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寫給韋中立的書信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是柳宗元寫給韋中立的一封書信，該文選自《河東先生集》。寫於元和八年（813年），是作者被貶永州期間給韋中立的一封回信。韋中立，潭州刺史韋彪之孫，元和十四年（819）進士。未中進士時，曾寫信要求拜柳宗元為師，並不辭道遠，從長安到永州去拜訪求教。後來柳宗元不斷地對他進行幫助。這封回信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論師道，一個是論寫作。它是柳宗元文學理論的代表作，在我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全文圍繞“取其名而去其實”的中心論點，分為兩大部分展開論述：前平論師道，後半論創作。雖前後側重點不同，但其內在筋脈卻終始一貫，渾灝流轉。
開篇即針對韋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師”明確作答，說自己“不敢為人師”。下文連舉兩例，陳述不敢、也不願為師的理由。其一是韓愈為師之例，其而是孫昌胤行冠禮之例，前者為主，後者為輔，二例共同說明一個問題：流俗不問是非，見怪即吠，倘若獨為眾所不為之事，必然招致厄運。
韓愈為師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晉以降，世風日下，人們恥於言師。而韓愈卻不順流俗，收召後學，作《師說》，抗顏為師，結果招致眾人笑罵，被目為狂人，不得不匆匆東行。由此見出為人師者的下場，也見出世風的澆薄。為了更形象地印證世俗的少見多怪及其嚴重危害：“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炫怪於群目，以召鬧取怒乎？”這就是說，為師者並無過錯，問題出往那些見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這就不能不令人為之憂懼，并力避“召鬧取怒”。進一步看，“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麼，“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舉了。更何況作者身為被貶之人，已蒙罪名；謫居九年，病疾不斷；又有什麼必要僅為一個為師的名號而自取其辱，讓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邊聒噪，擾亂心境呢？在這裡，作者所舉之例、所說之話看似帶著諧謔味道，但其內里實則隱含著無比的悲凄和沉痛，隱含著對韓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對浮薄世風的憤懣。
柳宗元之不為師，並非否定師道，實在是因為怕遭世人非議而不願空擔一個為師的名號。在此後所作《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巾，他曾這樣說道：“仆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仆門，日或數十人，仆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雖若是，當叫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當年在長安時就已經一方面避師之名，一方面行師之實了。證因為如此，所以下文話題一轉，回到韋中立身上-，非常客氣地表明可以行師之實——“假而以仆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仆固願悉陳中所得者。”但決不願擔為師之名“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
既然可行師之實，就有必要將自己為文的心得告訴對方。於是，下文開始專力論為文之道。從少年時的“以辭為工”，到成年後理解的“文者以明道”；從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參考的對象，娓娓道來，有條不紊，深刻驚警，啟蒙發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雖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獨立自主性，要將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將之作好，才能有所創新。這就要求為文者既要去除“輕心”、“怠心”、“昏氣”、“矜氣”，避免浮華、鬆散、雜亂等弊端，又要根據不同情形，或抑或揚，或疏通文氣，或刪繁就簡；與此同時，還要擴大視野，遍覽《尚書》、《詩經》等儒家經典，以及《莊子》、《國語》、《離騷》、《史記》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創作上的經驗，藉以磨礪氣勢，暢達條理，縱橫思緒，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義簡潔明凈。這段論文之浯，是作者多年來的創作心得，堪稱一篇精到的創作論，如今和盤托出，以示韋中立，這種做法，不正是老師淳諄教誨弟子的行為么？但作者雖行師之實，仍堅決不要師之名，因而在文章結束處再次告誡對方：“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既回應前文，又一筆點題，曲包余蘊，令人回味無盡。
清朝文學家朱宗洛《古文一隅》：“此文雖反覆馳騁，曲折頓挫，極文章之勝概，然總不出結處‘取其實而去其名’一句意。蓋前半極言師之取怪，正見當去其名意；後半自言文之足以明道，正見當取其實意。至中間‘吾子行厚而辭深’一段，過脈處，固自泯然無跡也。其入手處，提出‘師’字‘道’字，及‘為文章’云云，則已握住通篇之線，故下文反覆說來，而血脈自然融貰。”
清朝進士林雲銘《古文析義》：“是書論文章處，曲盡平日揣摩苦心，雖不為師而為師過半矣。其前段雪、日、冠禮諸喻，把末世輕薄惡態，盡底描寫，嘻笑怒罵，兼而有之。想其落筆時，因平日橫遭齒舌，有許多憤懣不平之氣，故不禁淋漓酣恣乃爾。”
柳宗元謫居永州時，中唐古文運動正在蓬勃開展，他以卓越的創作實踐和豐富的理論建樹為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從而成為這一運動的實際領導者之一。元和八年（813年），韋中立寫信向柳宗元求教文論之道，他就寫了這封著名的論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