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論

從桐城散文派創立，到現在，關於桐城的歷史文獻，浩如煙海，僅桐城散文派的作家就有1000多人。因此，桐城文派文論在全部桐城文論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關后，為鞏固其封建統治地位，採取尊崇儒家理學的策略，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範，宣揚“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給宣揚儒家道統的文學帶來了發展良機。桐城派創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那麼，桐城文論從一誕生就被打上了封建色彩的烙印。時間為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方苞早在青年時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載程、朱之道的志向。他在《讀史記八書》、《書史記十表后》中提出了“義法”的主張。《南山集》案解脫，“義法”說得到明確和完備。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過程的繼往開來者，他以詩文和古文創作名重於世，並針對明末故作艱深、虛矯的文風，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主張為文道法辭兼備，精氣神合一，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1733年，方苞編成《古文約選》，便為“義法”說提供了佐證。劉大櫆，在繼承方苞“義法”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神氣”說。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為著名。

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號。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晉芳、編修周永年所云：“為文者有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治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的理論繼承關係，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緒。此後桐城派之名遂顯於世。為文提倡“考據、義理、辭章”兼備，所編《古文辭類纂》。

1840年鴉片戰爭后至1919年“五四”，流行區域廣，人數多。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載桐城派作家1200餘人(內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數為桐城派末流作家。鴉片戰爭后，梅曾亮、方東樹固守陣地，但桐城派的壁壘仍然開始動搖。曾國藩出來重振桐城派，將古文運動繼續推向前進。強調“經濟致用”，文體為之一變，以剛毅雄辯見長，為桐城派變體。

學者日不落先生，系統中國桐城賦派的一系列基礎理論。因為桐城賦，是指中國桐城賦派作家群創造出來的當代辭賦的新的文學屬種。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為宗旨，雷池賦翁潘承祥大師是中國桐城賦派的開山祖師，創立了“義言有物（辭賦的含義、觀點、思想內容）”、“法言有序（用實物或資料來論證說明辭賦的功用）”，“立意禪集（辭賦的修辭、寫作技巧、構思形式等）”的桐城辭賦學說---是桐城賦文體的指導思想和靈魂。辭賦形式服從辭賦內容，辭賦內容與辭賦形式辨證統一。桐城賦學說，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倡導中國最先進的文化方向；強調國學精神要遵從於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力求文采獨特，或以散文筆法抒情，或以陽剛陰柔風格說理。內涵和精神並重。桐城賦派理論體系，達到了桐城歷代學說最完整的創造。中國桐城辭賦學說，繼承、發展、創新了桐城派文論思想，把桐城文論，在辭賦和國學領域，再次推向了一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