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文學

愛爾蘭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使得愛爾蘭的英語文學和其他英語國家的文學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用英語寫作的愛爾蘭作家們從古老的凱爾特文化中繼承了很多特質，包括對自然界奧妙的探索、一種包孕著誇張和荒謬的敘事風格，以及諷刺的創作態度，等等。

蓋爾語和英語兩種語言彼此之間互相影響，形成了一種無論語法還是風格上都很獨特的愛爾蘭英語，而多數愛爾蘭英語作家們就用這種帶有方言特徵的英文來寫作。

愛爾蘭詩歌的歷史十分悠久。蓋爾語詩歌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紀。這一傳統時至今日仍然在愛爾蘭詩歌創作中發揮著影響力。愛爾蘭的英語詩歌則最早出現在14世紀，彼時旅居海外的愛爾蘭作家是最早的一批愛爾蘭英語詩人。在中世紀晚期，隨著古老的凱爾特文明的逐漸瓦解，許多以蓋爾語寫作的行吟詩人都銷聲匿跡了。蓋爾語詩歌逐漸被邊緣化。到19世紀，只有在民歌中還能看到這種古老語言的影子。

進入18世紀，愛爾蘭英語詩歌迎來了第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湧現出第一批傑出的詩人，包括喬納森·斯威夫特和奧列佛·哥德史密斯。

19世紀，愛爾蘭的英語詩人開始重新發掘蓋爾語詩歌傳統，並將很多古老的詩歌和神話傳說翻譯成英文。這一風潮在葉芝早期的創作中能夠體現出來。20世紀早期，葉芝的風格逐漸轉向現代主義。在葉芝的影響下，愛爾蘭作家的創作呈現出兩類不同的風格：要麼如早期的葉芝一樣專註於古老的蓋爾語傳統，要麼則是如後期的葉芝一樣向現代主義風格靠近。其中第二種風格的作家成就較高，包括詹姆斯·喬伊斯和塞繆爾·貝克特，但是他們更加擅長的還是小說和戲劇創作而不是詩歌。

在整個20世紀，葉芝對愛爾蘭文學的強大影響力是勿庸置疑的。有的人以他為榜樣和模仿的對象，有的人則竭力反對他的風格。20世紀重要的愛爾蘭詩人包括帕特里克·卡凡納、謝默斯·西內和布萊恩·科菲。由於愛爾蘭政府對蓋爾語的扶植，在20世紀，蓋爾語詩歌曾經出現過一次短暫的復興。

儘管古老的愛爾蘭史詩都是用散文體而非韻文體寫成的，多數人仍會認為最早的愛爾蘭小說誕生於18世紀。早期愛爾蘭小說創作的代表人物是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格列佛遊記》；以及奧列佛·哥德史密斯，代表作品是《威克菲爾德的牧師》。

19世紀，愛爾蘭湧現出大量小說家，包括瑪利亞·埃奇沃斯、約翰·巴尼姆、傑羅德·格里芬、查爾斯·奇克漢姆、威廉·卡爾頓、喬治·摩爾以及薩默維爾和羅斯。絕大多數愛爾蘭小說家都來自具有盎格魯－愛爾蘭血統的上流社會，他們的創作一般都體現貴族階層的品味。然而卡爾頓是個特例，他的《愛爾蘭農民的性格和故事》關注下層人民的生活。此外，《惡魔城》的作者布萊姆·斯托克的風格也遊離於主流之外。

喬治·摩爾早年曾長期生活在巴黎，是最早在作品中吸收法國現實主義風格的英語作家之一。他被視為20世紀最著名的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先行者。喬伊斯被文學界稱為“意識流文學之父”，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是意識流文學的顛峰之作。喬伊斯的作品還包括《芬尼根們的蘇醒》、《都柏林人》以及半自傳性質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喬伊斯的風格影響了整個20世紀愛爾蘭文學的發展，塞繆爾·貝克特、布萊恩·歐諾蘭以及亞當·希金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喬伊斯風格的熏陶。歐諾蘭用兩種語言寫作，他的小說創作具有濃郁的愛爾蘭本土風格，這種風格在他的敘事方式和對諷刺手法的應用中體現得尤其明顯。

貴族文學在20世紀仍然持續繁榮著，代表人物是亞當·希金斯、伊麗莎白·鮑溫和莫利·基恩。

隨著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和愛爾蘭共和國的成立，越來越多出身於社會底層的作家開始嶄露頭角。這些作家創作的主題往往局限於低層中產階級和小農場主的生活。代表人物包括布林斯利·麥克納瑪拉和約翰·麥克加荷恩。

20世紀，短篇小說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著名的短篇小說家包括弗蘭克·歐康納和肖恩·歐法奧蘭。

肖伯納儘管有文字記載的愛爾蘭戲劇創作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601年，公認的第一位愛爾蘭劇作家卻是威廉·康格里夫，他擅長寫“復辟喜劇”。奧列佛·哥德史密斯和理查德·布林斯利·謝里丹是18世紀著名的戲劇家，不過他們的創作主要是在英國倫敦。

19世紀的劇作家迪翁·布奇考特的喜劇創作風靡一時。然而直到19世紀末，愛爾蘭戲劇才真正贏得了國際聲譽。為愛爾蘭戲劇贏得這一巨大聲譽的作家包括蕭伯納、奧斯卡·王爾德以及葉芝於1899年於都柏林創建的“愛爾蘭文學劇場”。蕭伯納的劇作具有典型的愛爾蘭式的幽默和諷刺風格，代表作品包括《華倫夫人的職業》以及《回到梅瑟色拉》。奧斯卡·王爾德則是唯美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創作領域包括童話、小說、戲劇、詩歌等等。其劇作《莎樂美》被看作是唯美主義在戲劇領域的典範之作。

後來，葉芝在“愛爾蘭文學劇場”的基礎上創建了艾比劇院，其創作班底包括葉芝本人、格雷戈里夫人、約翰·辛格等。在詩人龐德的影響下，艾比劇院的創作受到東方神秘主義的影響，尤其是日本能劇的影響。此外，艾比劇院的一些劇本在創作中應用愛爾蘭方言。這些特質都對後來的愛爾蘭戲劇的發展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20世紀愛爾蘭戲劇持續繁榮著，代表人物包括塞繆爾·貝克特、布蘭敦·貝漢、德尼·約翰斯通、布萊恩·弗里爾、托馬斯·基爾羅、湯姆·墨菲、休·李奧那多和約翰·基恩。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塞繆爾·貝克特。貝克特受存在主義影響，創作了包括《等待戈多》在內的一系列表現現代社會荒誕、虛無特徵的後現代主義劇作。貝克特被尊為“荒誕派”戲劇的大師。

20世紀蓋爾語戲劇的創作也有所發展。建立於1928年的“蓋特劇院”就致力於創作和傳播蓋爾語戲劇，在全歐洲範圍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從70年代開始，一大批新生的劇院開始崛起，艾比劇院在愛爾蘭戲劇領域的統治地位受到挑戰。這些新生劇院包括“焦點劇院”、“兒童劇院”以及“德魯伊劇院”等等。這些劇院培養了大批傑出的劇作家、演員和導演。如今活躍在倫敦、百老匯和好萊塢戲劇舞台上的人中就有很多來自愛爾蘭

愛爾蘭人是凱爾特族的一支，文學有深厚的傳統。早期的口頭文學有一部分由寺院里的僧侶、抄匠等寫成了文字。6世紀以前，愛爾蘭文用的是比較原始的峨迦姆字母；以後，採用了一種以拉丁文為基礎的新字母，便利了寫作，所以從6至12世紀之間，大量口頭流傳的故事和詩歌得以用書面的形式保存下來。其中《奪牛長征記》是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它敘述了西部一省的人對厄爾斯特即北愛爾蘭的入侵，目的在奪取一頭棕色公牛。經過激烈戰鬥，厄爾斯特人終於戰勝了入侵者，棕色公牛殺死了西方省的白公牛，自己也在回到本土之後倒地死去。兇猛的北方大英雄叫庫丘林，許多故事的中心。

8或9世紀時所寫的有關黛特的故事對後代很有影響。黛特是歐洲文學中悲劇性的美人典型之一。她未生時，已有關於她的美貌和悲劇性命運的預言；她長大后，果然為愛她的人和她所在的地區帶來了災難。她是愛情的神秘力量的象徵，為了愛情不惜摧毀一切，最後自己也死去，但仍然不屈於命運。19世紀末，在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中，她的形象打動了許多作家。格雷戈里夫人、葉芝、辛格和詹姆斯·斯蒂芬斯都寫了以黛特為題材的英文作品。

另一類重要作品是12世紀寫的關於英雄芬恩及其隨從武士的一系列故事。芬恩原來是神，來到人間專門打擊並征服那些象徵自然中兇惡勢力的妖魔，他身旁的武士們合起來稱“芬尼亞”，包括高爾、迪盧木多·奧迪那、奧斯卡。18世紀後半期蘇格蘭人麥克菲森歌頌古凱爾特人英雄事迹的《莪相集》雖是仿作，其故事則是以芬恩傳說為本。後來19世紀中葉愛爾蘭人民成立了抗英組織“愛爾蘭共和國兄弟會”，其會員自稱為“芬尼亞”人，便是表示要效法芬恩及其武士，對英帝國主義等惡勢力進行鬥爭。

此外，寫下的還有抒情詩、諷刺詩、宗教詩、散文故事、神話、游陰間的故事、出海尋求極樂世界的歷險記以及類似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的傳說，特別是特里斯丹同綺瑟戀愛的故事，實是後來不列顛系統騎士傳奇的原型。總起來說，愛爾蘭是西歐擁有較早也較豐富的中世紀文學的國家，體現了凱爾特族人的想象力和文學才能。

12世紀諾曼人繼征服英格蘭、蘇格蘭等國之後侵入愛爾蘭，愛爾蘭文文學開始衰落。17世紀中葉克倫威爾率領英軍大舉鎮壓愛爾蘭人民的起義，殺戮甚慘，大批愛爾蘭人逃亡國外，當地文化再度受到嚴重摧殘。此後愛爾蘭本土的蓋爾語只在民間通行，而受教育的愛爾蘭人則大多改用英文寫作，語文脫節的現象持續了200多年，最後多數愛爾蘭人都說英語，蓋爾語只在少數地區存在，成為幾種方言。19世紀末，隨著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高漲，1893年在道格拉斯·海德的倡議下成立了蓋爾學會，蓋爾語才又重新受到注意和推廣，愛爾蘭本土文學也重新振興。

當代的愛爾蘭文文學擁有不少有才華的作家，如詩人馬丁·奧迪林、肖恩·奧里阿丹、瑪亞·馬克·安·提紹衣，小說家馬丁·奧凱丹，劇作家兼評論家肖恩·奧圖瑪。奧凱丹只發表了一部長篇小說，題名《墓地的土壤》，寫躺在墓地的死者之間的談話，穿插著新死者帶來的人世最近消息。全書沒有任何動作，完全靠對話展開。

對於愛爾蘭文文學的將來，有的愛爾蘭評論家抱有隱憂。主要的問題在於單說愛爾蘭語的人不多，而且限於少數區域，多數人以說英語為主。愛爾蘭文文學雖有深遠而燦爛的傳統，卻缺乏強大的活的口語作為今天和明天的滋養來源。這也就加重了用愛爾蘭文寫作的作家的責任。他們固然從本土的口語傳統汲取力量，但是優秀的創作也可以回過來豐富與提高口語。奧凱丹曾說：“運用本族語使我感到滿足。這是祖祖輩輩用過的語言，但我感到我可以給它一點新東西，可以使它變得比我初次用它時更好一點。”愛爾蘭文文學是有深刻的時間感的，它的將來也只有時間能夠揭示。

生長於愛爾蘭而用英文寫作的作家，從17世紀末葉就不斷出現。與信奉天主教的大多數愛爾蘭居民不同，他們幾乎全是新教徒，而且總是著眼於在倫敦文壇上獲取聲譽。這當中有不少重要人物，例如《格利佛遊記》的作者斯威夫特，喜劇作家康格里夫和謝里丹，小說家斯特恩，政論家和美學家伯克，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哥爾德斯密斯，哲學家、散文家貝克萊，他們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斯威夫特更是整個英文文學中最犀利的諷刺作家，他在晚年回到愛爾蘭以後用如椽的筆為愛爾蘭人民仗義執言，在《布商的信》里揭發英國王室與投機商狼狽為奸用鑄制劣幣來剝削愛爾蘭人民的罪惡，更在《一個溫和的建議》里以獻策為名，暴露愛爾蘭上層人物對貧民的無比殘酷，寫下了諷刺文學的頂峰之作。

18世紀末年，法國革命震動了愛爾蘭，其影響之一是抗英的武裝活動增多。1798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聯合起義之後不久，1803年又發生了羅伯特·艾密特領導的起義。文學上的表現是政治性謠曲的流行，它們用辛辣的文字嘲笑英國殖民當局，而歌頌了從伍爾夫·通直到艾密特的各時期的愛爾蘭志士。

19世紀初年，瑪麗亞·埃奇華斯（1768～1849）寫了幾部長篇小說，揭露了在外地逍遙的“不住地主”們帶給愛爾蘭農民的災難。她的作品描寫了凱爾特人的異域風光和鄉村生活，在語言上也力求接近當地普通人民。後來司各特寫蘇格蘭題材的歷史小說時，自稱受了她的影響。俄國的屠格涅夫也承認從她的小說汲取了靈感。稍後，威廉·卡爾頓（1794～1864）也在一系列長篇小說里寫農村生活，畫面更廣闊，筆下有各種類型的人物，對於農民的苦難刻劃得也更深刻。卡爾頓從來沒有去過倫敦，也不希罕倫敦文壇的讚譽，而是以都柏林為嚮往的文化中心，以愛爾蘭讀者為寫作對象。後來詩人葉芝稱他為“愛爾蘭最偉大的小說家，由於他有任何說故事的人都不曾有過的最富於凱爾特人特色的一雙眼睛”。

詩歌方面的優秀作者有托馬斯·莫爾（1779～1852），其代表作是《愛爾蘭樂曲》（1820）。莫爾是拜倫的朋友，曾在倫敦學習法律，交往的大多是英國人士。但是在這本詩集里他的主題卻是愛爾蘭──她的歷史、傳說、古迹、風景、英雄人物，特別是在1803年起義失敗後為英國當局處死的羅伯特·艾密特。莫爾的詩的韻律也有愛爾蘭特色，即不用英文詩中傳統的五音步輕重律，而用一種緩慢、拖曳的調子，這是後來愛爾蘭許多詩人包括初期的葉芝也採用的。

19世紀後半葉發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1846至1848年間的大災荒，1848年的武裝起義，1867年又一次未能實現的起義。愛爾蘭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鬥爭時期。同時，對愛爾蘭本土的神話、歷史、風俗、語言也有了更大的興趣和更多的研究，1893年蓋爾學會的成立表明了這一點。到了世紀之末，出現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

文藝復興的最顯著的成就是戲劇上的突破。19世紀90年代，兩個愛爾蘭人──伯納·蕭和王爾德──在倫敦劇壇上稱雄。伯納·蕭（1856～1950）的閃耀著智慧的現實主義戲劇是對於世界戲劇的重要貢獻，而王爾德（1854～1900）的《認真的重要》（1895）一劇至今仍然叫座，公認為完美的喜劇。在愛爾蘭本土，一個重要的發展是阿貝戲院在1904年的建立。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和葉芝（1865～1939）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兩人自己也寫劇上演，同時致力於尋求新的愛爾蘭天才，終於成功地發現了兩個大劇作家，即辛格（1871～1909）和奧凱西（1880～1964）。阿貝戲院提倡一種不同於倫敦商業劇院所常見的庸俗的社會喜劇的新戲劇，它主要發掘愛爾蘭題材，而在戲劇語言上則力求鮮明、樸素而高尚。這樣的語言葉芝求之於詩，奧凱西求之於都柏林的貧民區，辛格則深入農村，得之於廚房裡婦女的談吐。過去的愛爾蘭劇作家如康格里夫、謝里丹等用的是倫敦上層社會所講的英語，沒有多少愛爾蘭色彩，這些阿貝戲院的劇作家則雖然寫的是英語，但在措詞、使用比喻甚至句子結構上都體現了愛爾蘭特點。換言之，就在愛爾蘭的英文寫作中，本土傳統的影響（包括蓋爾語的影響）也是深刻的，這一點從19世紀後半期以來尤為顯著。

辛格的傑作是《騎馬下海人》（1904）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他運用純樸然而經過提煉的鄉村方言，抒寫了愛爾蘭普通人民的充滿了悲喜劇的生活。由於他如實反映了愛爾蘭人的性格，他的劇本冒犯了一部分觀眾的自尊心。然而正是他的現實感，加上他的詩情和想象力，給予他的作品以永久價值，至今仍有人稱他為愛爾蘭最偉大的戲劇家。奧凱西是一個干過各種體力活的工人，他用都柏林的窮巷方言寫1916年起義和巷戰等當代大事，在《朱諾和孔雀》（1924）和《犁和星》（1926）等劇里創造了許多真實、生動的人物，如堅強能幹的工人家庭的母親和饒舌而不中用的父親。辛格早死，奧凱西則在初期的成功之後，經過一個試驗表現主義手法的中間階段，進到依然豐產的後期，除了劇本之外，還寫出了6卷自傳，用新穎的形式和犀利的文筆記錄了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作家的一生。

文藝復興的中心人物是葉芝。他的充滿民族主義激情的劇本《胡里痕的凱瑟琳》（1902）在舞台上取得了成功，後來又進行了詩劇和日本古典劇的試驗，但是他的主要貢獻卻在詩歌。他經歷了一個從19世紀末的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到20世紀的現代主義的發展，每個時期都寫了好詩，而最優秀的作品則是在他參加了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以後寫的。正是這一運動，特別是1916年復活節的英勇起義，使他感到“一切變了，完全變了，驚人的美已經產生”。到晚年他仍然寫出優秀作品，吸收了現代派的某些優點，而又去其蕪瑣，比初期更見精粹深刻，雖然思想上有神秘主義、貴族主義的成分，依然是20世紀西方世界最有成就的詩人之一。

在小說方面，曾以自然主義小說《伊斯特·沃特斯》（1894）鳴世的喬治·莫爾（1852～1933）也是文藝復興中的活躍人物。但是真正把小說藝術推向前去的則是詹姆斯·喬伊斯（1882～1941）。他原是寫實能手，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1914）顯示了他的精湛的現實主義藝術，而等到他來寫長篇小說《尤利西斯》（1922），他又成功地運用了“意識流”的新手法，把都柏林城24小時內一俗一雅的兩個男人和一個愛好歡樂的女人的感情生活描繪得細緻、深刻，而隱含的古今對比則強調了在粗糙、庸俗的現代生活裡面，古希臘那種恢宏、高尚的情操早已蕩然無存。

人民的鬥爭取得了成果，愛爾蘭在1921年成為自由邦。1937年又通過新憲法，宣告自身為“獨立、民主的主權國家”。獨立以來，英文文學繼續發展。上述葉芝、奧凱西、喬伊斯等人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都是獨立后出版的。戲劇依然興旺。丹尼斯·詹斯頓（1901～　）的《老太太說“不！”》表達了一部分人對於獨立后政治局勢的幻滅感，而他的《黃河之月》則探討了文化傳統與技術進展之間的矛盾。進入50年代，又出現了塞繆爾·貝克特（1906～　）和勃蘭登·比漢（1923～1964）兩個頗有新意的劇作家。比漢引進了新的題材，例如他的《怪人》（1954）一劇就是通過囚人的眼光來看牢獄生活的。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法文本，1952）揭開了西方戲劇史上的新頁，不只是因為他寫了表現人生的荒誕的“荒誕派劇本”，還因為他有才能使這類沒有通常的有趣情節、連對話也不多的劇本取得舞台上的成功。

貝克特同時也是一個有特色的小說家。而就小說而言，獨立后的愛爾蘭也是名家輩出，特別是在短篇小說這一看似簡單、實則不易寫好的領域內。萊姆·奧弗萊爾蒂、弗蘭克·奧康諾、肖恩·奧費林全是此中能手，此外還有女作家瑪麗·拉文和伊麗莎白·包恩等也都留下了卓越的作品。他們的共同努力使得愛爾蘭短篇小說足以與法、俄、美三國並列，成為在這一文學形式中最有造詣的代表者之一。這些作家大多也寫長篇小說，其中有不少佳作。又出現許多後起之秀，例如埃特娜·奧勃賴恩、約翰·麥克蓋恩、克文·凱西等人，在題材和技巧上都有新的建樹。

在詩歌方面，繼葉芝的巨大成就之後，仍然吟唱者不絕。先有20、30年代的奧斯丁·克拉克（1896～1974），中間有40年代的帕特里克·凱弗納（1904～1967）和主要在英國寫作的路易斯·麥克尼斯（1907～1963），後有60年代的托馬斯·金塞拉（1928～　），都寫下了卓越的詩篇。其中凱弗納的《大飢》（1942）和金塞拉的《夜行者》（1968）都傳誦一時。金塞拉用英文翻譯的古愛爾蘭的史詩《奪牛長征記》也是一大成就。從60年代起，又有青年詩人西默斯·希尼（1939～）崛起於北愛爾蘭，然而他不寫城市和工業社會，而用鮮明、不落俗套的樸素語言寫普通農村景物和堅強的勞動者，這樣詩也就回到了永恆的愛爾蘭。

在中國，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引起過人們的注意。20世紀20年代，魯迅從日文譯了一篇有關愛爾蘭文學的文章（載《奔流》2卷2期），郭沫若譯了辛格的 6個劇本（包括《西域的健兒》即《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和《騎馬下海人》），茅盾寫了《近代文學的反流：愛爾蘭的新文學》的論文（載《東方雜誌》17卷 6號）。中國新文學的三個巨匠都同愛爾蘭文學有過因緣。格雷戈里夫人的獨幕劇《月出》（1907）不僅成為中國學習英語的學生經常業餘演出的節目，而且曾經改編為中國話劇《三江好》多次上演，在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起過鼓舞鬥志的作用。奧凱西的名劇《朱諾和孔雀》也曾由章泯改編為話劇《醉生夢死》，在30年代演出於上海，取得成功。

解放以後，奧凱西的劇本《星兒變紅了》和自傳的第1卷《我敲門》（1939）、第4卷《英尼希法倫，再見！》（1949）的一部分，葉芝的劇本《心愿之鄉》和若干最重要的詩篇，都譯成了中文。中國的研究者評介了奧凱西的6卷自傳，稱之為“第一流的傳記文學”；另有文章論述了葉芝的詩和喬伊斯的小說。這些都說明中國讀者對於愛爾蘭文學的了解範圍在逐漸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