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四姐妹

合肥張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門貴族，四姐妹分別嫁給了著名崑曲演員顧傳玠、語言學家周有光、文學家沈從文和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耶魯大學歷史學家金安平女士憑藉其專業背景和淵博學識，講述了四姐妹的傳奇故事和集體記憶。這部家族編年史既展示了二十世紀中國私人生活的真實面目和傳統仕宦家庭的起落沉浮，也見證了古老中國在過去百年間的歷史和命運。

但是，細心的讀者仍然能在這讓人感動的情下面，感受到某種無形的殘酷。除了這無形的殘酷，還有無形的悲涼。

解啟揚：老實說，要不是看到“保姆”一章，我不太可能看《合肥四姊妹》這樣的書。

雖然這書有很多賣點：很多人對名門望族、侯門深院、大家閨秀懷著窺探性的興趣，書做得漂亮，很多圖片，張充和秀雅的題籤，作者金安平又是史景遷的妻子，有折射的名人效應。但畢竟已有《張家舊事》、《最後的閨秀》等一堆書出版在前，十姐弟兩度出版家庭刊物《水》，四夫婿（顧傳玠、周有光、沈從文和傅漢思）比四閨秀（元和、允和、兆和、充和）還有名，元和大齡下嫁崑曲戲子轟動一時，沈從文的愛情驚動了胡適，這個“鄉下人”終於“喝了杯甜酒”，二姐著名的一字電報“允”，充和與德裔美籍漢學家的異國戀情……張家的這些逸聞也耳熟能詳，我需要一個特別的翻開這本書的理由。

全書十三章，祖母、父、母、四姊妹都單獨一章，但對我來說，唯有乾乾們的故事才是全新的內容。原來，張家背後還有很多家，四姊妹後面也有很多別的女子，她們怎麼生活？怎麼理解世界？沒有人關注，但他們都曾認真地生過、愛過、活過，然後死去，無聲無息。

其實這一章命名為“保姆”非常不準確，張家的“乾乾”和現代的“保姆”完全是兩回事，她們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群體，低賤為奴，但事實上承擔了部分母親的角色，每個孩子從喝奶到成年前，都由一個專職乾乾負責照顧，她們與孩子同床睡覺，形影不離，甚至負責教育，汪乾乾對她分管的宇和就“管頭管腳”，吃飯不準咂嘴、撒飯粒，不準吹口哨。

乾乾們各有特色，女主人陸英（四姊妹的母親）在僕人中發動識字運動，兆和的朱乾乾最勤奮，學習意志最堅強，堅持練慣用九宮格寫大字，晚上和兆和一人睡一頭，見了不認識的字，便把兆和踢醒了問。兆和每每胡亂應對了以便繼續睡覺，碰到不認識的字也要胡謅，免得丟臉。朱乾乾不久便能自己寫信給孩子，督促他們好好讀書。兆和結婚時，很在乎這個倔強清高的乾乾對夫婿的評價。

有的乾乾等於是《紅樓夢》里所謂的“家生子”，她們跟隨做乾乾的母親，在張家大院、和張家孩子一起長大、一起讀書，她們被稱為“大姐”，而不是乾乾。郭大姐曾是秀才娘子，夫死後並不以回張家為辱，或因此難過，她文化程度高，擅長彈詞，樂於當大家的活寶。高幹干頗有才華，記憶力超人，是陸英的得力助手。她的女兒金大姐也是夫死後回來幫傭，金大姐幫助定和走出婚姻破裂的陰影，整個戰爭期間無償為張家幹活，戰爭后張家姐妹回到蘇州，拮据得不能安家，又是她送來日用家居用品。

但是，細心的讀者仍然能在這讓人感動的情下面，感受到某種無形的殘酷。張家孩子和乾乾的男孩女孩們一起玩、冒險、讀書，甚至吵架。可是，長到十四五歲，主僕間鮮明的鴻溝就出現了，大小姐就是大小姐，僕人的孩子就是僕人的孩子。從姊妹的角度，這讓她們“失望”，覺得不該長大，以至於友誼結束。但在“奴隸的女兒”眼裡，這“友誼”未必那麼純粹，她們除了跟小姐們一起讀新書，接受新思想以外，還受到了別的什麼樣的教育，這是小姐們不知道的。我所看到的乾乾們的故事，是張家小姐們講出來的，難以想象，如果由乾乾們講述張家故事，和張家背後各家的故事，會是什麼樣子？那個和小姐們一起接受新思想的菊枝，追求婚姻自由，不滿意家長定親，離家出走後再無消息，應該不久便窘困而死了。娜拉出走後能怎麼樣呢？整個社會結構的組成都沒有給她預留下任何出路和空間。

悲涼之二，是所有的保姆都“對新事物非常抵觸”，“對摩登事物心存懷疑”。汪乾乾用詞粗野，不敬佩讀書人，一身毛病總花很多錢用偏方治療，宇和在校演戲回家晚了，即遭諷刺：“表演，‘裱’什麼‘眼’，還糊鼻子呢。”。男主人對西方藝術的愛好讓她們難堪，她們從雕塑面前過時總掩著眼不去看那些裸體，認為太丑、“不知羞”。她們對文學有自己的欣賞，不喜歡揭露社會不公的現代話劇，而偏愛才子佳人大團圓的傳統戲曲。朱乾乾對於兆和嫁給沈從文非常不滿意，因為看不起沈從文是寫白話小說，而且小學都沒畢業。兆和生孩子讓朱乾乾去北京家裡幫忙，事先把沈從文寫的書都藏起來，免得朱乾乾看了沒好評。結果朱乾乾看了書架上巴金和老舍的書，評價說“稀鬆平常”、“比舊小說和唱本差多了”。所有的乾乾都不喜歡新式婚姻，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姐親自挑選丈夫。她們認為婚姻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這個前提本身就有問題，因為自由戀愛不能持久。可惜，張家的小姐都是先戀愛再結婚，她們很遺憾不能阻攔。

最後我要說，我很喜歡全書講真話的態度，比如說，沒有在任何意義上假裝說元和或兆和的婚姻很幸福，也沒有美好和渲染她們的“高貴”。這是一個學者。

四姐妹中的三妹張兆和，因為嫁給了著名小說家沈從文，在四姐妹中最出名。但兆和卻對名聲在外似乎很不習慣，常常顯得沉默寡言。兆和年滿19歲后，吸引了眾多男性的眼光，他們都對她滿懷仰慕之情。對此，不止是兆和自己十分意外，就是她的姐姐們也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在家裡，從未有人注意到她的姿容丰采。她的皮膚黑黑的，頭髮剪得很短，像個男孩子，身材壯壯胖胖，樣子粗粗的，一點都不秀氣。在兆和的記憶中，自己早年的長相和姐妹們所描繪的差不多。她喜歡在傍晚和爸爸一起出去散步，和姊妹們一起讀經書，每天“大字寫兩張，小字抄一張”。看門的老頭從自己的碗里分給她一些糙米飯，她也吃得津津有味。沒有人嬌寵她，也沒有人會為她心痛流淚。母親很愛她，但是母親太忙，沒有太多時間管她，她會讓兆和呆在自己房間里，在盆里放一串糖葫蘆給兆和，讓她自個兒玩。兇巴巴的家庭教師於先生拿著木尺打她的手心時，她不哭，姐姐允和欺負她的時候，她也不埋怨。她不在意獨自解決問題，情願保持沉默。即使在調皮搗蛋的時候，兆和也喜歡單獨行動，悄悄策劃。在家裡，她是有名的“小搗蛋”。她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個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地將一個布娃娃撕成碎布。最後，父母給她買來一個橡皮娃娃，心想這一次她總破壞不了了，結果兆和研究了一會兒，然後從針線盒裡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乾淨利落地剪掉了娃娃的頭。所有這些加起來，造成了兆和有些古怪的性情。兆和內心頑固、喜歡沉思。看起來她很執拗，但是也有慷慨寬容的一面。作為一個年輕的女孩，她希望在學校能表現優秀，干出一番事業。她自覺在家裡無足輕重，是個可有可無的人，但她也不覺得自己受了虧待，從未心懷不滿。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沈從文引起了中國文壇的極大關注，他的文學創作飽受讚譽。1930年的某日，沈從文認識兆和沒多久，就忍不住向她傾吐了自己的心聲。當時兆和是中國公學的大二學生，她的答覆是自己正專註學業，不需要什麼男朋友。連續三年，沈從文不斷寫信給兆和，他們先是同處於一個城市，他從城市的另一端寫給她，然後他到了北京，從那裡寫給她，隨後發信地點又變成了青島這個“海濱城市”。 1931年6月，沈從文在寫給兆和的信中說：“我求你，以後凡是我要向你說什麼時，你都能當我是一個比較愚蠢還並不討厭的人，讓我有機會說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話。你莫想，每一次我說到‘我愛你’時你就覺得受窘，你也不用說‘我偏不愛你’作為抗拒別人對你的傾心。我看你同月亮一樣。……是的，我感謝我的幸運，但仍常常為憂愁扼著，常常有苦惱。”當他幾乎把所有的話都快說完時，兆和來到了這個海濱城市，然後他們結婚了。兆和婚後的生活說不上快樂或不快樂，她常常失望。但是，她不會因為不能“征服”丈夫而覺得“幻滅”，也沒有“對主婦職務的厭倦”。她更不擔心“驚訝”的感覺漸漸“被日常生活在腐蝕，越來越少”。兆和關心的是實際問題：諸如丈夫的消費習慣，她怎樣才能用那麼一點收入度日。正是與沈從文的夫妻生活把她變成了一個家庭主婦，而且這種轉變來得何等的迅速。兆和在張家姐妹中最為樸素，她遠離那些奢侈浮華的事物和不勞而獲的生活，因為她相信簡樸是美好的，而自力更生是體貼的行為——因為能夠減輕他人的負擔。在寫給丈夫的家書中，兆和提到：沈從文寄到北平的信都用“快信”未免“可惜”，她說，事實上平信往往比快信到得更早些。現實生活中，沈從文在某些方面從來趕不上妻子。婚姻使他們雙方更加獨立，不肯受對方的影響。1937年，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當時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兒子，很多共同的朋友，他們也分享對書籍的興趣，但是在其他方面沒有什麼共同點。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個月後，沈從文和他的幾個朋友一起離開北京，兆和與兩個兒子都沒有同行。沈從文在北平登上火車時，並不知道終點將在何處，他也不知道人生的下一個階段會是什麼樣子。在分離期間，兆和給沈從文寫了很多信，沈從文給她的信則少得多。當時兆和27歲，但是已經覺得“什麼都無興味，人老了”。她最擔心的還是沈從文，擔心他是否會在漫長旅途中受凍挨餓，是否會成為同行者的負擔。結婚以後，沈從文創作了大量作品，他把自己對兆和的認識寫入了短篇小說《主婦》里。1936年，他的《湘行散記》出版，該書以兩年前他在返鄉之旅中寫給兆和的信為素材寫成，他自己對此書相當滿意。在這些信中，沈從文稱呼兆和“三三”，因為她是張家的三女兒。他稱自己“二哥”，他是家裡的第二個兒子。兆和很關心沈從文的寫作，關注他是否全力以赴，會不會停下手中的筆。“你不適宜於寫評論文章”，她告訴他。她覺得機智的“短文”會毀掉作家的天賦才華。她認為這些短文是“瑣瑣外表的事情”，不希望丈夫把精力用在寫作這樣的東西上。她對從文說：“你有你本來面目，乾淨的，純樸的，罩任何種面具都不會合適。你本來是個好人，可惜的給各種不合適的花樣給Spoil了。”直到1938年8月，兆和才帶著兩個兒子龍龍和虎虎，輾轉三個多月，抵達昆明和沈從文重聚。1939年春，日軍飛機開始轟炸昆明。兆和帶著孩子們遷居到郊區小縣城呈貢。她決定搬到此處，是因為當地有一所為難童開辦的學校，她可以在那裡當老師。此時沈從文有很多不太順心的事。他在當時中國最好的西南聯合大學里任教，但是他知道學校里的一些教員因自己只有小學學歷而強烈反對他擔任這份工作。在此之外，沈從文還能感受到來自兆和的壓力。在一封信中，兆和曾指出沈從文對於語助詞“常用錯”，然後她就從最近沈從文給她的信中舉出一個錯誤的例子，並給出正確用法的例句。兆和喜歡編輯丈夫的作品，她承認沈從文很怕她讀自己的稿子，因為她“沒法子不動手改”。他會說：“你把我的風格搞沒了。等你弄完，這些文章就不是沈從文的了！”沈從文相信女性的眼光和勇敢、正直的品性一樣，有著救人的力量。兆和則不敢苟同這種看法。他們的不同源自於不同的信仰。兆和的家庭使她受到了系統而良好的教育，幫助她塑造了對正直操守的堅持和信念。而沈從文的信仰，也許是來自他敏感的心靈，也許是極端的熱情和天真，他早年的遊歷，湘西的風景和剛烈的地方性格。他不會放棄自己的信仰，但是一看到妻子的目光，他總是顯得慌張而滿心戒備。而兆和覺得，在他們兩人的關係中，她也會和他一樣感到慌亂不安，而且沈從文也不像他自己想的那樣微不足道。在沈從文眼中，妻子品德高尚，充滿生命意志，這已足以造就她的偉大。她所關心的職業和獨立，並不會影響到他對她的評價。“主婦”在他的世界中就是皇后和女神，他在她身邊總是會有些心緒不寧。 1945年，抗戰結束了，沈從文比家人早半年回到北平，北京大學聘請他為中國文學教授。這一時期，沈從文重新開始收藏文物，“這時他家裡除漆盒書籍外，充滿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舊紙。”趁著妻子還沒有回來，他買了大量東西。戰爭末期，兆和又成了沈從文的“繆思”。在與兆和共同經歷戰爭，生養了兩個孩子之後，他文字背後的愛意更多了，而且現在他承認妻子的笑容就是笑容，不是別有含義。他稱她為“一種奇迹”，說她在“樸素”的背景下，創造了“光彩鮮麗”的場景。沈從文迫不及待地要重新開始，像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那樣寫作，他感受到了寫作的衝動。但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阻擾了他。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兩篇批評他的文章非常嚴厲，一篇稱他為“清客文丐”、“奴才主義者”；另一篇則說他的作品頹廢色情，是“桃紅色文藝”。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從文，他說自己即使“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放下”。接著，北大的學生開始在校內貼他的大字報。這對沈從文的打擊更大，因為其中有些學生是他教過的，而且還相當欣賞他們。秋季開學時，1949年冬，北大取消了沈從文的課程。他的新職務是在北京的歷史博物館為文物貼標籤。這份工作既有用又安全，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人們終於忘記了沈從文，這也正是他所想要的。兆和一直鼓勵沈從文重新開始寫作，他反問道：“你覺得有什麼東西可以促使我重新拿起已經放下的筆？”沈從文脫離文學世界已經很久了，與之同時，兆和反倒成了《人民文學》的編輯。當沈從文外出接受再教育或因公出差時，他們通過信件激烈地爭論一些文學藝術問題。有好些年，兆和都誤解了丈夫輟筆的原因，她以為沈從文“在創作上已信心不大”。她覺得是批評家的批評嚇得他不敢出聲。其實，沈從文並非完全停止寫作。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寫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絲綢圖案、唐宋銅鏡和明朝織錦的書。他還發表文章，談論建築、裝飾藝術和民間藝術，並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國服飾史。當他定準自己的位置，找到恰當的題材，同時不受到別的拘束時，他就還是跟以往一樣寫作。但在1949年之後，他只有一個寫信的對象，那就是兆和。他們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他還是可以向她傾訴一切，不論她是否能夠了解，或是否同情。他們的數次分居，有時也是出於自願，這並不會太多地影響到他們的婚姻或帶給他們過多痛苦。一起吃頓飯、寫封信，有的時候會比分享同一空間更讓他們親密。張兆和與沈從文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獨立世界中。他們或許會用同樣的詞語來形容他們的需要，但事實上他們需要的東西卻是完全不同的。 1995年，在沈從文過世后七年，兆和整理出版了他們的通信。在《後記》中，她寫道：“六十多年過去了，面對書桌上這幾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夢中還是在翻閱別人的故事。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

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個，因學識淵博而頗有名望。她與德裔美國漢學家傅漢思結婚後，於1949年1月移居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們會因藝術、書法及中國戲曲史方面的問題來向她請益；遇到需考釋或校正的各類問題，從書畫的題跋閱讀到版本鑒定，從解釋一首古詩中的典故，到辨識十八世紀某件奏摺上君王的手跡，大家也都會請她解答。老輩學者們如果經過新英格蘭地區，一定會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學養深厚，且將嚴謹和靈活集於一身，她談吐中的機鋒和雙關語，常能給人很大的樂趣。

當充和還是七八歲的孩子時，她的姐姐們就知道這個妹妹和她們不同。她們承認小妹妹的學問根基更紮實，也更有自信，就連充和寫的詩歌也更新穎且富於原創性。

充和童年時遠離自己的兄弟姐妹，幾乎總是獨處，只有在特殊時期才有幾個同伴，這些情形必然會影響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維方式和她寧靜的氣質。

三歲前，她就學會了背唐詩，然後又讀了幾種啟蒙書，為繼續攻讀“四書”打下基礎。七八歲時，充和開始學作對子，然後就學習寫詩。充和每天要學習相當長時間，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這些讓她養成了學者的習氣，也讓她有時間自在幻想。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參加姐姐兆和的婚禮，之後她決定留在北平，家人和朋友都勸她參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學入學考試，她自己也覺得不妨一試。

充和並沒有花太多時間來準備入學考試。考試內容包括四個領域——國文，歷史，數學和英語，其中的前兩門，從她六歲開始，合肥的家庭老師們就已經為她打好了基礎。她在父親的學校中學了一年英語，然後在上海中學里又學了一年，她覺得這門語言並不難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數學。十六歲以前，她從來沒接觸過數學，突然之間，她就要面對證明題和代數方程式。她看不出學數學意義何在，也不明白該從何入手。

那一年，有數千名學生從全國各地來到北平，爭奪全國最好的五所學校那幾百個錄取名額。考試的當天，家人為充和準備了圓規和曲尺。“我沒用，”她說，“因為我簡直連題目都看不懂。”她的數學考了個無可爭議的零分，但她的國文卻得了個滿分，結果考試委員會破格錄取了她。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當年只錄取了一個女生。

充和在北大這所名校就讀的收穫，並不如想象中的大，雖然這裡不乏名師：胡適和錢穆教思想史，馮友蘭教哲學，聞一多教古代文學，劉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詩。但充和說自己學習成績不夠理想。當時很多學生參加了激進的政治活動，無法靜心向學，而充和寧願將時間花在學習戲曲上。

清華大學就在北大旁邊，有位專業崑曲老師每周一次在那裡開設非正式的崑曲課，充和與在清華讀書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課。

抗戰期間，充和與兆和一家住在西南的小鎮呈貢，小鎮上住著好幾位文藝界的傑出人物，但是來訪客人更喜歡在充和、兆和的住處逗留。充和會吹笛子，所以彈琵琶、彈古箏的人都喜歡上她那兒去。詩人和書法家們也喜歡聚在充和的房間里，他們喜歡這裡的氛圍，也喜歡充和的筆、墨和硯台。充和說，即使手頭再緊，有些東西她還是很講究：“我不愛金銀珠寶，可是筆、硯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來，是因為沈從文幫她在這裡找了份工作。沈從文沒有進入聯大之前，在一個三個人組成的教科書編選委員會裡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編選文學部分之後，他推薦了妻妹充和編選其中的散曲章節。教育部給充和下了聘書，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標準很難衡量充和的學歷，她上過北大，但是沒有拿到學位：1936年她生了病，醫生診斷為肺結核，所以她被迫退學。康復后，她在南京《中央日報》當了一段時期的副刊編輯。隨後戰爭開始了。在充和回到蘇州直至戰爭開始前的短暫歲月中，她的才學顯然已經有口皆碑了。

充和在教科書編選委員會的工作時間不太長，一年後，教育部就取消了這個項目。充和並沒有太失望，當然，她需要工作，因為和姐姐們不同，她是單身，必須自食其力，但她決不願意倉皇求職或是匆匆嫁人。

很多人在這時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個是卞之琳，他一生都愛戀著充和，這件事盡人皆知。他寫了很多信給充和，即使他已經知道充和不會選擇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後，他仍然堅持寫那些信。他還收集充和的詩歌、小說，並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拿到香港出版。

充和的追求者中，還有一個不修邊幅的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專家。方先生也給充和寫信，不過用的全是甲骨文，學問大如充和者也沒法明白：“他一寫就是好幾張信紙，我相信一定寫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喜歡保持單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會對已婚女性的期待。

1940年間，重慶政府又給了她一份工作，這次是為教育部新建立的禮樂館服務，幫助政府重新訂正禮樂。充和的職責是從五世紀的《樂志》中挑選出適合公共大典使用的樂章來，請作曲家配曲。這份工作很對充和的胃口，她過去就很難忍受各種典禮，現在可以對它們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編選出二十四篇適合的樂章，用最好的書法精心謄寫了兩份。教育部批准了充和編選的篇目后，充和與同事們立即舉辦活動，徵求當代作曲家來為這篇章譜曲。這一部分的工作又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

充和在這段時間結交的人中，有兩個名人：章士釗和沈尹默。文人之間的這種結交固然源於雙方共同擁有的文學氣質，不過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多的相似之處。他們在學識上水平相當，少有分心旁騖之舉。當他們苦學有成之後，就連娛樂也成為文人雅趣。

學者兼書法家沈尹默後來成為了充和的老師。充和第一次來訪時，沈尹默讓她寫了幾個字，然後他給出了“明人學晉人書”的評語。到今天，充和還不知道這句話到底是褒是貶。

在沈尹默與充和相識相交的過程中，他寫了很多詩給充和，充和也將自己的許多詩給他看，聽取他對這些詩作該如何修訂的建議。

一開始，沈尹默客氣地稱呼充和“充和女史”，後來又改口稱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響下，充和將小時候養成的習慣擴而大之：早上早起，臨帖練字至少三個小時，如果有時間還要練更長時間。直到八十八歲，她依然保持這一習慣。她運筆寫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樣強壯。

充和在重慶期間，寫出了她最好的詩詞作品。其中有兩首是以桃花魚為題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魚有多重意義：它是“凌空”的隱喻，由於它出現在桃花盛開的時候，所以它也隱喻著春天；此外，桃花魚也暗喻著戰爭期間，許多犧牲在重慶沙洲上的跳傘者。

充和喜歡的其他藝術形式也和“懸”有關。書法家寫字時手腕要輕懸在書桌上方，掌虛指實，運筆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滯。掌握了運筆的緩急輕重，捕捉到“鸞舞”之姿和“龍騰”之態以後，書法家方可以到達“懸”的境界——“心忘於筆，手忘於書”。

但是戰爭讓她憂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難。美學要轉換成現實並非易事，有時，一點小事也會讓她心情不寧。有一次，章士釗贈她一首詩，將她比作東漢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詩中有兩句讓她很不開心：“文姬流落於誰事，十八胡笳只自憐。”前輩學者的詩中有惋惜她流落他鄉的意思，卻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說，文姬是被擄掠到北方，不得不在異鄉過著異族的生活，她自己卻是因為戰爭才離開家鄉，而且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她也能自食其力，盡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憂傷源於認識到自己離開了過去那個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學教授書法和崑曲，當時她借住在姐姐兆和家中。那年9月，通過姐夫沈從文她與傅漢思相識，次年結婚。

傅漢思出身於德國的猶太人知識分子家庭，戰時成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離開德國，當時他十八歲。他們在英國待了一陣子，然後在美國加州定居。漢思獲得了西班牙文學的學位，同時也精通德、法、英、義大利文學。他到中國來，是為著尋求一番奇遇，也是來挑戰一種更難的語言。到中國後幾個月，他就認識了沈從文，他常常與沈從文大談中國的藝術和建築，那時他的中文已經說得比較流利了。

從中國回到美國后，漢思就攻讀中國文學，後來應聘耶魯大學，教授中國詩詞。充和在耶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多年。

一位文化曲人獨特的世紀回憶，穿越抗戰與內戰的烽火，浸潤她六十年來海外移居的生涯，記錄眾多曲人以曲會友的盛事，薈萃他們丹青墨韻的精華，這就是曲壇名家、書苑才女張充和珍藏至今的紀念冊《曲人鴻爪》（三大集）：第一集存藏抗戰前後吳梅、杜岑、路朝鑾、龔聖俞、陶光、羅常培、楊蔭瀏、唐蘭等作品；第二集存藏1949年至1966年間，身在美國的李方桂、胡適、呂振原、王季遷、項馨吾及身在台灣的蔣復璁、鄭騫、焦承允、汪經昌、夏煥新、毓子山等作品；第三集存藏1966年以後姚莘農、林燾、趙榮琛、余英時、吳曉鈴、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聞等作品。

今依據近百歲高齡的張充和本人口述，孫康宜筆錄曲人本事，鉤沉演藝傳承，再現當年沙龍諸多令人神往的情景，並對《曲人鴻爪》各家題詞和畫幅做出畫龍點睛的詮釋和導讀。此外，附錄張家舊影、張充和事略年表及其題字存目。全書文字書畫，相得益彰，冀能留住張充和曲人生涯中那些不可磨滅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以及許許多多的誰家庭院。

元和是四姐妹中的老大，比弟妹都成熟些，所以性格也更老成持重。元和的故事，是一個職業崑曲藝人妻子的故事。她的丈夫顧傳玠，是個崑曲演員。他在當紅 的兩年裡曾風靡整個上海，無數觀眾為他瘋狂。然而在事業正值高峰之時，他卻突然退出舞台，徹底改行。元和在上海讀大學時，常常看顧傳玠的舞台演出，她和她的朋友們是他的戲迷。在那個年代，一位名門閨秀和一個戲子之間即使是退出舞台的戲子發生感情是不可理喻之事，因為那時候戲子的社會地位相當低下。所以1939年4月元和與顧傳玠的婚事曾令當時社會大為震驚，上海小報以“張元和下嫁顧傳玠”為題大事渲染。想必是元和對崑曲和舞台的熱愛促使她下決心嫁給這個男人。但除了崑劇，顧傳玠和元和沒有什麼共同點，不過一旦結合，他們的命運就被牢牢地連在了一起。離開舞台後，顧傳玠嘗試的事情沒有一件成功，他先後嘗試過股票、煙草採買、調查田地開墾等事；他還賣過中藥，開過毛線製品店。儘管元和婚後的日子遠遜從前，但她對顧傳玠的感情始終沒有改變。她從來不在背後說丈夫的壞話，人們甚至不知道他有什麼壞習慣。元和不太顯露強烈的情感，除了丈夫和兒子，她對別人也沒有特別深厚的感情。抗戰八年，元和是姐妹中唯一留在淪陷區的。即便在別人大多瀕臨崩潰的情況下，她仍然能保持優雅的儀態。但元和的婚姻中顯然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困擾，她的遺憾也全與丈夫有關。1966年，顧傳玠因患肝病早逝。丈夫去世后，元和有一次在票友演出中上場出演《長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戲的結尾是楊玉環下葬，她的身體用錦被包裹，被草草安葬在淺墳中。元和嘆道：“我埋的不是楊玉環，而是顧傳玠這塊玉啊！”“玠”的意思就是“玉”，對於元和來說，顧傳玠是一塊美玉，元和嫁他緣於戲台，最後又葬他於戲台之上。

老二允和雖然身為女性，卻有著坦率倔強嫉惡如仇的英雄 情懷。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允和就不喜歡看戲里的愛情故事，她喜歡那些性格鮮明勇敢激烈的英雄，而這些英雄里她最喜歡的是關公。允和從小“瘦骨嶙峋”，但她依靠自己的大膽彌補了體格方面的缺陷。從小學習崑曲，使她“在幾百人面前演出，我不怯場，出了錯，也不害怕。”允和擅長在公開場合演講，在樂益女中，允和又迷上了幾何概念和數學推理。她的“手急、眼快”，精力充沛和辯才都有了用武之地。她還在學校接觸到哲學、生物、當代政治和體育活動，學習幫助她走出陰霾，最終獲得了歷史系的學士學位。允和在姐妹中結婚最早，她嫁給了語言學家周有光，但是戰亂卻使她盡嘗顛沛流離。從1937年秋直到抗戰結束，她至少經歷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41年5月，一家人逃難住在重慶郊區，女兒突然得了盲腸炎，因找不到醫生，周有光又出差在外，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慢慢死去。一年半后，她的兒子又突然被流彈擊中，子彈穿過他的腰部，內臟被打出六個洞。此時丈夫又一次奔波在外。允和對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機總是留給女人去處理。”這並非抱怨之辭，只是實話實說。解放后，允和曾在上海的一所高中當歷史教師，她一邊教書一邊學習，盡量充實自己。她寫的一篇兩萬多字的如何修改歷史教材的長論，被輾轉送到了北京，不久，她的一些觀點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長篇社論里。允和主張在科技與科學史中加入更多歷史事件和人物，並在歷史教學中納入文學與哲學的發展狀況；允和還呼籲歷史教學應該更靈活、更貼切，增加介紹少數民族的內容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資深編輯讀了這篇社論，很欣賞她的觀點，於是聘請允和幫助他們編輯中學歷史教材。允和面對這份新工作非常興奮，覺得自己“開始了一個全新的職業生涯”。但是沒過多久，允和就決定退休。儘管對教歷史和編歷史教材頗有興趣，但她太直率，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過固執，不肯放棄自己的原則，因此她最終選擇了做一名家庭婦女。從1956年到1964年，允和一直擔任北京崑曲研習社的聯絡組長，這個研習所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她和崑曲傳習所的張傳芳一同整理編寫出了六齣戲的身段譜，為研習社聯絡大小事務、安排演出，卻從沒領過單位的錢，她的工作完全是自願的，而且和別人一樣勤奮。在經歷了坎坷的歲月和人生風暴之後，允和的情感和身體竟然都沒有留下什麼創傷，一直活到九十多歲，這實在是個奇迹。

九如巷張家，不僅在蘇州教育史上有重要位置，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也赫赫有名。葉聖陶曾說：“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這四個才貌雙全的女子便是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四姐妹。她們的詩意人生牽動人們對那個時代的想象，她們的文集和傳記——《最後的閨秀》、《張家舊事》、《合肥四姊妹》都曾暢銷一時。

20世紀20年代，張家兄弟姐妹們在蘇州九如巷家中合辦家庭刊物《水》，發表自己的作品，後來在離散中停刊。 1996年，《水》又在九十多歲的張允和倡議下復刊，先後在北京、蘇州編輯，隨張家後人流向大江南北，直至大洋彼岸、世界各地。這本家庭刊物被出版家范用先生譽為“本世紀一大奇迹”。 2005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水》的文選《浪花集》；今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又推出 《水——張家十姐弟的故事》。這本家庭刊物以及他們的家族故事，由此被更多的讀者熟知。

如今，九如巷老家還住著九弟張寰和。九十歲的寰和老人滿頭華髮，交流雖然需要助聽器，但記憶驚人，思路清晰。他繼承父親成為樂益女中校長，終身在蘇州從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