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鶴亭

聶鶴亭，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任葉挺獨立團排長。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連長，中共東江特委教導營營長，工農紅軍第四軍參謀，紅四軍第十一師三十五團副團長，三十三團團長，師參謀長，四軍參謀長，紅一軍團第一師參謀長，軍團作戰科科長，甘肅野戰軍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大隊大隊長，軍委總參謀部一局局長，軍委參謀部部長，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高級參謀，晉察冀軍區第四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晉察冀軍區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松江軍區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參謀長，哈爾濱衛戍司令員兼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遼北軍區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副司令員，工程兵副司令員。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被補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05年出生安徽省阜陽縣南鄉（今屬阜南縣）。7歲入私塾讀書，12歲因生活所迫輟學務農。

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參謀長聶鶴亭1919年進阜陽省立第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讀書。

1921年秋考入安慶皖江師範專科學校體育系。畢業後任中學體育教員。

1924年秋到江西一軍事學院學習半年。

1925年五卅慘案后參加愛國學生運動，任青年救國團隊長。

1926年參加國民革命軍，任葉挺獨立團第二營第六連排長。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受黨組織派遣回安慶從事地下活動。11月組織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

1927年春回葉挺獨立團，參加北伐戰爭出征河南。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任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第六連連長，隨起義軍南下作戰。12月參加廣州起義。

1928年春任中共東江特委教導營營長。后被派到安徽，在中共皖北特委阜陽臨時縣委從事地下工作。

1929年秋被派到江西，任紅四軍軍部參謀。

1930年10月任紅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五團副團長，同年任團長。

1931年春至10月任紅四軍第十一師第三十二團團長。

1931年10月至11月任紅四軍第十一師參謀長。同年至1932年任紅四軍參謀長、第十一師參謀長。

1933年任紅一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同年秋任紅一軍團第一師代參謀長。率部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同年10月至1935年2月任紅一軍團第一師代理參謀長。

1935年9月任紅軍陝甘支隊第一科科長。同年11月至1936年5月任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局長。

聶鶴亭率部從蘇南東進，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時期

1936年1月任紅一軍團作戰科科長。同年春至10月任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第一科科長，同年6月至12月任參謀長。參加東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戰役的組織指揮。

1937年1月任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大隊大隊長兼第九隊隊長。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任中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作戰局局長。

同年8月至1939年11月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參謀部部長。曾調任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高級參謀。

1938年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同年冬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任八路軍冀中軍區第四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1939年8月至1940年12月任晉察冀軍區參謀長。

1942年春到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同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東北人民自治軍松江軍區司令員、中共松江軍區委員會副書記，中共松江省工委委員、松江省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共哈爾濱市委委員。

1946年1月至4月任東北民主聯軍松江軍區司令員、中共松江軍區委員會副書記。

同年4月至6月、1947年2月至8月兼任哈爾濱衛戍司令部司令員。

1946年6月至1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參謀長。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任遼吉軍區司令員。

聶鶴亭在工程兵共青團第一屆代表大會閉幕式上，向立功人員頒獎

1948年7月至8月任遼北軍區司令員。1949年3月至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副參謀長。參加遼瀋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任中南軍區副參謀長。

1950年9月至1958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司令部副司令員，1950年10月至11月任裝甲兵黨委委員，同年11月至1959年7月任常務委員。

1951年1月率部隊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

1961年4月至1965年12月任工程兵副司令員。曾入解放軍政治學院學習。

1956年1月25日被補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

1921年，聶鶴亭16歲，已經是一個充滿愛國意識的熱血青年。他從阜陽來到安慶，報考了安徽省立安慶皖江專科師範學校體育系，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聶鶴亭進入皖江專科師範學校之際，安慶已經由王步文、蔡曉舟等人創建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學校里流傳著各種各樣的進步書刊。這些書刊都是聶鶴亭以前沒有見過的。他感到很新奇，抓緊時間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從共產黨人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到國民黨左派朱蘊山創辦的《評議報》；從高語罕控訴列強宰割中國領土的《青島茹痛記》，到布哈林闡釋馬克思主義常識的《共產主義ABC》。他無不涉獵研讀，幾乎達到廢寢忘食、手不釋卷的程度。這些書刊使他大開眼界，拓展了思路。

不久，聶鶴亭結識了在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讀書的六安人許繼慎。許繼慎是安慶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之一，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擔任紅1軍軍長，后被張國燾誣陷為“反革命”而遭殺害。1945年，中*共“七大”為許繼慎平反。 1988年，中央軍委確認許繼慎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家之一。許繼慎比聶鶴亭年長4歲，聶鶴亭常去找他，談讀書心得，談時事政治，談理想和人生。許繼慎在政治上對他頗有幫助。兩人很是投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21年5月，安徽鳳陽稅關監督倪道烺、安徽軍務幫辦兼皖南鎮守使馬聯甲為擴充軍費，強迫省議會削減本已決定增加的教育經費。倪道烺是權傾一時的安徽督軍倪嗣沖的侄子，馬聯甲是一個殘忍橫暴的軍閥，省議會不敢違拗他們的意旨，擬削減教育經費。6月2日，安慶各校師生聞訊派代表去省議會請願，要求增加教育經費。

可議員們這時正在舉行“公宴”，宴請倪道烺和馬聯甲，並商議去倪嗣沖“生祠”舉行慶典之事，不但拒不接見學校師生代表，還令警察連推帶打將他們趕了出來。這一下引起了安慶各校師生的公憤，數千名學生一齊前往省議會示威。

聶鶴亭也參加了這次示威，他和同學們高聲呼喊反對軍閥的口號，並勇敢地與馬聯甲派來彈壓學生的軍警搏鬥。軍警們用棍棒和刺刀大打出手，手無寸鐵的學生只得後退。聶鶴亭身高1.8米，體魄強健，力氣過人，軍警們奈何他不得；但是同去的同學卻有50多人被打成重傷，其中姜高琦、周肇基兩同學因傷勢過重，醫治無效而犧牲。這就是當時震驚全國的安徽“六二慘案”。慘案發生后，安慶各大、中、小學校全部罷課，聶鶴亭也參加了罷課鬥爭。他與同學們製作了一幅白布橫幛，懸掛在皖江專科師範學校門口，上書16個大字：“議員軍閥，殘殺學生，全體罷課，誓與偕亡！”在各校師生的堅決鬥爭下，在全國輿論的譴責聲討下，安徽省當局不得不將年度教育經費由92萬元增加至150萬元，對傷亡學生也給予了撫恤。但下令殘殺學生的元兇倪道烺和馬聯甲，卻沒有受到任何懲辦而逍遙法外。特別是馬聯甲，不久居然還升了官。

嚴酷的現實使聶鶴亭認識到，無論“體育救國”還是“讀書救國”，都是行不通的。要想真正救國救民，就必須同封建軍閥、反動政府和他們的主生祠，為尚在人世的活人所建立的祠堂。與帝國主義勢力進行鬥爭，徹底改造黑暗的社會。從此，聶鶴亭不再安於平靜的課堂生活，積極投身到學生運動中去，成為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骨幹。

1926年年底，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擴編，葉挺獨立團改編為第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七十三團奉命進軍河南繼續北伐，在東、西洪橋和臨潁等戰鬥中，聶鶴亭帶領共產黨員率先衝擊楔入奉系軍閥部隊陣地，受到提升軍銜的獎勵，他成為中尉排長。蔣介石、汪精衛相繼發動四·一二政變、七·一五政變，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1927年8月1日，共產黨掌握的部隊在南昌舉行了起義。聶鶴亭隨七十三團參加了起義，帶領全排執行了警戒九江方向敵軍突襲的任務。在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的途中，七十三團二營六連連長秦悅軍負傷，聶鶴亭接替秦悅軍擔任了連長。這時，林彪也擔任了三營七連連長。

起義軍受挫后，在贛南的大庾，朱德、陳毅將僅剩的八九百人整編為第五縱隊，縱隊之下設3個大隊，林彪任2大隊大隊長，聶鶴亭任2大隊副大隊長。

1927年11月下旬，第五縱隊轉戰到湘南，糧食、彈藥的供給更加困難。朱德將計就計，同意在“政治上保持獨立”的條件下，接受國民黨十六軍軍長范石生的番號，將部隊編入十六軍，改稱四十七師一四O團。這本是一次原則性和鬥爭策略性巧妙結合的改編，可年輕的聶鶴亭怎麼都“想不通”，讓他打著國民黨軍的旗號，他不願意了。儘管他也知道這是暫時的，但就是不願意，誰也做不通他的工作，愣頭愣腦的聶鶴亭當時的想法很簡單，你們這麼做我管不了，但我自己不幹。於是他多次向黨支部提出：“去上海找黨中央，搞別的工作。”朱德、陳毅見無法說服聶鶴亭，便同意他去上海找黨組織。

聶鶴亭輾轉來到上海，與中共中央取得了聯繫。中央領導機關鑒於他是有實戰經驗的軍事幹部，要他立即去廣州，參加正在醞釀中的廣州起義。這下子可找到用武之地了，聶鶴亭懷著興奮的心情趕到廣州，正趕上參加廣州起義，他被分派在老上級葉挺身邊，擔任起義軍總指揮部的參謀。

1939年5月，聶鶴亭（左）與王平在河北完縣清醒村

廣州起義失敗后，聶鶴亭隨起義部隊撤到海陸豐，任東江軍委教導營營長，在彭湃、徐向前指揮下工作了一個時期。不久按照上海黨中央的指示，回安徽老家協助重建了被破壞的黨組織。再於1930年3月從粵北進入江西，在會昌一帶找到了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聽說上海黨中央派來了一位軍事幹部，心裡很高興，當天就會見了聶鶴亭。毛澤東詳細詢問了聶鶴亭的經歷，向他介紹了蘇區的形勢，勉勵他放手工作，發揮軍事骨幹的作用。朱德也親切地會見了聶鶴亭，朱德一點也沒有因為聶鶴亭兩年前的頂撞而不悅，真誠地笑著握住聶鶴亭的手說：“好啊，葉挺獨立團的聶鶴亭來了，我們是殊途同歸，又走到一起啦。”

在毛澤東、朱德麾下，聶鶴亭歷任紅四軍十二師三十五團副團長、十一師三十三團團長、十一師參謀長、紅四軍參謀長、紅一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長；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后，他擔任重編的紅一方面軍參謀長，是紅一方面軍重要的軍事幹部之一。

長征開始后，聶鶴亭擔任紅一軍團第一師參謀長，作為左翼部隊掩護軍委縱隊前進，在湘西連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1935年1月紅軍進入貴州，中央決定強渡烏江，佔領遵義，渡江任務由第一師擔任，聶鶴亭奉命率一團（團長楊得志）為先遣隊，頂風冒雪，組織10多名勇士強渡成功，保證後續部隊安全渡江。1935年5月，紅一方面軍改為西方野戰軍，聶任參謀長，參加了三邊、定邊、臨地、曲子、環縣等戰鬥，為擴大陝甘寧根據地作出了貢獻。長征中，聶鶴亭身經百戰，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第一次帶兵上戰場是在合肥地區的吳山廟暴動。

1926年，聶鶴亭與共產黨員鄭鼎（李雲鶴）同行，順利地來到上海，通過秘密交通員找到了黨組織的一位負責人高語罕。高語罕詳細地向他們介紹了當前大革命的發展形勢，委派他們回安徽去，協助蔡曉舟等同志在合肥北鄉吳山廟一帶發動反軍閥統治的武裝暴動，以策應國民革命軍即將開始的北伐。

吳山廟今屬長豐縣吳山鎮，位於合肥西北30多公里的江淮丘陵地帶。鄭鼎、聶鶴亭找到了負責人———共產黨員蔡曉舟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許習庸，共同研究了暴動的步驟和每一個細節。

1926年11月12日，吳山廟暴動開始了。在吳山廟的小營盤，安徽討賊軍第4路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由蔡曉舟任討賊軍司令，鄭鼎為政治指導員，許習庸為副司令，李雨村為總參議。聶鶴亭擔任了討賊軍的參謀長。在暴動的領導者中，只有聶鶴亭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所以暴動的軍事計劃主要由他策劃，部隊行動也由他組織實施。他肩上的擔子很重。11月23日凌晨，討賊軍整裝向合肥進發。

部隊行至10公裡外的四十埠時，與劉鳳圖所率敵軍遭遇。蔡曉舟叫來聶鶴亭，要他組織部隊堅決抗擊敵軍。聶鶴亭是第一次上戰場。起初，他聽見震耳欲聾的槍炮聲也有些慌張，但很快就鎮定下來，行使起了參謀長的職權。他運用在江西學兵連學到的軍事知識，細心觀察了戰場的地形，隨後布置部隊就近佔領有利地形，反擊敵軍的進攻。敵軍人數比討賊軍多出10倍以上，武器裝備更占絕對優勢。討賊軍戰士每人只有幾發子彈，全靠高昂的士氣與敵軍相峙。討賊軍得以憑劣勢兵力和少量子彈堅持到黃昏。當夜，司令部召開了緊急會議，認為目前敵我力量過於懸殊，暫時無望取勝。他們決定將部隊化整為零，等待有利時機，再圖大舉。

吳山廟暴動雖然失敗了，但這次暴動策應了國民革命軍北伐，震懾了安徽的反動軍閥，鼓舞了安徽人民鬥爭的勇氣，因此仍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對聶鶴亭來說，這次暴動是他第一次帶兵，第一次當參謀長，第一次上戰場打仗，在他的軍事生涯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10年後，當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長徵到達西北的聶鶴亭時，聶鶴亭詳細回顧了吳山廟暴動的經過，還分析了暴動失敗的原因———缺乏經驗，未能教育和訓練好士兵，不知道如何發展與人民的關係和獲得廣泛的支持。斯諾將聶鶴亭的談話內容整理成文，收錄進他的又一部記述中國革命的著作《紅色中國雜記》中。

抗日戰爭爆發后，聶鶴亭於1937年8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部部長。軍委參謀部下設作戰、情報、通信、管理4個局，聶鶴亭帶領各局的同志們承擔起繁重的日常工作，包括主力紅軍整編為八路軍，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及與友軍聯合作戰等具體業務。這期間，聶鶴亭幾乎天天向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等領導人請示、彙報，他有意識地向他們學習，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方面都頗有收穫。

1940年，晉察冀軍區部分領導幹部：舒同（左起）、王平（坐者）、羅元發、呂正操、李耕濤、聶榮臻、楊成武、聶鶴亭

1937年12月，新四軍軍部在武漢組建。軍長葉挺是聶鶴亭的老上級，副參謀長周子昆北伐戰爭時期當過聶鶴亭的營長、黨小組長。新四軍初建，正急需幹部，葉挺等便向黨中央提出：希望調聶鶴亭到新四軍工作。

毛澤東當面徵求了聶鶴亭的意見，聶鶴亭見老上級相邀，馬上表示願意去新四軍。毛澤東批准了。但看到愛將即將離開，毛也感到心中不舍，於是提出讓聶鶴亭動身之前再到自己那裡去一趟，他要為聶鶴亭餞行。聶鶴亭想到要去新四軍，心裡太高興了，雖注意到了毛澤東的一臉不舍，卻誤讀了這個表情。以當時毛澤東的威望，聶鶴亭生怕在餞行時，毛再出言挽留，那就走不了了。於是他耍了一個“小聰明”，反正毛澤東同意了，他簡單地收拾完東西，向毛澤東的窯洞方向不舍地望了一眼，未赴毛澤東之邀，便匆匆地離開了延安。這本是一個誤會，但卻形成了不良的影響。事後，聶鶴亭解釋說：當時自己實在太想去新四軍了，生怕毛主席變卦，不放他去新四軍，所以才……聶鶴亭已意識到在這件事上自己的做法的確欠妥。他到武漢后，被中共中央長江局留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開展對國民黨軍的統戰工作，未能如願去新四軍。5個月後聶鶴亭奉調再次回到延安。

對上次未赴毛澤東之邀一事，他本想找毛澤東當面解釋一下，但卻因為種種原因終於沒有成行。此事成為他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抗日戰爭勝利后，聶鶴亭隨林彪、蕭勁光前往東北，先後任松江軍區司令員兼哈爾濱衛戍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遼吉軍區司令員，遼北軍區司令員。遼北軍區是由遼吉軍區和遼寧軍區合併而成，轄區包括今遼寧省和吉林省的大部、內蒙古自治區一部，是東北較大的二級軍區，所屬部隊有6個獨立師、1個騎兵師、3個軍分區及1個軍事部，總兵力接近10萬。

遼瀋戰役是扭轉全國戰局的關鍵一仗，戰役打響前，聶鶴亭經過深思熟慮，向林彪提出：東北野戰軍主力似可南下攻打錦州，只要攻克錦州，東北戰局就會大大改觀。但林彪有自己的想法，沒有採納聶鶴亭的建議。后中央軍委幾次發來的電報，也要求東北野戰軍南下打錦州。聶鶴亭的建議與中央軍委的決策吻合，林彪當然也記住了這個在第五縱隊時的同事。

蔣介石為挽回東北戰場的敗局，增兵葫蘆島以救援錦州，原在長春外圍參加圍困戰的第六縱隊十八師和十二縱隊南下對付錦州救兵，圍困長春的任務交給各獨立師承擔。聶鶴亭奉東北野戰軍首長緊急命令，率遼北軍區所屬的3個獨立師開赴長春作戰。長春國民黨守軍幾次試圖突圍，均被擊退。

錦州被攻克后，陷入絕境的長春國民黨守軍或起義或投誠，長春和平解放。長春和平解放的第三天，林彪、羅榮桓即電令聶鶴亭率遼北軍區所屬的6個獨立師和1個騎兵師南下解放瀋陽。進軍瀋陽的部隊還有第一、第二、第十二縱隊，林彪、羅榮桓指定聶鶴亭統一指揮解放瀋陽作戰。聶鶴亭部署：遼北軍區部隊從東北方向進攻瀋陽；第一、第二縱隊由西北方向進攻；第十二縱隊由南向北攻擊。總攻發起前，國民黨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師長許賡揚派人出城，與遼北軍區獨立第一師聯繫起義事宜。聶鶴亭考慮：暫編五十三師雖在解放軍兵臨城下之際才提出起義，但他們的行動可以使東北最大的工業城市少遭破壞，還是應該歡迎。他未向東北野戰軍首長請示，便在接見暫編五十三師代表時同意他們起義。

10月31日夜，暫編五十三師如約讓開了通路，聶鶴亭下令各部隊開始行動，於11月1日凌晨攻入瀋陽市區。國民黨青年軍二O七師負隅頑抗，被遼北軍區部隊殲滅。指揮瀋陽城防的國民黨軍第八兵團司令官周福成，率300餘名軍官、衛隊向遼北軍區部隊投誠。

11月2日，瀋陽全城解放。但在接受暫編五十三師起義一事上，林彪、羅榮桓因聶鶴亭事前沒有請示而給予了批評。林彪認為：暫編五十三師不應算做起義，而應以投誠對待。聶鶴亭起初想不通，后經羅榮桓做工作，聶鶴亭做了自我批評。

不久東北野戰軍改編為第四野戰軍，聶鶴亭被任命為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第四野戰軍參謀長由華北軍區調來的蕭克擔任，羅榮桓在蕭克履任時特意囑咐蕭克說：四野的兩位副參謀長陳光、聶鶴亭，都是資格較老的同志，你到四野來，能團結他們一道工作才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聶鶴亭被中央軍委調至北京，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副司令。在《羅榮桓傳》中有這麼一段：“有一位曾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老幹部，歷任重要職務，但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上屢有失當，進城以後，又犯有不服從組織分配的錯誤。羅榮桓曾經親自找他談話，批評了他的嚴重錯誤，嚴肅地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給他以嚴厲處分。但在評定他的軍銜時，羅榮桓全面分析了這位幹部的功過，還是主張授予他中將軍銜” 。這裡說的就是聶鶴亭。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被授予中將只有唐天際、彭明治、聶鶴亭、趙鎔、譚甫仁、譚家述等六人。聶鶴亭的中將軍銜是在1956年1月25日補授的，距55年9月28日我軍第一次授銜僅4個月。至於說他的生活作風問題，據林彪的秘書吳欣峰寫到：裝甲兵副司令聶鶴亭中將，在1958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中對林彪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不滿。他說：“在 井岡山時期，我和林彪在一個連隊。那時，連隊分大排、小排，我是大排排長，林是小排排長。連長不在時，我可以代替連長。林彪這個人心術不正，在東北時，他只管作戰，整天在房子里，麻煩的事都推給別人。軍隊工作有羅政委和譚政、劉亞樓，地方工作有高（崗）、陳（雲）等。但功勞都記在他名下，缺點錯誤都是別人的。他老婆整天不工作，撥弄是非，和二毛子（蘇聯）男女混在一起。當時在哈爾濱，我們有些高級幹部找二毛子姑娘結婚，我也找了一個，卻遭到林彪的不公正處理。我至今有意見！ ”

聶鶴亭對犧牲的戰友、烈士的親屬卻十分慷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與一位參加過吳山廟暴動的烈士親屬取得了聯繫。儘管那位烈士的親屬沒有提出什麼困難，聶鶴亭還是從此定期寄錢補助他家的生活。上世紀50年代，聶鶴亭曾在出差時順路去過一次安徽老家。他在阜陽輾轉找到參加廣州起義犧牲的張子珍烈士家，張子珍的父母、妻兒難抑悲傷，全家人一起痛哭。聶鶴亭忍住熱淚，解開自己的衣服，露出在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中負傷留下的傷疤，動情地說：“幹革命是有犧牲的，我也是九死一生。子珍雖然犧牲，但他是你們全家的光榮。”

也是這一次，聶鶴亭在阜南找到了周傳業、周傳鼎烈士的親屬。周傳業、周傳鼎是兄弟倆，1928年聶鶴亭曾與他們一道重組中共安徽阜陽臨時縣委，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鬥爭。後來，周氏兄弟被國民黨逮捕，英勇就義於安慶。聶鶴亭來到周家，深切地慰問了兩位烈士的親人。回到北京后，聶鶴亭多次將自己的薪金寄給烈士們的親屬，聶鶴亭當時的月薪，也不過300多元。

除經濟上的資助以外，聶鶴亭還在思想上關心。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抽空給他們寫信。1951年7月9日，他在給張子珍烈士子女的信中寫道：“我在信上看到你們的進步，這樣你們就不愧為一個烈士子女的光榮稱號……黨對任何一個革命後代特別是烈屬子女都是很關心他們的發展與進步的。但主要的還是靠他們的主觀努力，與他們的革命性與進取心，因此我是十分熱望你們能夠做一個真正革命的兒女。”

1971年3月，聶鶴亭在“文革”的動亂中逝世。多年以後，得到過他關照的烈士親屬們仍然深深地懷念著這位老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