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禪表碑

受禪表碑，位於許昌市西南17公里處的繁城鎮漢獻帝廟內。《受禪表》碑，高3.22米，寬1.02米，厚0.28米，圭形，上有碑穿額題篆書陽文“受禪表”三字。碑文22行，每行49字，字1寸2分，隸書陰鐫，內容首先闡明禪讓乃自古之美德，接著頌揚曹丕“齊光日月，材兼三級”，有“堯舜之姿”、“伯禹之勞”、“殷湯之略”、“周武之明”，在公卿將軍固請下，他“回師千慮，至於再，至於三”才在繁陽（今繁城鎮）築靈壇舉行受禪大典。該碑系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即文表絕，書法絕，鐫刻絕，有較大的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

受禪表碑書法欣賞方面結構方嚴整肅，用筆剛健斬截，意氣雄偉排宕，且不失漢末名碑如熹平石經、張遷、禮器等骨氣洞達、探穆淵雅的大家風範。在筆法上更有新的突破．具體表現在落筆逆鋒減少，而變之以單刀直入；收筆重頓后迅速提起使成方波，這已經是萌芽時期的楷書的一種特殊書法欣賞筆法。

受禪表碑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書法亦久為世重，故自唐宋以來，迭經著錄。明郭宗昌《金石史》評其“書法同《勸進》，雖小遠漢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飾，亦復矯矯。”趙崡亦謂此碑“隸法大都與《勸進》同”。

王世貞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恍然自失也。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漢如建安，晉三謝，時代所壓，故自不可超也。此語得評書三昧。”(《石墨鐫華》)從漢字字體的演變來看，漢末魏初之際，正是由隸變楷的過渡時期．魏初諸刻，承襲漢末《熹平石經》、《鮮於璜》、《張遷》等碑。楊守敬《學書邇言》亦謂《孔羨》、《範式》、《上尊號》、《受禪表》“下筆如折刀頭，風骨凌厲，遂為六朝真書之祖。”與之稍晚的魏《王基碑》以及吳《谷朗碑》，則更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折刀頭”的筆法，字形上亦更似後世的楷書了。故前人論該碑開魏晉六朝楷書之先河，無疑是確當的。此碑無書者姓名，唐劉禹錫說是王朗撰文，梁鵠書丹，鍾繇鐫刻，世謂之“三絕”(見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顏真卿則以為鍾繇書(見宋歐陽修《集古錄》及婁機《漢隸字源》)，然二說均無確據，故不足信。

相傳這裡原為魏文帝曹丕受禪時居住之地，受禪結束后在此建造“魏文帝祠”進行紀念，並在其前院建“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和“受禪表碑”記錄受禪一事。而祠堂正殿中塑魏文帝像，受歷代地方政府保護，而到了明朝弘治年間，許州知州邵寶，出於揚劉抑曹的思想，見到繁城竟然有曹丕的塑像，一氣之下就砍掉曹丕的塑像，讓改祭漢獻帝，因此這裡成了漢獻帝廟。

據鞏東平講，漢獻帝廟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大量的古碑遭到了破壞，現在能看到的只有“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和“授禪表碑”了。

這是兩通記錄曹丕受禪事件的碑刻。“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為曹丕即位當年所立，額題篆書陽文“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文為32行的隸書，其中正面22行，背面10行，內容是46位公卿呈給魏王曹丕的奏章，勸曹丕代漢立魏行皇帝之事。

“受禪表碑”與“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並列，額題“受禪表”碑文22行，每行49字，內容是漢獻帝禪位於曹丕的過程，說漢室氣數已盡，魏王理當代漢。碑文首先闡明禪讓是千古美德，接著頌揚曹丕“齊光日月，材兼三級”，有“堯舜之姿”、“伯禹之勞”、“殷湯之略”、“周武之明”，所以他該取代漢獻帝為皇帝，再接著寫曹丕在公卿將軍的多次請求之下，經“回思千慮，至於再，至於三”才接受禪讓的經過。

碑刻上的文字，冠冕堂皇，無非是想通過立碑的形式，為曹丕洗刷篡位的罪名。

三位大腕合力製造“三絕碑”

曹丕立下兩通碑刻為自己辯解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其中的一通受禪碑被後人稱為“三絕碑”。

“受禪碑”為何被稱為“三絕碑”？這兩通碑刻究竟為誰所刻，歷史上並沒有記載，但唐劉禹錫在《玉堂嘉話》中有“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刻字，謂之三絕”之說，所以後人也就把繁城的“受禪碑”稱為“三絕碑”。

說起這“三絕”，首先是文章絕：其碑文由當時的御史大夫王朗撰寫，文辭婉妙，氣勢磅礴，增字則余，去字則損，不枝不蔓，無懈可擊。

其次是書法絕。由當時的禮部尚書梁鵠書寫，漢隸之字，凝重遒勁，氣度雍容，結構嚴謹，體勢方正。

第三絕就是鐫刻絕。據說是當時的大書法家鍾繇所鐫刻，在這三人中，無論從哪方面講，鍾繇都是名氣最大的一位。他是楷書的創始人，他在三絕碑上所刻的文字，上承前代篆書的規則，下啟魏晉南北朝隋唐楷書的風範，體現了那個時代最高的書法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