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竹軒

顧竹軒（1885年4月17日－1956年7月6日），字如茂，江蘇鹽城人。

少時家境貧寒，十六歲那年蘇北大災荒，顧隨難民大軍到上海謀生，以拉黃包車為業。后加入青幫，逐漸在閘北擴展勢力，收徒納眾，成為著名的幫會首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時候，人們驚異地發現顧竹軒這個著名幫會人物並沒有像杜月笙一樣逃亡海外。同年8月，上海市召開首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人們又看到顧竹軒作為特邀代表而出席會議。人們不禁要發問：顧竹軒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20世紀初，當顧竹軒背著被頭鋪蓋踏上十六鋪碼頭時，他望著車水馬龍的繁華街市，不存任何奢望，以豐衣足食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沒有任何靠山，只有一身力氣，遂在閘北新疆路租了間破棚戶，靠拉公共租界協記公司的人力車過活。人力車上海人稱黃包車，拉黃包車也非好差使，三九日西北風直刺骨頭，手腳上生滿凍瘡，大伏天馬路上的柏油被曬得滾燙，腳上燙起一排水泡。十六七歲的顧竹軒不怕吃苦，終於挺了過來。

顧竹軒為人慷慨仗義，打抱不平，在蘇北幫黃包車夫中嶄露頭角。經人介紹，顧竹軒遂拜青幫頭目劉登階為老頭子——劉登階，江蘇泗陽人，是青幫嘉興衛幫大字輩首領；移居滬上后，一度從政，同時廣收門徒，逐漸在閘北、虹口、曹家渡一帶形成盤根錯節的勢力。顧竹軒有了幫會靠山，列名通字輩后，便順利進入公共租界巡捕房當華探。租界時代的華探，在外國主子面前是走卒，在市民眼前可是閻王。薪水雖然不高，但油水可是極大。顧竹軒當華探，不僅大大擴大了社會關係，而且也學到不少爾虞我詐、敲詐勒索的本領。另外，也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財富。為站穩腳跟，拓展事業，顧又拜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黃金榮為師。

積累了一筆資金后，顧竹軒辭去了巡捕房的職務，買進了幾輛黃包車，在閘北開了一家車行，開始當老闆了。當時的上海灘上，租界的巡捕、華界的警察盛行撬照會，即借口違反交通規則，將黃包車的牌照沒收，再迫使業主花錢去贖回。因顧曾是巡捕，所以昔日的同行總要給他些面子，這樣，他車行的黃包車總能通行無阻。當然，對於華界的地頭蛇們，顧竹軒往往也禮數周全。每當閘北的第四區警察署新署長上任之時，他都送上一輛嶄新的包車。於是，顧的車行越開越大，成了人力車行業的“大王”。顧竹軒成了蘇北籍苦力敬仰的目標，他們投入門下，顧便開堂納徒，擴張勢力。接著顧又在蒙古路開設同慶舞台，上演江淮戲，這裡成為滬上蘇北幫的集聚之所。然後又在新疆路建立德勝茶樓，協調手下人之間，及與其他幫會流氓勢力之間的糾紛。一時，德勝茶樓成了閘北地區“吃講茶”的權威仲裁機構。

有了底層社會勢力的基礎，顧竹軒又開始向政商兩界挺進。正好這時，日益強大的閘北商界醞釀建立閘北保衛團，顧與之一拍即合，當上了保衛團副團長。團部設在大統路，分九個隊，成員多是散兵游勇，市井無賴，他們投靠顧竹軒，遂穿上老虎皮，繼續為非作歹。接著，顧竹軒又當上了閘北商會會董、江蘇綏靖督辦公署參議、陸軍第二師參議等，成了亦官亦匪的風雲人物。20年代初，喜愛戲劇的顧竹軒與人合開天蟾舞台，1923年後獨資經營，舞台設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後來，永安公司老闆串通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顧將舞台移址改建為永安公司東部時，顧聘請外國律師，據理力爭，同工部局打官司，這場糾紛一直鬧到英倫最高法院。結果判決工部局應賠償天蟾舞台損失費十萬元。此為近代中國人在法庭上擊敗外國人的少數幾個事例之一，一時，顧竹軒聲名大振。1930年，顧竹軒將天蟾舞台遷到福州路，座位擴建到三千四百多個，南北名角輪流在此上演拿手戲，成為上海著名的四大舞台之一。

這時，躊躇滿志的顧竹軒搬到了湖北路203弄迎春坊13號，這裡既寬敞又豪華。成名之後的顧，頗講情義，經常資助窮人。1930年蘇北遭受水災，顧將滬太路上的天蟾玻璃廠賣掉，集資六萬元送到家鄉救災。顧也將收山後的青幫師傅劉登階供養起來，1932年1月22日，劉病死於大連灣路鼎康里寓所，顧親自披麻戴孝，在天蟾舞台為劉治喪，從而引來上海灘幫會三頭六臂弟兄的一片叫好聲。

四十多歲的顧竹軒達到了事業的鼎盛時期，然而，大世界經理唐嘉鵬被殺案又使顧陷入了困境。

大世界遊樂場為商人黃楚九於1917年創辦，1931年底黃楚九猝死後，大世界由黃金榮接辦，稱“榮記大世界”。黃的得意門生唐嘉鵬擔任了經理。唐嘉鵬諢名小二子，祖籍蘇北鹽城，自幼長在上海，依靠叔父唐大麻子生活。說來唐家與顧竹軒有段關係。20年代，顧竹軒已是著名的“江北大亨”。唐大麻子以同鄉之緣，請顧提攜侄兒，於是，唐嘉鵬到顧宅討口飯吃。不久，天資聰穎、手段狠辣的唐嘉鵬得到顧的賞識，為了提攜與籠絡唐嘉鵬，顧將容貌姣美的堂妹嫁與唐，唐感激涕零，視顧為再生父母。然而不久，顧在安排座位時，不知是有意還是疏忽，冷落了唐，唐遂懷恨在心，立刻倒戈相向，投入黃金榮的門下，從此也與顧結下了怨恨。

唐嘉鵬生性貪財好色。他擔任大世界經理后，蠻橫地控制遊樂場內的一切劇團，看中的年輕貌美的女演員便一定要弄到手，否則就給該劇團的老闆以顏色。一時，唐的風流韻事在法租界內流傳開來了。副經理水果榮生認為如此下去，有礙大世界與黃老闆的名聲，便規勸唐收斂些，豈料唐大為不快。水果榮生便跑到老頭子那裡告了一狀，黃聽后大為讚許，因為唐近來正憑藉可以任意出入黃公館的特殊待遇，對黃金榮新寡的兒媳李志清頻送秋波，所以兩樁事相合，黃金榮已下定由水果榮生來接替唐的位置的決心。

然而沒幾天，水果榮生被人槍殺於南洋橋。他的死使黃金榮蒙上了一層陰影：究竟是誰有豹子膽敢殺我黃金榮的得意門生，也許是內部門生傾軋？莫不是唐嘉鵬？正當他滿心狐疑之時，顧竹軒來到鈞培里黃公館，告知是唐嘉鵬的幹將樊良伯暗殺了水果榮生，黃不由大怒。顧一看火候到了，說：“這種赤佬一定要清除，竹軒今天來打個招呼。”1935年的一天晚上，唐嘉鵬正準備坐自備車從大世界回家，這時一條凶漢衝來，一槍就將唐擊斃在大世界門口。

唐被殺后，公共租界捕房的探長金九齡負責破案，不久便查出兇手是王興高。王興高兵痞出身，力大兇狠，槍法極准，曾長期為顧竹軒當保鏢，但此時也曾經常進出鈞培里，準備“跳山門”。據說是黃金榮指令其門徒許福葆收買王興高，除掉唐嘉鵬的。王興高被捕后，黃為了開脫罪責，掩蓋內部傾軋的丑象，並排擠與打擊勢力日增的顧竹軒，收買王興高，誣說是受顧教唆。結果顧竹軒被捕，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而王興高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

顧竹軒在獄中被關了一年余，期間，其親朋好友多方疏通，包括其族親顧祝同的幫助，被釋放出獄，直至抗戰勝利后才宣判無罪（1953年，黃金榮臨死前曾在鈞培里親口對顧竹軒表示道歉，說：“唐嘉鵬的事你受冤枉了，對不起你，無論如何要原諒我。”）。

經過唐嘉鵬案件，顧竹軒一度有所消沉，抗戰前後，再度活躍。當時他擔任的主要職務有：大生輪船公司經理、三星舞台總經理、大江飯店總經理、上海市平劇院聯誼會主席、武陵中學董事長、正民中學董事長、中國紅十字會理事、天蟾舞台總監、上海市平劇院聯誼會監察、江淮旅滬同鄉會主席。

顧竹軒看到國民黨內貪污腐敗成風，不得人心，便開始接近共產黨，嚮往進步，為民眾做些益事。

早在大革命時期，顧竹軒就曾營救過上海工人糾察隊大隊長姜維新（姜是顧竹軒侄女婿姜維山的弟弟），從而受到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讚揚；後來，又多次掩護法電公司的地下黨員朱俊欣等的活動。

一·二八事變爆發后，顧竹軒曾親率閘北保衛團配合十九路軍抵抗來犯的日軍。八一三淞滬抗戰時期，顧竹軒又將天蟾舞台改作難民收容所。

上海淪陷后，日偽警察局局長盧英誘逼顧投敵充當漢奸，顧堅決回拒說：“我死也不當漢奸。”當時顧的侄兒顧叔平是共產黨員，顧竹軒幫助他護送和營救共產黨人進出上海。

1943年秋，顧竹軒協同顧叔平將地下黨員藏在寺廟裡，因為信佛的日人一般不會搜查寺廟。有時，蘇北的新四軍幹部因病到滬開刀就醫，也住在顧竹軒的家中。為此，日軍貝當路（今衡山路）憲兵隊曾到顧宅和天蟾舞台搜查。顧還利用他所控制的租界碼頭，將藥品運送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去。為表示嚮往革命之心，他還將十五歲的小兒顧乃瑾送到蘇北根據地參加革命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上海局為了利用幫會勢力與國民黨展開鬥爭，成立幫會工作委員會，顧叔平也是委員之一，負責青幫工作。

顧竹軒對地下黨的工作全力支持，幫會工作委員會設在天蟾舞台二樓顧的經理室，這裡成為中共地下組織最安全的碰頭場所之一，因為警察中有不少是顧的徒弟，或者徒孫，祖師爺的辦公室自然無人敢去打攪了。

1946年，中共上海局決定讓顧叔平出面，利用與顧竹軒的關係，公開競選榆林區副區長。顧竹軒親自出面為侄兒的競選出力，他要求蘇北旅滬同鄉會及其門徒朋友同心協力，結果自然競選成功。顧叔平當上副區長后，了解並搜集了不少重要情報，為解放上海作出了特殊貢獻。

解放后，顧竹軒留在上海，督促青幫徒弟和朋友，不與共產黨為敵。

1949年8月，上海市召開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顧竹軒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會議。

上海市長陳毅曾親自到天蟾舞台看望顧竹軒，勉勵他繼續為人民服務；顧竹軒還曾到香港去訪問；後來因病較少露面。

1956年7月，顧竹軒患鼓脹病而逝世，時年75歲。

若提起舊上海的青幫大亨，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這“三大亨”了。但在蘇北人當中，號稱“江北大亨”的顧竹軒的勢力才是最大的，因此有人贈他“江北皇帝”這個稱號。

顧竹軒，字如茂，他的先祖為鹽城西北鄉（今建湖）人，與國民黨高級將領顧祝同是同宗；清代咸、同年間，顧家舉家乘破船流落至鹽城梁垛團(今建湖縣鍾庄鄉唐灣村)，為人佣耕。

顧竹軒生於光緒十二年農曆三月十四日，因在家中排行第四，鄉人習慣稱他為“顧四”。顧家因人多地少，顧竹軒的童年是在貧困中度過的。少年時，他力氣大，食量過人，十四、五歲時就能背起犁辮拉田。當時蘇北飢荒頻繁，光緒二十八年(1902)初，16歲的顧竹軒跟著母親、兄長顧松茂等人駕小船逃荒到上海謀生。

到上海之後，顧竹軒先落腳在閘北天寶里附近號稱“一百間”的地方，靠做馬路工，拉“野雞車”糊口。其間公共租界招收華籍巡捕，條件是體強力壯身高，文化程度不計。顧報考後即獲錄取，但后因私放了一名同鄉逃犯而被開除。不久，顧與其兄一起受雇於位於閘北國慶路上的德商“飛星黃包車公司”，隨後他又拉德國老闆的私人自備黃包車，深得老闆器重，代管該公司的出租業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德國老闆回國，顧竹軒乘此機會，利用手中的積蓄，廉價盤下該公司。顧竹軒的發跡之路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1916年左右，顧竹軒通過同鄉關係拜了寧籍的青幫大亨劉登階為“老頭子”。劉系青幫“大”字輩，按照青幫“大通悟學”的輩分排名，顧竹軒成了“通”字輩。這時顧已有一定經濟基礎，又是青幫的“二十二爐香”，加上他原來做過公共租界的巡捕，這三者相結合使得顧竹軒大開香堂，廣收門徒，很快便成了青幫在閘北的“大頭香”(指輩分高，勢力大)。顧竹軒到上海謀生，拉過多年人力車。他為人豁達爽朗，很講江湖義氣，經常幫助一起拉車的窮鄉親，無論有錢沒錢總是儘力幫助。他曾說，“只要瞧得起我顧四，脫褲子噹噹也來。”非但如此，因顧輕財疏義，好為鹽阜同鄉掙臉面，在閘北下層鹽阜籍地痞流氓中很有地位，他們說“顧四癟子”夠朋友。因此顧的門徒中儘管有低級的文職官吏、小軍官、一般警察，各種商販等，但人數最多的還是人力車行的行主及眾多的人力車夫。在法租界巡捕房供職20多年並熟悉幫派內幕的薛耕萃在《近代上海的流氓》中稱顧為“舊上海最大的人力車霸主”。而從勢力範圍來看，除閘北是他的大本營外，其勢力也滲入了公共租界，門徒多達1萬餘人。

除了出租人力車，顧竹軒還涉足了很多行業。因顧在閘北黑社會的地位很高，黑社會中很多上茶館吃“講茶”的事情都由他出面。因此顧認為自己開茶館應該更有利可圖，不久便在閘北大統路靠近新閘橋的地方開設了德勝茶樓，又招來流落上海的鹽阜淮劇藝人在茶樓上演草台戲(茶桌拼湊為舞台)，吸引了大量蘇北人。此外，他還開設了泰祥南貨店、大生輪船公司、同慶舞台(與左士臣合夥)、三星舞台、大江南飯店、天蟾玻璃廠等多個工商企業。

舊上海幫派競爭異常激烈，顧竹軒為了便於自己擴張勢力，在人際關係上著實下了一番工夫。在青幫中，顧深知自己勢力遠不及“三大亨”，因此他竭力與他們搞好關係，尤與黃金榮私交甚篤。黃本人雖然在上海青幫中勢力頗大，但卻很長時間內沒有正式拜過“老頭子”，而只是一個幫外的“空子”。他甚至自嘲說，“我是天字輩，比大字輩多上一劃”。后黃拜“大”字輩的張仁奎為“老頭子”，也僅是“通”字輩。但顧竹軒為了藉助黃的勢力涉足法租界向黃遞了門生帖子。顧這些做法事實上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與他後來成為莫逆之交的寧波大亨虞治卿，即是這時與顧相熟識的。由於虞本人在工商界的顯赫地位，使得顧竹軒在從事企業活動時獲益匪淺。如顧在蘇北里下河地區經營的大生輪船公司，其船多是虞洽卿的三北輪船公司里的舊船，購價十分低廉。而在大生公司與張孝若、杜月笙合營的大達輪船公司競爭處於劣勢之際，正是有了虞的幫助才得以支撐下去。顧還曾指示門徒阜寧人劉玉貴暗殺京劇名角常春恆，也是在虞的幫忙料理下才能夠化解此事。

令顧竹軒在青幫中聲名顯赫的“天蟾舞台”事件中，則離不開杜月笙對他的鼎力支持。現位於福州路(舊稱四馬路) 的天蟾舞台，原本位於公共租界的二馬路(今九江路)上。與天蟾玻璃廠的名稱一樣，天蟾舞台中“天蟾”來源頗具傳奇色彩。顧曾夢見一個三足的青蛙，口吐金錢。他找人解夢，解夢者告訴說這是天賜蟾蛤，乃吉祥發達之物。他信以為真，便將玻璃廠、戲台用“天蟾”二字冠名。天蟾舞台設立后，得到了虞洽卿的好友、戲劇界“白相人”、青幫“通”字輩季雲卿(季是曹幼珊的門徒)的幫助，生意很好。加之有黃金榮在背後撐腰，顧很快成了評劇院同業中的佼佼者，進而又當選為評劇院聯誼會的主席。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後期，大馬路(今南京東路)的永安公司(天蟾舞台恰好位於永安公司的後身)為擴展南部，與工部局相勾結，勒令天蟾舞台拆遷。顧竹軒雖然四處奔走交涉，依舊無效。最後，他得到了杜月笙的幫助，用重金聘請了兩位外籍律師，將官司一直打到英聯邦最高法院，經最高法院裁定工部局敗訴，並賠償天蟾舞台的拆遷損失費十萬銀元。這件事對顧而言是名利雙收。十萬銀元的賠償費使顧不但沒有蝕本，反而大賺了一筆。另一方面，顧狀告工部局獲得成功，使很多視租界勢力為太上皇的人也對他刮目相看，不得不稱他真有“牛皮”。而“顧四牛皮”這一綽號也就這樣被叫開了。

與“三大亨”一樣，顧竹軒在涉足工商界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勢力之後，也極力地與官紳階層拉近距離，將自己擠進其中。1924年秋，齊盧交戰正酣之際，閘北豪紳王彥斌組織成立滬北區保衛團，因顧在閘北勢力大，遂請他出任團附。從此顧成了堂堂正正的地方武裝官員，社會地位與日俱增。之後，他又陸續擔任上海市人力車同業公會主席、閘北商團會董、鹽阜同鄉會主席、蘇北旅滬同鄉聯合會副主任、蘇北難民救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紅十字會理事以及一些慈善機構的董事等社會公職。與此同時，顧與上層社會人士接觸也日益增多。這些人中著名的有同為鹽阜同鄉的清末進士、法部主事、國會議員季龍圖，與蔣介石有師徒名分的胡敬安，《前線日報》館長馬樹禮，中國佛教會副主席靜波法師及江蘇保安司令李長江等。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顧與同宗遠房、國民黨高級將領顧祝同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和提高了他在上海的社會地位。1930 年代初，顧祝同任江蘇省主席，顧竹軒則以為其祝壽的名義，在揚州買了一所舊園，整理一新后取名“祝同花園”，送給了顧祝同的一位族弟。顧祝同也投桃報李，在顧竹軒40歲生日之際，他親派代表登門祝壽。抗戰勝利不久，當時已任國民黨陸軍司令的顧祝同利用到上海公幹的機會，順道拜會了顧竹軒。消息一經報紙傳出，原本因勢力衰退門庭冷落的顧氏門前立刻又“車如流水馬如龍”了。旋而顧又被上海市政當局聘為市議會議員。不但如此，顧還利用機會與最高層接近，他曾跟蔣介石合過影，之後便將這張照片一直懸掛在天蟾舞台的四樓房間內，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份。

顧竹軒幼年家境貧寒，無力讀書，因此目不識丁。但當有了一定社會地位之後，他則請人教自己識字，逐漸地可以看信、讀報紙了。之後在與上流社會的交往接觸中，他又漸漸養成了一種上層人士“典雅持重”的風度。隨著身份地位的日益提高，顧開始潔身自愛，社會事務能敷衍的就敷衍，不能敷衍的就以自己年老多病為由加以推脫。但有兩件事是他一直較為熱心辦理的，一是為賑濟同鄉，二是為幫助中國共產黨做了一些事情。

顧竹軒於1956年7月6日因患水膨脹病在上海去世，從16歲離家到上海，他在長達55年的歲月里再也沒有回鹽城居住，但其對故土的思念十分強烈，為鹽阜鄉親也出了一些力。早在顧初露頭角的時候，他就以輕財尚義，濟急恤貧為鹽阜旅滬的窮鄉親稱道。

1911年，蘇北大旱，一些災民逃荒至上海，以行乞為生。顧見狀后，與同慶舞台的合伙人左士臣等人出面，在鹽阜旅滬同鄉與自己的徒子徒孫中籌集善款，救濟逃荒而來的鄉親。此外，他又以鹽阜兩縣的救災問題向華洋義販會告急。顧從事有關鄉親的善舉，向來都是躬親其事，儘力解決，不掛虛銜。如在閘北創辦江淮小學時，他不僅獻出了自己在大統路的宅地，還捐贈了很大一筆錢作為創辦基金。有關顧對鄉親販災濟艱的例子，建湖縣文史資料辦公室特地遴選了有代表性的幾則事例。

民國十八年(1929)冬，顧氏返里葬母。事先聞知家鄉是年大旱失收，特地籌措了一大筆銀元乘專輪還鄉。喪事既畢，宣布放飯。凡登門求濟的，孩童銀元一枚(價格可抵50斤稻)，青壯男女兩枚，老人五枚，鰥寡孤獨者七、八枚不等，最多的十枚。外地饑民聞訊而集，饑民船隻塞滿了唐灣河，直至帶回銀元放完為止。鄰村有孕婦登門乞濟被擠得把孩子生在褲子里，顧派專人送去銀元、大米、衣被等物。

民國二十年(1931)秋，運河決堤數十丈，內下河地區西水橫流，一片汪洋，經冬未退。災民流離失所，啼飢號寒。顧竹軒竭力奔走呼號於華洋義販會和紅十字會之間。在他和鹽城的美籍傳教士白秀生的努力下，終於為鹽、阜、東(東台 )三縣求得了大批糧食、衣被和藥品。

這次販災中，顧竹軒為了多籌集善款，還將自己位於閘北太陽廟路附近的天蟾玻璃廠賣掉，共集資了五、六萬銀元。這件事在鹽阜鄉親父老中有口皆碑，當時鄉親們很親切地稱他為“顧四爹爹”。不僅如此，1935年編寫的《續修鹽城縣誌》中也特地為其救災“奔走甚力”書了一筆。此外，在國難當頭之際他的慷慨仗義也獲得了很多人的好評。

“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他將天蟾舞台停業，作為湧入租界避難的鹽阜同鄉棲身之所。樓上樓下人滿為患，還要籌集供應其衣食所需。時有要求回蘇北老家避難的，顧氏向三北輪船公司董事長虞洽卿協商租得長江客輪將難民分批運送至泰縣口岸，再乘顧的大生輪船公司的內河客輪運往鹽阜各地，前後歷時兩個月，共約收容、運送了上萬人。顧竹軒將舞台停業不算，還解了私囊。1937年“八·一三”事變發生，難民紛紛湧入租界避難，時值顧氏保釋出獄(因趙廣福、張亭桂告顧竹軒教唆殺害大世界經理唐嘉鵬一案，令其身陷囹圄)不久，他慨然再將天蟾停業改作難民收容所，直到3個月後戰線西移，難民開始陸續離去。

顧竹軒熱心鹽阜鄉親的事情，無論是旅居上海的同鄉還是鹽阜當地人均感其恩德，對他評價很高。如果說他熱心鹽阜鄉親的事情是因其本人很講究同鄉情節，有江湖義氣，輕財疏義的性格，那麼不可否認的是，他支持身為共產黨員的侄兒從事革命活動，多次掩護和營救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讓自己的幼子加入新四軍等事則多少也與青幫行事中向來的“狡兔三窟”風格有所關聯。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不久，時任工運大隊長的姜維新在送發罷工工人安置費時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巡捕房后將其遞解至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姜的兄長姜維山當時在天蟾舞台工作，姜維山請顧竹軒出面營救。顧首先假認姜維新系天蟾舞台職工，並利用招待前來查核情況的警員吃飯的機會，避開英籍警員，疏通華籍警員將查辦時間延後，贏得了營救時間，後由天蟾舞台作保將姜維新保釋出獄。據姜維新事後回憶，當時被抓的有二、三十人，只有二、三人最後獲救。事後姜向周恩來做彙報時，周恩來還表示，“顧竹軒為人還是可靠的。”

顧叔平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是顧竹軒的嫡親侄兒。他早年投身革命，曾多次利用顧竹軒的關係在最危險的環境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1943年春，時任中國共產黨鹽阜區委組織部長的喻屏(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總檢察長)與妻子李楓(時任中國共產黨淮安縣委書記)奉命去延安參加整風。組織上將掩護喻、李二人經上海去延安的任務交給了顧叔平。

從根據地到上海，一路上遇到幾次危險，都是顧叔平抬出顧竹軒的名頭后才化險為夷的。到上海之後，顧叔平也沒有隱瞞二人身份，向顧竹軒將實情和盤托出，請顧幫忙。顧竹軒出於安全考慮讓二人寄居在地藏寺中，花了大約20石米的錢打通關節，取得了去太原的通行證。為了謹慎起見，顧又吩咐乾兒子李少春寫了封致其父——京劇名角李桂春(藝名小達子，與顧竹軒私交甚篤)的信交喻、李二人隨身攜帶，以便出現困難時可以一用。顧叔平則在獲知喻屏夫婦已經安全抵達延安的消息后才動身回根據地。事後喻屏曾讚揚顧竹軒“為人很好，有政治頭腦，有正義感，肯幫助人。”但因為這件事，顧竹軒卻差點身陷囹圄，然而他對於侄兒的革命工作依舊熱心相助。

1945年3月，中共射陽縣委書記馬賓的妻子林立患上甲狀腺腫大症，必須開刀切除。組織要求顧叔平利用與顧竹軒的關係，與林立假扮夫妻，赴上海治療。顧竹軒通過關係讓林立住進了紅十字會醫院(現華山醫院)。出院后，林立又在顧宅休養了十多天。他們臨走時，顧竹軒將自己的幼子顧乃錦(瑾)交給顧叔平，讓他參加新四軍，投身革命。顧乃錦后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任上海黃浦區文化局副局長。

解放戰爭時期，組織派顧叔平到上海工作，顧叔平在顧竹軒的大力協助下當選榆林區副區長，還利用天蟾舞台的經理室作為地下黨開會的地方，這樣大大地方便了他們從事革命活動。解放前後，顧竹軒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幫助地下黨和解放軍做好接收工作，有效地維持了社會治安。

無論顧竹軒出於何種目的協助黨的革命工作，客觀上都對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上海解放后不久，陳毅市長即親赴天蟾舞台看望顧。

1949年8月，上海市召開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顧還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會議，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還親自接見了他，給予其很大鼓舞，這些都是對他為革命所作貢獻的一種肯定及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