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貺甫

父親王子余，同盟會會員。貺甫小學畢業后，肄業於上海青年中學。1916年，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無錫分行當練習生，後任職員，又到山東銀行北京、南京分行工作。1928年，入紹興大明電氣公司，任會計、科長、副經理、經理等職。　1939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身份來紹視察，因系姑表兄弟，得親受周的教誨，倍感振奮，先後邀大明公司5位工人及紹興知名人士，在家中請周分別與之座談、會見，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影響。周題詞“埋頭苦幹，只要抗戰勝利，定必苦盡甜來”相贈。益使貺甫愛國抗日，矢志不渝。1946年，任紹興越王鎮鎮長，因不滿當局倒行逆施，旋即辭職。1949年4月下旬，與縣商會等各界代表，在中共浙東行署秘密支持下，組織紹興縣臨時救濟委員會，任副主任。共同維護社會安定，迎接解放。

1949年8月，受紹興市人民政府委派，接收舊商會，籌建市工商業聯合會。任籌委會執行副主委、工商聯主委，連任直至逝世。大明公司首先實行公私合營。1956年1月，推動紹興市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

熱心文物保護工作和教育事業。解放后將保藏的辛亥革命烈士徐錫麟的手槍、秋瑾烈士就義時血衣、鴉片戰爭中抗英名將葛雲飛盔甲以及古籍、書畫捐獻給政府和有關單位。抗戰時周恩來的珍貴題詞亦轉呈中共中央。解放初倡議籌建魯迅紀念館，提出首批紹興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並多次籌集教育經費，支持私立稽山、越光、承天3所中學和成章、箔業、大雲等9所小學。1962年，創辦青年中學和青年補習夜校。

曾當選為浙江省一、二、三屆人民代表，省民建常委，省工商聯常委，並任紹興市副市長、市文管會副主任、紹興縣第三屆政協副主席、縣人委委員、民建紹興市委主委、市紅十字會會長等職。

王貺甫，1901年出生於紹興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王子余是一位在紹興頗有聲望的鄉賢，早年就參加民主主義革命，先加入光復會，后參加同盟會，曾在紹興創辦“萬卷書樓”，出售進步書籍，發行《白話報》，鼓吹革命。與辛亥革命志士徐錫麟、秋瑾過從甚密，並曾參與浙、皖的武裝起義的策劃。

王貺甫同志自幼就受父親進步思想的影響。1939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故鄉紹興從事抗日活動和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王子余是周副主席的姑夫，周在紹期間常至王家探望，暢談抗日戰爭的形勢，還通過王貺甫邀集大明電廠青年工人到王家座談，向他們宣傳黨的抗戰方針政策並為他們題詞。周副主席亦為王貺甫題了一幅“埋頭苦幹，只要抗戰勝利，定必苦盡甘來”的詞。周副主席的革命行動和對他的勉勵，使他深受教育。在家庭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下，王貺甫同志思想覺悟不斷提高，具有了愛國、愛鄉和艱苦奮鬥的思想情懷。在抗戰時期，他贊成國共合作，擁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大明電廠任職時，為抵制國民黨炸毀電廠設備的企圖，他冒著危險將兩台發電機偷運到嵊縣鄉下埋藏，保護了電廠。1946年，他本著為家鄉群眾辦好事的心愿，出任紹興越王鎮鎮長。后因國民黨政府迫害群眾的倒行逆施變本加厲，他感到未能遂自己的心愿就憤而辭職。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授意下，為保障地方安寧，以紹興縣商會為主，組建紹興各界臨時救濟委員會，他擔任了“臨救會”的副主任，為籌募經費，應付各種突發事件，維護地方秩序，做了大量工作，保護古城以迎接解放。

1949年5月，紹興解放，王貺甫同志精神振奮，決心為建設新紹興而努力工作。不久，受紹興軍管會的委託接收舊商會並籌建紹興工商業聯合會。當年11月，紹興工商聯籌備委員會成立，他任執行副主委。1951年12月，紹興市工商聯正式成立，他被選為主任委員，連任至1967年逝世。1956年5月，王貺甫同志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並為紹興民建籌備人之一。同年8月，民建紹興市籌委會成立，他任主委。1959年，民建紹興市委會正式成立，他被選為主任委員。王貺甫同志是紹興民建、工商聯的創始人。在擔任紹興民建、工商聯主委期間，他積極努力工作，在黨的領導下，為紹興的政治、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王貺甫同志對黨領導和發動的各項運動，無不積極響應。1950年，政府為克服經濟困難發行了勝利折實公債，王貺甫同志立即動員工商界踴躍購買。當時，工商界共購買25300份，佔全市推銷總額的71.4%。在當時情況下，完成這一任務是很不容易的。此後自1954年始每年發行經濟建設公債，紹興工商界均積極認購，至1958年止，累計購買公債計人民幣90餘萬元，為國民經濟恢復與發展貢獻了力量。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王貺甫同志在紹興市抗美援朝分會舉行的動員全市人民捐獻飛機大炮的代表會議上，主動提出紹興工商界願捐獻“工商號”戰鬥機2架，在紹興全市人民捐獻的總數中佔了三分之二，受到大家的好評。

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王貺甫與市工商聯其他領導一起，把握有利時機，舉行工商界臨時代表會議，進一步傳達了毛主席的重要講話和首都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工商業者爭取公私合營的積極性。當各同業公會把要求公私合營的申請書送到工商聯后，王貺甫帶領副主委和行業代表，冒著鵝毛大雪把申請書送至紹興市人民委員會，立即得到批准。自此，紹興的5417戶私營企業實行了公私合營，勝利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任務。

王貺甫同志對教育、文化事業十分關心，為資助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解放初期，政府尚無力把紹興眾多的私立中小學收歸公辦，而當時各私立學校辦學經費卻十分困難，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1952年，市政府文教科與工商聯商量，要求對紹興稽山、越光、承天三中學和成章、箔業等9小學的經費不足部分予以資助。王貺甫立即允諾，動員工商界為教育事業慷慨解囊，直到學校由政府接收，資助總數達人民幣近20萬元。此外，資助聾啞、紹興培訓等學校辦學經費5萬餘元。1955年工商聯協助籌建了紹興青年中學，出巨資購買校舍並進行裝修，開學后又每學期撥款資助。1962年由王貺甫發起創辦了青年夜校，以幫助待業青年學習技術，其經費由他向親友籌措，他還把自己購存的3000元公債全部捐獻了出來。

解放后，王貺甫擔任了文物管理組長，后被任命為紹興文管會副主任。他通過親友徵集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文物，將自己祖輩珍藏的各種地方志、名貴書畫和冒著危險保存的辛亥革命烈士徐錫麟的手槍、血衣和秋瑾塑像，以及抗英名將葛雲飛的遺甲遺盔均無償獻給了國家，為紹興的文物工作奠定了基礎。此外，他還動員工商企業為籌建紹興文化館捐大米120石，重建魯迅電影院投資人民幣4萬餘元，后全部改作捐獻。大家都知道，王貺甫與周恩來總理是表兄弟關係，可他在別人面前從不提及這一關係，不僅自己不提，還告誡子女在入黨入團填表時亦不提及。1959年，他去北京參加民建、工商聯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周總理派小車接他去中南海家中作客，並共進晚餐。這是件令人羨慕的大好事，他回來后，大家圍著王貺甫同志問周總理有何指示，可是他只說了一句話，“總理要我好好改造”。1952年，王貺甫同志擔任紹興市副市長，他克己奉公，首先告誡子女不要驕傲，不要依賴，連政府為他家安裝的電話也不讓隨便打。王貺甫同志在工作中處處以身作則，在購買公債時，把原打算自費去蘇聯旅遊的儲備金全部購買了公債。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時，他任經理的大明公司為爭取早日實行公私合營，積極動員股東增資，添置設備，擴充業務，終於在紹興第一家實行公私合營，為紹興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起到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