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

京劇自徽班進京以來200餘年的興衰史，其中20世紀是京劇受到外力震蕩最大、形態改變最劇烈的100多年。為了適應觀眾審美情趣的改變,京劇自身也在不斷地發生變異，這一變異過程仍在繼續。

該作以京劇為線索，除了對一些藝術家、學者、票友的採訪外，還奔赴美國、俄羅斯和中國香港等地區尋找歷史影像資料。其中有梅蘭芳先生在美國演出記錄，還有梅先生到俄羅斯演出時，電影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為他拍攝的影像資料、魯迅先生同梅蘭芳先生聯繫的照片等等，片中也沒有迴避“文革”那段歷史，講述了革命樣板戲和一些京劇藝術家遭受迫害的歷史，反映了200年京劇歷史和時代變遷。

資料來源：

鳴謝：中國戲曲學院、台灣音樂人張信哲

《粉墨春秋》經過差不多半年的籌劃和調研，於2004年5月在中國戲曲學院正式開拍。隨後，歷經8個多月，工作組走訪了上海、南京、杭州、揚州、蘇州、武漢、深圳、香港、台北等十多個城市，採訪了近130個親歷者和見證人，拍攝下了9000多分鐘的珍貴素材。

訪問對象涵蓋面十分廣泛，包括京劇專家、學者、藝人、名票和普通老百姓，大多數被訪者年齡都在75歲以上（2005年時），年事最高的是身居香港的時年102歲的錢培榮先生。錢先生是杜月笙的徒弟，也是正式拜師於享有“冬皇”美譽的女老生孟小冬的唯一弟子。

在《粉墨春秋》中，曾經飽受牢獄之災，並表示避不談京劇的原上海20世紀20-30年代《戲劇旬刊》的主編，時年101歲的張古愚老先生也接受了採訪，很多觀點和事實都是在《粉墨春秋》中首次披露。

《粉墨春秋》製作組創造了一次契機，讓梨園界的老藝人們與當年狂熱的京劇迷們一同去回憶和講述那段京劇輝煌與滄桑的歷史，那些歷歷在目的情景和那些已經被刻意遺忘的故事被導演的鏡頭重新喚醒，名角後代、給名角傍角兒的藝人們在鏡頭前有笑有淚，述說的是飽含悲歡離合、苦辣辛酸的梨園故事。

譚鑫培、楊小樓、梅蘭芳、余叔岩、孟小冬、金少山、譚富英、馬連良、周信芳、蓋叫天等風靡一時的京劇名角兒在片中粉墨登場；拜碼頭、出堂會、打擂台、撒紅票、窩頭會、義務戲等形形色色與京劇有關的江湖術語在片中以具體的故事來得到詮釋；乾隆、慈禧、袁世凱、馮玉祥、張學良等政治風雲人物，甚至魯迅、胡適、傅思年、周作人等文化名流，更甚至於黃金榮、杜月笙等上海大亨皆以歷史圖像的方式亮相《粉墨春秋》。

《粉墨春秋》的拍攝形式上，選擇了“口述史”的方式，之所以選擇用這樣的方式進行拍攝，是劇組主創對一部歷史的尊重態度，對於諸多的有關京劇的文字來說，劇組主創更相信一種流傳於民間的由親歷者自己述說的口頭歷史。基於此，劇組主創對所訪人員在身份和年齡上進行了嚴格的篩選，力爭做到這部影片的真實性和嚴肅性。在選擇被訪者時，劇組主創還盡量動員了那些在很長時間內都不願意對京劇發表任何形式的看法的人，劇組主創覺得這些人的記憶，是在這部影片里表明立場的重要財富。

《粉墨春秋》從2004年11月進入後期剪輯階段，導演在擁有了如此多豐富素材的前提下，篩選磨練，並結合電腦科技，用動畫手段再現經典唱段。從前期調研到採訪拍攝再到後期剪輯製作耗時近一年半。

● 《粉墨春秋》導演之一的段錦川，其實對京劇沒有太大的興趣，更不會把它當作“國粹”。他認為京劇成為“國粹”無非是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青睞，帝王將相、君臣父子、才子佳人，在一個教育匱乏的時代最有力地充當了高台教化的代言人。而作為一種藝術，京劇的衰落再正常不過，也沒有什麼可以值得惋惜的。只不過身在其中的藝人，猶如戲劇一般的人生常常讓人扼腕嘆息。

● 張元成為京劇歷史紀錄片《粉墨春秋》的監製，一方面，因為他是個鐵桿戲迷，對京劇有著深厚的感情，以前也曾拍過京劇電影。另一方面，《粉墨春秋》的導演蔣樾、段錦川一直在從事紀錄片創作，張元同他們是好朋友，並且也曾執導過紀錄片。

● 為了製作《粉墨春秋》的第15、16集中關於孟小冬的部分，劇組在台北採訪了杜月笙的女兒杜美霞，而此前和此後，她都從未接受過中國大陸媒體的採訪。對於“孟小冬”這個話題，她很有興趣，也很重視這個採訪，第一天錄完採訪，她說她講得不好，讓劇組第二天再來。結果，她一共講了三天。但因為種種原因，杜美霞在這部紀錄片里出現的鏡頭非常有限，她所說的話也只保留了極少的一部分。

● 從《粉墨春秋》到紀錄片《京劇》，導演蔣樾總共採訪了180位戲曲從業者。2013年《京劇》正式播出時，已經有三分之一受訪者的人去世了。

2006年6月18日，在政協禮堂舉行的《粉墨春秋》發布會上，杜近芳也將來自北京軍區戰友京劇團的丁曉君收為自己的弟子。

2006年10月23日，在上海金茂大廈，《粉墨春秋》劇組聯合《新周刊》，南方都市報等全國多家媒體協辦舉行了的“粉墨春秋榜”頒獎典禮。頒獎禮上主辦方頒發了梨園至尊大獎、國粹傳承大獎、榮譽國寶大獎、傳統推動大獎與未來之星大獎共5個獎項。

紀錄片《粉墨春秋》一經面世，就受到了好評。其中雖然偶有偏頗之見、一面之詞，但因多以“口述歷史”的形式，從大量受訪者口中說出，因此有些錯誤總體並不“出圈”。（《東方早報》《光明日報》《新聞晚報》綜合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