種解決方案對美國和現有的順差國在經濟效應上的不對稱性，即美國提高儲蓄在短期內的緊縮效應可能被美元貶值的擴張效應所抵消，總體上無損於其經濟發展；而順差國則不僅遭受本幣升值和由美國緊縮政策導致的雙重緊縮效應，而且還面對國內經濟調整和匯率動蕩的風險，從而會進一步強化美元霸權，最終使全球經濟失衡進一步惡化。
（二）基於國際儲備供求關係視角的政策建議
致力於全球經濟不平衡性的解決是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和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共同願望。從國際儲備供求關係的角度看，解決全球性經濟不平衡的根本出路在於改變現有的國際儲備供求關係，降低世界各國對美元儲備資產的需求。具體有如下措施：
1. 降低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外部脆弱性是降低對美元儲備資產需求的關鍵。根據外部脆弱性的產生原因，應從兩方面入手：
首先，要求這些國家提升本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加強和推進市場制度建設，從而增強適應各種外部衝擊的能力；
其次，通過推進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適度減輕對發展中國家的外部衝擊壓力。當前對發展中國家貨幣、金融安全構成巨大衝擊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國際投機性資本的衝擊，二是世界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因此，相應對策是以IMF為代表的國際性金融機構應加強對國際投機性資本的監管，並推進世界各國在金融市場開放過程中加強對跨國資本流動的監管合作。另外，推進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在穩定匯率方面的協作，使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匯率保持相對穩定性。
2.增加和重新分配SDR。因為SDR是當今國際儲備中唯一人造的非主權國家貨幣，SDR的發行不僅可部分替代美元儲備，而且可以大大降低發展中國家的融資成本（比較詳細地分析見Peter B.Clark and Jacques J.Polak，2004 ），進而降低發展中國家對國際儲備的需求。
3.推進區域性的國際貨幣合作。區域性國際貨幣合作可以在一個有限區域內為一國的國際經濟交往提供穩定的貨幣環境，它不僅有利於減少發展中國家對國際儲備貨幣的需求，而且有可能通過區域性貨幣合作水平的提高創造出如歐元這樣的區域性貨幣，從而提供新的國際儲備貨幣供給。
4.歐元區和日本經濟的復甦有利於提高歐元、日元在世界外匯儲備總量中的比例，從而有利於減少世界各國對美元儲備資產的需求。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從長期看，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途徑在於減少世界各國對美元儲備資產的需求，但這是以美元霸權削弱為條件的，它必將遭到美國政府的反對。而美國所主張的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措施不利於問題的根本解決，從長期看還會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失衡。因此，對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解決將是一個漫長、充滿矛盾和摩擦的過程，具體措施的選擇將因不同時期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而不同。我國作為一個經濟還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明智的選擇是力所能及地參與國際經濟協調與合作的同時，盡最大努力保持國內經濟快速、健康發展。
作者簡介：
馬先仙 涪陵師範學院經濟法學系副教授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專業博士生
姜凌經濟學博士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