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和賡

1933年在北平讀大學時經宣俠父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后黨中央派他回到廣西老家，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成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特密”地下黨員，代號“八一”。

抗戰爆發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總參謀長，謝和賡被白崇禧任命為中校機要秘書；在武漢時，白崇禧讓謝和賡寫一份《軍隊政治工作與群眾政治工作之關係》的講演稿，謝和賡找到李克農，請求黨組織給予幫助。李克農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謝經過三天三夜，終於寫成，由李克農轉交周恩來審閱。李克農連夜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認真推敲文句，對講演稿進行了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農便將周恩來用紅筆改動過的講稿轉交給謝和賡，告訴他說：“恩來同志刪的是白站在副總參謀長的地位指責政治部工作失誤的部分，改為本著白的軍訓部長的地位講話。同時，恩來提醒你注意不要讓原稿提出的政治訓練的原則和方法跟我黨太相似。”按照李克農的指示，謝和賡急忙複寫了兩份，毀掉周恩來刪改過的原稿，將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辦公桌上。白崇禧完全採用了謝和賡起草的講演稿，向師以上幹部和師級政工人員進行訓話。

1942年，謝和賡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國做秘密調研統戰工作。1946年畢業於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瑩（著名演員、現代女作家）因“共產”嫌疑，被美國移民局遞解出境；二人於1955年回到北京。

謝和賡后曾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等職；因“鳴放”期間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勞改。

因周恩來和董必武相繼出面干預，謝和賡一年後得以重返北京；“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獄。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謝和賡的情況后，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釋放謝和賡出獄治病；同年5月15日，謝和賡總算重見天日，但出來時精神已近失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直至離休；後任中華詩詞學會首屆顧問，國際友人研究會理事，北京詩書畫學會常務副會長。

驚險傳奇的秘密戰線

謝和賡，1912年12月25日出生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這是一個書香門第。但是影響謝和賡日後人生追求的，是二哥謝鐵民。

二哥謝鐵民覺醒很早，在省立第三中學讀書期間，他就已經積極參加了學生愛國運動。1927年，是國民黨清共的一年。7月11日，謝鐵民不幸被捕，同年10月14日，在桂林麗澤門外英勇就義。在這種形勢下，新中國學社被迫解散。謝和賡的生活又暫時恢復到了平靜，當然這種平靜只是表面上的。

1932年秋，一封來自天津的油印信打破了謝和賡平靜的求學生活。信的大意是：值此日軍侵華，國家瀕於危亡之際，我西北軍中的愛國分子，已向平津及各地青年發出號召，亟盼大家覺醒起來，馬上要求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放棄不抵抗的政策，積極籌備全國的抗日戰爭……

油印信附有鋼筆留言：“和賡先生……據我的一些友人……提到先生在北平各大學宣傳進步思想和宣傳抗戰的努力，殊為佩服……西北軍許多愛國將領正枕戈待旦，一俟時機成熟，即號召軍民，尤其愛國青年……展開全國抗戰運動……”信函署名“西北軍中的抗日分子”。這封來信，猶如邊疆升起的烽火，軍營中的號角，極大地激發了謝和賡的熱情，他也做好了隨時戰鬥的準備。

12月，謝和賡的內心被這封熱情洋溢的信，炙烤得熱血沸騰，他決定奔赴察哈爾抗日前線。就這樣謝和賡參加了西北軍，協助馮玉祥組建抗日同盟軍。1933年2月謝和賡加入中國共青團，在宣俠父等人的介紹下，3月即轉為了共產黨員。

同年5月，抗日同盟軍成立。在剛剛當了三天三等兵后，謝和賡被吉鴻昌委任為上尉秘書，併兼任司令部教導隊教員，成了一個連升八級的“火箭炮”式的軍官。之後他便隨吉鴻昌轉戰南北，可是不到半年，由於抗日同盟軍實力太薄弱，受到日、蔣的夾擊，於九月宣告失敗。吉鴻昌、宣俠父、謝和賡被迫轉移。

隨著日軍侵華步伐的加緊，中華民族日漸危急。此時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方針也因時而變，由過去的“反蔣抗日”逐漸發展為“逼蔣抗日”。如何能“逼蔣抗日”，爭取國民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成為我黨亟待解決的一件大事。

在經過一番決策之後，中國共產黨決定採取從外圍入手的策略，利用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借力打力，達到“逼蔣”之目的。桂系作為國民黨地方派系中的實力派，成為這次統戰工作的重點之一。

隨後，中共決定派宣俠父、謝和賡參與到對桂繫上層的統戰工作中。南下前，中共北方局的領導向謝和賡交待了工作的原則：第一，站穩腳跟后，調查研究桂繫上層軍政情況；第二，設法爭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第三，秘密進行發動全國抗日宣傳鼓動工作；第四，每月或兩個月，寫信給天津吉鴻昌的飯店經理，隨便說幾句無關緊要的生活上的話，不用真名，就算未失掉組織聯繫。上級還特別指示這次工作為絕密，不能讓任何人發現他是共產黨員，只能同宣俠父單線聯繫，受周恩來、李克農直接領導。

隨意出入李宗仁、白崇禧住處的共產黨員

1934年元月中旬，謝和賡持吉鴻昌信函到泰山五賢祠見馮玉祥。在二人一番閑聊之後，馮玉祥知道了謝和賡原是自己部下，又是李、白的同鄉，便照吉鴻昌的意思給謝和賡開了封介紹信。馮玉祥又答應謝和賡給李濟深寫信，請李濟深向李宗仁、白崇禧推薦謝、宣二人。

由於桂系在崛起過程中得到過李濟深的支持和幫助，李、白自然對李濟深的來信很重視，便決定先留下宣俠父和謝和賡，然後再具體安排工作。

為了能早日在桂系內部站穩腳跟，謝和賡只有倍加努力，可是他並沒有帶兵打仗的經歷，更不可能在戰場上一展身手。如何能展現自己？他最終還是決定從文入手，用自己最拿手的東西去打動人。

謝和賡花了幾天的時間，將自己在大學期間的筆記和收集的資料加以整理，之後在很短的時間內撰寫了《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概觀》一書。書稿寫成之後，謝和賡以自己和同學馬仲孚（白崇禧內弟）合著的名義出版，又請了白崇禧的高參劉斐作序。這次之後，謝和賡又接連寫了《論美國傾銷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談廣西的對外貿易》等幾篇文章，並分別呈給李宗仁、白崇禧加以指正。

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后，謝和賡開始受到白崇禧、李宗仁的欣賞和器重。

除了在工作上展示自己的才能之外，在生活中獲得他人的好感對地下工作者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有的時候應對這種問題只要心細就可以。

白崇禧人稱“小諸葛”，他向來是很愛讀書的。謝和賡在白崇禧身邊工作過一段時間之後便明白了這點。

於是謝和賡就利用自己讀書的經驗，再根據白崇禧的喜好，每周都精心地選擇三五本書放在白崇禧的床頭柜上，供他閱讀。這一點深得白崇禧的歡心。

當然，有的時候光心細還不夠，還需要膽大。一次，白崇禧突然很著急地來找謝和賡，他對謝和賡說自己的岳父在桂林出意外骨折了，很嚴重。他問謝和賡能不能幫他跑一趟，處理一下，他走不開。謝和賡說：“由於時間緊迫，最好是請名醫乘飛機去處理老人家的事情。”為了表達“忠心”，謝和賡立即要求立即動身。

桂系軍隊有自己的空軍，但是力量不大。此時只有用日本零件組裝起來的教練機可用，這種飛機可靠性不高。謝和賡不管這些，馬上在當地找了一位名醫飛往桂林。白崇禧的岳父得到了緊急救治。白崇禧非常感謝，硬要塞給謝和賡200元聊表心意，謝和賡堅決不要。白崇禧實實在在在心裡很感謝，一再要求謝和賡收下，謝和賡就收下了50元，意思了一下。這件事讓白崇禧對謝和賡的好感急劇上升。

通過生活上、工作上點點滴滴的積極表現和努力積累，謝和賡逐漸取得了白崇禧的信任，並日漸得到重用。

1934年冬，謝和賡被派任廣西工商局研究員及建設廳工商科一等科員。在建設廳工作期間，他起草了一些計劃和章程，其內容基本都迎合了當時桂系自治、自衛、自給的三自政策，因而受到了李和白的嘉許。謝和賡在當差四個月之後，即被授予一枚第五路軍總部的“特別出入證章”，憑這個證章，無須崗哨通報，可隨意出入李和白的住處。

中共北方局在選派謝和賡回廣西的時候，同時也委派了宣父俠前往。謝和賡自己安定下來之後，曾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過，說宣父俠在黃埔以“文武雙全”著稱，極擅於做聯絡工作。在幾次交流之後，宣父俠被委任為“廣西綏靖公署的上校咨議”。

謝和賡和宣俠父在桂系當中站住腳跟之後，常常在工作之餘去邕江畔的臨江花園秘密接頭，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商量應對之策，並向中共組織彙報一些有關桂繫上層的情報。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七七事變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轉折點。蔣介石開始放棄不抵抗政策，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全國人民走到一起來，形成了一個精誠團結的局面。在此時，需要每一個人都放下一己之私。

8月2日，蔣介石電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計。李宗仁和其他軍隊領導卻反對白崇禧應召前往。一方面是因為李宗仁對形勢判斷錯誤，認為日本人不可能行動太快；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白崇禧足智多謀，李宗仁對其十分依仗，擔心蔣介石搞陰謀詭計。對此，白崇禧也舉棋不定，一時難以抉擇。

謝和賡此時是十分著急的，他擔心過多的猜測會打破合作的誠意，並最終導致合作的擱淺。全民抗日，向來是謝和賡所主張的，更何況此時已國難當頭。

謝和賡覺得一分鐘都不能再耽擱了，於是他連夜寫了一封長信直呈白崇禧。在信中，謝和賡認為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日本蠶食中國的政策只會加快，絕不會改變；國共的矛盾將成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將上升為主要矛盾；現在全國上下一致要求抗戰，共產黨也表示要放下“前仇”，與國民黨攜手抗戰，抗日救亡必將成為國家生活中的主題，在這種時候蔣介石不會也不可能一意孤行，與全民抗日背道而馳。

謝和賡建議此時白崇禧應以民族利益為重，擯棄成見順應民心，迅速赴京。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全面抗戰，而只有實現了全面抗戰，桂系才能藉機打出廣西，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蔣介石的統治區，從而提高桂系在全國民眾中的聲望。這樣李宗仁、白崇禧才會成為廣大人民擁護的英雄。

按照常理來說，謝和賡寫這樣的一封信不符合“官場規矩”。好在白崇禧對他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個熱血的愛國青年。白崇禧讀罷長信，覺得這位“才子”言之有理，蔣介石絕不會“冒天下大不韙”，在這種外敵當前的情況下，扣押他這個桂系二號人物。他暗自佩服謝和賡這個白面書生“有膽有色”，且“深明大義”。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決定飛赴南京，臨行前他要求謝和賡一同前往。謝和賡之所以得以同行，完完全全是長信的作用。當天下午，一行人到達南京下關機場。

自8月5日起，謝和賡開始在白崇禧辦公室中處理日常的文件和函電，成為白崇禧的機要秘書。9月，在白崇禧的推薦下，蔣介石又委任謝和賡為大本營國防會議的唯一秘書，任務是在秘書長張群的指導下，作國防會議的記錄和會議需辦的事務工作。

進入10月，戰局加緊，日本人開始步步向首都南京靠近。謝和賡根據當時敵我雙方的綜合情況，總結抗戰以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寫成了一份一萬兩千多字的建議書——《全民性全國軍事總動員綱要》。

謝和賡一方面通過八路軍南京辦事處的李克農把這篇文章轉呈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方面又呈給白崇禧。

此時白崇禧這位桂系的“小諸葛”，已經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副參謀總長，成為事實上的蔣介石的頭號智囊。“小諸葛”的確名不虛傳，制訂的戰略戰術，在抗戰中日漸顯露成效。白崇禧對此文大加讚賞，並採納了其中的一些意見，將其歸納為“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流傳一時成為抗日名言。

後來李宗仁知道了，也說：“和賡很行！”也許是對他過去當眾批評過謝和賡的補償，謝和賡被破格提升為上校。

1937年11月，國民黨軍在淞滬會戰中失利，上海被日本佔領。12月1日，日軍下達進攻南京的作戰命令，兵臨城下。南京淪陷前三天，謝和賡隨指揮部前往武漢。

1938年2月，韋永成和程思遠在漢口的時候，極為鄭重地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了一個要求。這個要求並不是他們自己提的，而是由蔣介石的侍從室轉達的。

韋永成和程思遠說：“白副總長身邊的參議劉仲容和機要秘書謝和賡應該加入國民黨了，這是委座的意思，……”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聽這話也覺得很對，既然都已經身居國民黨的要職了，怎能還不是國民黨黨員呢？他們當即指示謝和賡，要謝和賡馬上寫“入黨申請書”，遞交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吳鐵城秘書長。

謝和賡立刻將此事報告給了周恩來。周恩來指示，在特殊環境下的特殊問題要特殊考慮，要求謝和賡照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思辦理，避免出現意外。謝和賡起初也打算照辦，不過後來他又發現在國民黨入黨手續不嚴密，有空子可鑽，所以他又決定矇混一下。辦理完入黨的手續之後，按理說是要寄送表格到中央黨部存檔的，但這些事一概由謝和賡自己負責，所以在寄送表格的時候他將自己的扣了下來，而只寄出了劉仲容的。當時時局緊張，李宗仁和白崇禧公務繁忙也就沒再過問此事，所有人都想當然地以為謝和賡是國民黨員了。謝和賡就這樣玩了一個瞞天過海，最終也沒加入國民黨。

國民黨在武漢失陷之前，下發了軍事部門高級人員，填報文官登記合格證的通知，這樣能使軍隊工作的文官取得一定的文職資格證，轉職升職時不致發生“資格不合格”的情況。李宗仁和白崇禧為了培養謝和賡，馬上要他登記“文官登記合格證”，使謝和賡得到“文官八級”的資格。這樣一來，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後若是有機會提拔謝和賡當文官次長或市長、廳長時會更加方便，“廣西需要為抗戰勝利儲備人才”。

謝和賡一面向李宗仁、白崇禧“表忠心”，並迅速按照李、白的想法，用他們的介紹信，填好文官登記合格表，報送國民政府考試院詮敘部紐永建部長審批，一面又將此事報給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知曉。周恩來在聽說之後，覺得這是好事，應該抓住，一來這能讓李宗仁、白崇禧誤以為他希望陞官發財，另外也可以為謝和賡以後的進一步潛伏埋下伏筆。

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關懷下”，很快謝和賡就拿到了“八級文官合格證”。謝和賡成為這次登記中唯一獲得八級的軍官，同時也是最年輕的軍官。周恩來在獲悉此事之後，稱讚謝和賡道：“和賡，你這一著走得很對，讓他們（指李宗仁、白崇禧）深信你有陞官發財的願望哩！太妙了……”

隨白崇禧在南京的時候，謝和賡曾經寫過一份一萬多字的建議書。書成之後不僅受到了多方的表揚，而且給各方留下了一個能文的印象，大家都認可謝和賡是個有才之人。

1938年3月，國民黨軍組織師長以上將領在武昌集訓，白崇禧要到會發表演講。他把講話稿交給了謝和賡和另外兩名秘書，限他們各自完稿，一周內呈閱。

很明顯，白崇禧交待這份差事不僅希望拿到一份講稿，還帶有考察部下之意。

謝和賡不敢怠慢，下決心要拿下，他奮戰了三天三夜，總算拿出了一份初稿。雖說全文有一萬四千多字，但謝和賡心想，文章光有“量”還不夠，關鍵還要有“質”，必須請合適的人修改。請誰修改呢？謝和賡想到了李克農，他想叫李克農轉交給周恩來斧正。

李克農當即呈送給周恩來，請周恩來改稿。周恩來連夜認真修改。次日，謝和賡過江去取稿，到家中時打開稿件一看，周先生已用紅筆刪去了兩千多字。

謝和賡頓時喜愧交加，愧的是自己作文、做人經驗確實有限；喜的則是經周恩來一改後文章的確明晰不少。李克農也說：“講稿改得很好，這才完全體現了白崇禧軍訓部長的地位、立場和口氣，避免使用指責國民黨中央軍脫離群眾的語氣，也避免使用指責政治部工作缺點的字眼……原稿所提出的政治訓練原則、方法，與我黨的太相似了，應當改一改。”

謝和賡將原稿修改之後呈送給了白崇禧。白崇禧訓話當天早晨，通知寫稿的三人一起乘車前往。一路上謝和賡忐忑不安，不知道白崇禧葫蘆里究竟要賣什麼葯，一直到訓話開始，謝和賡的心才落了地。

其實，白崇禧並沒有照稿子念，但訓話的內容與謝和賡所起草的完全一樣。謝和賡欣喜萬分。可是誰能想到，一個國民黨高級將領對國民黨軍官的訓話稿，竟然是由一個共產黨員起草的，又由另一個共產黨員修改完成。

矢志不渝的堅貞愛情

謝和賡與白崇禧夫人馬佩璋的表妹杜榮結婚，博得了白崇禧的更深信任，但卻犧牲了自己的感情。由於兩人志不同道不合，結婚不到一年就同屋分居了。但為了黨的事業，卻仍在維持著婚姻關係。白崇禧理解謝和賡感情上的尷尬，也沒過多責怪他。

王瑩1915年出生，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活躍於我國劇壇、影壇、文壇的當紅明星兼作家。由於受當音樂教師母親的影響，她從小就喜歡音樂和文學，15歲入黨，曾在上海藝術學院戲劇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暨南大學、中國公學等名校就讀，還到日本留過學。她因主演夏衍創作的國防戲劇《賽金花》而名噪上海灘。上海觀眾都愛看她出演的話劇和電影。她以清新雋永的文筆撰寫的大量散文、遊記和影評常見諸報端。謝和賡平日愛看王瑩主演的電影，喜歡她純真、樸實而又含蓄深沉的表演風格；還愛讀她寫的作品，是她忠實的“追星族”。

抗戰開始，由洪深，金山率領的“上海抗戰演劇二隊”根據地下黨的指示，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指揮的第五戰區宣傳抗日救亡。當“二隊”到南京后，李宗仁、白崇禧派謝和賡去探望。王瑩是“二隊”的隊委兼台柱。謝和賡第一次見到崇拜的明星王瑩。兩人似乎心有靈犀：謝和賡猜想她肯定是黨內的人。王瑩對謝和賡的愛國熱情、正派和直爽也頗有好感，但又對他的國民黨軍官身份感到惋惜。過後，二人在公務上有了來往，彼此間了解漸深，更覺投緣。謝和賡還坦率向王瑩傾訴了自己不幸的婚姻，博得了她的同情……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謝和賡跟隨白崇禧的第五戰區司令部一路撤退，回到廣西桂林。李克農也在桂林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

抗戰以來，“抗敵演劇二隊”和桂系關係一直很好。1939年春天，李宗仁與夫人郭德潔邀請金山、王瑩率領“二隊”到桂林演出，打算由廣西省政府資助他們赴南洋演出，向華僑宣傳抗戰，募集抗日救國的資金和物資。到桂林后，演劇二隊改名為“中國救亡劇團”。

有一次，李克農與金山、王瑩站在公路邊談出國演出的事。看見謝和賡坐車過來，李克農大聲招呼：“謝和賡！”謝和賡不敢答應。謝和賡和李克農是單線聯繫，有第三人在場，是絕不允許交往的。

可再仔細看，李克農身邊卻站著金山與王瑩。他此次乘車出來，就是奉白崇禧之命給劇團送演出經費的，猶豫片刻，還是下車與李克農相見了。這下，王瑩恍然大悟。她驚喜地叫了一聲：“同志！”謝和賡看了她一眼，沒敢吭聲就上車走了。過後，周恩來將李克農狠狠批評了一頓……

桂林淪陷后，大家都到了重慶。謝和賡與王瑩的關係更密切了。但在重慶，包括郭沫若、田漢、范長江等大多數進步文化人都極力反對他倆的愛情關係。有人甚至責罵王瑩“甘當軍閥走狗的侍妾”；有人希望周恩來干預。周恩來早就知道王瑩和謝和賡戀愛，也知道謝和賡原來的婚姻情況。周恩來請大家“要相信王瑩，不要干涉她的私事”。國民黨方面也有人向白崇禧告狀，要他警惕共黨對謝和賡施美人計。王瑩與“中國救亡劇團”到南洋演出為桂系募集得大量抗戰資金。因此白崇禧對謝和賡與王瑩的親近從來沒有過片言指責。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為了爭取美國支持中國的抗戰，國共兩黨都向美國派遣了一批留學生，以在美國各界開展外交和統戰宣傳。謝和賡和王瑩，都被推薦到這批留學人員名單里。

周恩來分別找謝和賡、王瑩談話表示：“你們的戀愛完全正當。到美國后，希望你們相依為命，互相學習、真誠相愛。但為了工作，小謝還不能解除舊的婚約，在舊關係解除之前，暫不能結婚，也不能同居。這是中央的規定。”

1942年，二人分別以國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視察員、學習員的身份赴美留學。他們遵照黨的指示，在美國以未婚夫婦、朋友關係共同工作戰鬥了八年。新中國成立后，謝和賡收到姐姐寄來的與前妻離婚的判決書及登有前妻與他離婚通告的《桂林日報》，才在1950年2月22日和王瑩正式結婚了。這時，他倆年齡都已過了三十歲。

異國他鄉的艱苦歷練

王瑩和謝和賡此次赴美，從擠進名單到在美國的一切活動，都是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進行的，是中國共產黨擴大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1942年7月，到達紐約之後，謝和賡先後進美國世界事務學院和美國西北大學費城州立大學研究院學習。王瑩進入了貝滿學院和耶魯大學去學習，另外還在鄧肯舞蹈學院學舞蹈。謝和賡接辦了華僑報紙《紐約新報》，任代總編輯，負責翻譯和撰寫社論的工作；利用這個輿論陣地宣傳中共的抗日救國方針政策。爭取廣大愛國華僑和美國人民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

王瑩被推選為中國代表參加了世界青年學生代表大會，她用謝和賡為她撰寫的講稿登台演講，向美國和世界各國人民宣傳中國抗戰情況。她還到美國各地的工廠、學校去演講，用英文演唱中國的抗戰歌曲，大大激發了華僑的愛國熱情。

她還組成中國劇團，首先應美國羅斯福總統夫婦邀請，到白宮演出；隨後，又率劇團到美國各地巡迴演出。他們的國際統戰工作，受到羅斯福總統和夫人的高度評價。

建國后，王瑩、謝和賡一直在準備回國。一時間“麥卡錫”反共風潮瀰漫全美。1954年，夫婦倆身份暴露，雙雙被美國移民局投進了哀離思島監獄。美國當局威逼他們加入美國籍。王瑩、謝和賡嚴正地說：“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絕不加入美國籍！”周總理得知后，馬上指示外交部，通過第三國向美國進行交涉。用朝鮮戰爭中的美國戰俘換回了王瑩和謝和賡。

1955年元旦之夜，他們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副主席的親切接見，周總理說：“你們夫婦倆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你們的使命，對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兩位歷經坎坷從未落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此時激動地流出了熱淚。謝和賡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編輯室任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後來調外交部工作。王瑩則到北京電影片廠擔任編劇。

由於上世紀30年代時，江青曾與王瑩爭演話劇《賽金花》主角。1966年，王瑩和謝和賡一起被以“美國特務”罪名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情況，立即下令放人。被關8年，謝和賡兩耳失聰，不能言語，喪失思維能力。而王瑩一年前已被摧殘致死。

1979年7月6日，文化部正式為王瑩平反昭雪；隨之，王瑩著的自傳性長篇小說《寶姑》和《兩種美國人》也相繼出版。

謝和賡和王瑩

謝和賡是中共秘密黨員，長期在白崇禧身邊工作，成就突出。

謝與白同為廣西人，並且與白崇禧的岳父家是世交，因此，深得白崇禧重用。白的夫人馬佩璋將她唯一的表妹杜璇嫁給謝和賡。這樣，謝和賡這位秘密的青年共產黨員，便進入白家的親戚圈子。這樁婚姻使謝博得了白崇禧的更深信任，卻犧牲了謝和賡的感情。不料，謝杜兩人結婚不到一年就分居了。

謝和賡後來與著名女演員王瑩認識並相愛，兩人是自由戀愛，彼此只知道對方是進步青年，並未透露各自的共產黨員身份。直到李克農的一次失誤，王瑩才知道她熱戀的“國民黨軍官”竟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

一天，謝和賡坐小汽車上街，見李克農和演員金山、王瑩一起在路邊交談。李克農看見車裡坐的是謝和賡，一時高興，竟迎著汽車招手，連聲喊叫謝的名字。謝和賡和李克農一直是單線聯繫，有第三人在場，是絕不允許交往的。

李克農事後為此後悔不已，如果因為他一時大意暴露了謝和賡的身份，後果不堪設想。然而，王瑩卻是另一番心境。見李克農與謝和賡關係非同一般，王瑩立刻猜出謝是共產黨員，激動不已。

當時，包括田漢、范長江等大多數進步文化人都極力反對王瑩與“國民黨軍官”的愛情關係。國民黨方面也有人向白崇禧告狀，要他警惕共產黨對謝和賡施美人計。王瑩與“中國救亡劇團”到南洋演出為桂系募集到大量抗戰資金，白崇禧因此縱容了謝、王的關係；王瑩與謝和賡婚後夫妻恩愛，還曾經一起赴美留學。

然而，在上世紀30年代的演藝界，王瑩大紅過一陣，遭到江青嫉恨。

“文革”中，王瑩與謝和賡成了重點調查對象，一起入獄，王瑩的罪名是三十年代的黑明星及美國特務。兩人在不能相見的日子裡，各自苦熬。謝和賡強撐著備受摧殘的身體，終於熬到重見天日，但王瑩沒能挺過來。

當謝和賡拿到王瑩的死亡通知單，頓時昏了過去……再醒來時，他已無法思維，目光獃滯，后經已重病纏身的周恩來親自過問，他才被營救出獄。

謝和賡還是一位作家，早在1926年便開始發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永遠在初戀》，專著《半殖民的中國經濟概觀》、《全民總動員綱領及發動全國游擊戰爭方案》，《王瑩、謝和賡詩文選集》、《國共關係中的我》，電視劇劇本《王瑩謝和賡》，論文《論美國傾銷政策對中國經濟之影響》、《論廣西的出入口貿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