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電影運動

3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電影運動。“九一八”事變后，各電影公司的經營者為了擺脫困境，吸引觀眾，同時也由於廣大電影工作者抗日愛國要求的影響，紛紛開始了“向左轉”的趨向。1932年5月，明星公司在洪深的建議下，邀請夏衍、鄭伯奇、錢杏邨（阿英）三位左翼作家擔任“編劇顧問”，並與鄭正秋、洪深等人組成編劇委員會；以後，又吸收了沈西苓、司徒慧敏、胡萍、王瑩、陳凝秋等“左翼劇聯”成員參加創作，率先開始“轉變方向”。接著，聯華、藝華等公司也相繼起用了田漢、陽翰笙、聶耳、鄭君里、金焰、王人美、舒綉文等左翼文藝工作者。以共產黨人為首的進步電影工作者逐漸成為各電影公司的創作骨幹。中國電影由此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在左翼電影運動之前，田漢、洪深、歐陽予倩、孫師毅（施誼）等少數新文藝工作者曾經做過一些努力，試圖影響當時落後的電影創作。左翼文化運動的初期，魯迅、瞿秋白等革命文藝領導人也在一些文章里對民族電影表示關懷和重視。魯迅還於1930年初翻譯介紹了日本左翼影評家岩崎昶的《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一文。1930年前後展開的有聲電影討論中，夏衍、鄭伯奇、馮乃超、洪靈菲等左翼作家積極發表意見，熱情支持有聲電影，推動和促使了明星、友聯等公司於1931年攝製出《歌女紅牡丹》、《虞美人》等中國第一批有聲電影。

1931年9月，“左翼劇聯”通過《最近行動綱領》，提出了“左翼電影運動”的口號，並且要求左翼戲劇工作者兼顧電影運動，向電影陣地進軍。這個綱領還明確規定了左翼戲劇電影運動的方向、方針、任務和策略，對以後興起的左翼電影運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夏衍等共產黨人進入電影界之後，在當時負責上海進步文化工作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的指示下，“謹慎小心”地開展了奪取電影陣地的工作。當時制定的為進步電影奠定基礎的方案是：一、通過開展電影批評，為進步電影鳴鑼開道；二、從話劇界等向電影界輸送新人，擴大陣地；三、翻譯和介紹蘇聯等外國進步電影理論和劇本，提高電影界的思想藝術水平。這幾項工作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影評工作。1932年7月，“左翼劇聯”成立了“影評人小組。”這是一個以共產黨人為主的鬆散的群眾組織，主要成員有夏衍、鄭伯奇、錢杏邨、洪深、王塵無、石凌鶴、於伶、柯靈、魯思、唐納、毛羽、舒湮、李之華、陳鯉庭等，它通過各種公開和合法的形式，並派人進入上海各大報刊的電影副刊，如《申報》“電影特刊”、《時事新報》的“電影時報”、《晨報》的“每日電影”等擔任編輯，團結了許多影評人，組成了一支堅強的影評隊伍。在左翼電影運動中，左翼影評工作開展得最早，持續得最久（直到抗日戰爭時期，仍有不少人在“孤島”堅持影評工作），鬥爭得也最激烈。它的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通過翻譯、介紹蘇聯、日本等國外電影理論，開展理論討論等活動，用先進的電影理論武裝電影工作者；二是開展廣泛多樣的進步影評活動，在觀眾中形成了較強的號召力，擴大了左翼電影的影響；三是與國民黨的反動電影及其理論，以及帝國主義的反動辱華電影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特別是1934年與“軟性電影”的大論戰，顯示了進步電影理論的強大威力。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員會建立了由夏衍任組長，夏衍、錢杏邨、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等5人組成的地下電影小組，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電影運動的領導。

在電影創作上，從1933年3月夏衍與明星公司導演程步高合作，創造出第一部左翼電影《狂流》開始，左翼電影工作者以先進的思想意識和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幫助各電影公司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藝術質量，在幾年內即拍攝了一大批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意義和較高藝術水平的電影作品。僅1933年全年出品的70多部故事片中，左翼電影和進步電影就有40多部。如《春蠶》、《上海二十四小時》、《鐵板紅淚錄》、《香草美人》、《鹽潮》、《姊妹花》、《三個摩登女性》、《城市之夜》、《都會的早晨》、《小玩意》、《民族存亡》和《中國海的怒潮》等。即使過去專門出品武俠神怪電影的天一公司等，也在左翼電影的影響下，拍攝出一些具有進步思想傾向的影片。1934年以後，國民黨特務夥同租界帝國主義當局，採用審查刪剪、暴力鎮壓甚至暗殺綁架等法西斯手段，加緊了對左翼文藝運動的“圍剿”。但是，左翼電影工作者展開了韌性的戰鬥，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創造出了《漁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女兒經》、《馬路天使》、《十字街頭》、《迷途的羔羊》、《夜半歌聲》等幾十部左翼進步電影，和《壯志凌雲》、《狼山喋血記》等直接反映抗敵救國鬥爭的國防電影。特別是由中共電影小組領導的電通影片公司，雖然僅生存了不到兩年，卻拍攝出《桃李劫》、《風雲兒女》、《自由神》、《都市風光》4部很有影響的優秀影片，成為左翼運動的堅強陣地。其中《桃李劫》是中國第一部把聲音作為一種表現手段，成功地運用了聲畫對位等有聲電影技巧的影片。它的成就，表現了中國電影在聲音處理上的藝術和技術進步。

左翼電影不僅有著革命的思想意識，而且在藝術上也具有創新、突破的意義。這些影片多以人民大眾為主要對象，面向社會和時代，在內容上“盡量利用大眾的真生活”，並“拿大眾每天接觸的人物做主角”，在形式上則強調“多動作，少對白”鏡頭畫面簡捷明快，質樸真摯，使銀慕上充滿了過去從未有過的真實而新鮮的時代生活氣息和強烈而深刻的藝術力量。經過幾年的創作實踐，左翼電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新現實主義的美學追求和藝術風格，革新了中國電影陳舊的面貌，因此受到各階層觀眾的歡迎。如由蔡楚生編導的《漁光曲》，在上海創造了首輪連映八十四天的票房紀錄。這部影片還於1935年2月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榮譽獎，成為中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同時，由於左翼作家的介入和影響，中國電影開始重視電影劇本的創作。在左翼電影之前，除洪深等少數人外，多數導演拍電影都沒有劇本，拍攝時只憑“本事”（故事梗概）和“幕表”（即場景提示，如“相逢”、“離別”、“定情”等），靠現場的靈感和演員的即興發揮，因此很難保證質量。由左翼電影運動形成的這種重視劇本創作的傳統，對中國電影產生了極為深刻的重要的影響。左翼電影隊伍是在鬥爭中發展壯大的。

1933年11月12日，國民黨特務製造了搗毀藝華公司攝影場等暴力事件，並散發了署名“上海電影界鏟共同志會”的傳單，威脅說：“各電影公司、電影院不得攝製、放映黃子布〈夏衍化名〉、陳渝〈田漢化名〉、金焰等人編、導、演的各項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影片，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同時，國民黨政府強化了電影檢查制度，許多左翼電影遭禁。以後，田漢、陽翰笙等共產黨人被捕，夏衍、錢杏邨等則被迫轉入地下工作。左翼電影運動遭受到嚴重的摧殘和“圍剿”。但電影界進步人士並沒有被嚇倒，左翼電影隊伍在鬥爭中日益強大。這支隊伍中的人原來就在電影界工作，如蔡楚生、史東山、孫瑜、吳永剛、吳印咸、黃紹芬、吳蔚雲等；其餘大部分則是在左翼電影運動中，通過中共電影小組介紹，由文學、話劇、音樂、美術等方面轉入電影界的。1933年“藝華事件”前後毅然參加電影工作的，有袁牧之、陳波兒、歐陽予倩、應雲衛、趙丹、金山、白楊、陳白塵、安娥等。這支隊伍的形成，改變了舊電影界的成分，推動了電影創作主流的進步，奠定了中國電影的革命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電影結束了轟轟烈烈的左翼電影運動，進入相對沉寂的抗戰階段。左翼電影工作者兵分幾路：大多數人隨救亡演劇隊奔赴內地，參加了大後方的抗戰電影和戲劇工作；其中一部分人又於1938年以後，陸續轉入抗日民主根據地，建立起解放區的電影工作。還有少數電影工作者，或者南下香港，在港澳地區開展抗戰電影活動；或者繼續留在上海，堅持“孤島”時期以及淪陷時期的愛國鬥爭。

1931年9月，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近行動綱領》正式通過，並在10月23日出版的《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號上公布。它標誌著左翼電影運動的開始。

1932年5月，以夏衍為組長，由錢杏村、王塵無、司徒慧敏、石凌鶴等人參加的黨的電影小組成立。1933年左翼電影創作達到高潮，相繼攝製《狂流》、《鐵板紅淚錄》、《女性的吶喊》、《上海二十四小時》、《三個摩登女性》、《民族生存》、《大路》、《新女性》等一批優秀影片。1934-1935年，國民黨政府加緊對左翼電影運動的迫害。左翼電影作者另組建電通影片公司。兩年中攝製了《同仇》、《女兒經》、《船家女》、《漁光曲》、《桃李劫》、《自由神》等20餘部優秀影片。其中《漁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榮譽獎。1936年，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國電影由左翼電影運動進入國防電影的新階段。

《鐵板紅淚錄》導演：洪深

主演：王瑩

《船家女》 編導：沈西苓

主演：徐來

《女兒經》編劇：夏衍等

主演：胡蝶

《漁光曲》劇照 《女性的吶喊》編導：沈西苓

主演：王瑩

《女性的吶喊》編導：沈西苓

主演：王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