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民國四年建造的編輯部

它至今仍靜靜地隱在曲里拐彎的箭桿衚衕里。它已衰敗不堪——門樓殘損破舊,院內擁擠雜亂。它就是被蔡元培稱為“‘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的《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新青年


《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新青年》第一卷名為《青年雜誌》(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創刊時編輯部舊址今天已無從考證),主編陳獨秀。從第二卷第一號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陳獨秀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即隨其北上。陳獨秀租居的箭桿衚衕9號是座典型的清代四合院,它同時也成了《新青年》編輯部新址。當年與此院東鄰的是北大三院(今已成為一家機關的辦公地)。《新青年》以北大為依託,因而在它周圍聚集了一批優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驅,他們是:李大釗、錢玄同胡適、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等。那時,“《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魯迅語)。這座今天看來極不惹眼的小院,當年由於他們的往來於此而成了“‘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部”。深深影響和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與歷史進程的“五四運動”,也是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新青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刊物,它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後國人的精神與社會舊貌依然的中國,率先豎起了“民主”、“科學”的旗幟,向封建專制和蒙昧發起攻擊。它反對舊倫理、舊文學,倡導新道德、新文學,並向民眾傳播馬克思主義。《新青年》是以提倡白話文作為文學革命的突破口,它從1918年起幾乎全用白話。在《新青年》上曾發表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我國第一部白話體小說《狂人日記》(魯迅著),魯迅的《孔乙己》、《葯》等作品以及沈尹默、劉半農、胡適、陳衡哲等人的白話詩也都刊載於《新青年》上。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5月,《新青年》上還刊出了李大釗編輯的“馬克思研究號”,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引介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說與資本集中說。《新青年》內部也存在對立的觀點,胡適發表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但毋庸置疑,這本每期100頁左右裝幀素樸的學術刊物,為中國社會的變革提供了豐足的思想動力。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講到:“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來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1935年為《新青年》重印題詞的胡適說:“新青年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學運動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從這個刊物出發的”。

今日舊址


1920年9月,陳獨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編輯部也從北京遷移到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二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自八捲起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仍由陳獨秀主編。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后,它一度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近讀《文匯報》,得知1959年即被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新青年》上海編輯部舊址,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之際,又成為人們關注的地方。而北京的這處《新青年》舊址不僅未被列入任何一級保護單位,且連塊標誌小牌也沒有,只能任其衰敗下去。在我畫這幅《新青年》舊址寫生時,不遠處的北池子大街正在大興土木,真不知它以後的命運如何?
2021年3月,被北京市文物局確定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

更名


2020年8月13日,經上海市政府研究,同意將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新青年》編輯部舊址”更名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地(《新青年》編輯部)舊址”,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進一步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會同相關部門、單位做好上述革命舊址的保護、管理和利用工作。

開放


2021年6月1日,西城區李大釗故居內,響起嘹亮的歌聲。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包括《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正式面向社會公眾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