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華人

2009年越南人口普查數據，華族為823,071 人（占越南總人口0.96%）。根據2009年越南人口普查數據，按照越南各民族人口數量排名，華族是越南第八大民族。華族祖籍地多以國內廣東福建為主，方言也為多為閩粵一帶。

漢武帝於公元前111年略取南越國后，漢族人就開始從中國北方移民到南越(包含今日兩廣及越南北部)遷居。這些漢族定居者都包括流亡，駐軍與朝廷官司。特別是在馬援征服征氏姐妹期間，三萬餘的漢族駐軍都駐紮在交趾。南越在馬援的領導下，駐軍獲取盤活閑置資源，其次有大部分的與越族女人通婚。大部分的貴族官員都與漢族女性聯姻，第一﹑二代的土生後裔也維持漢族人的文化習俗。然而，有的貴族與後裔也定居在南越，逐漸後代也在三四代之間與越族人同化。漢越兩民族隔閡也逐漸地消失，而他們的混血後代都取代母系的種族身份。

特別是從王莽時期開始，中國朝廷委派漢族行政長官到交趾管理行政。長官秩及推行漢統的政治制度與文化習俗，越族人受到漢族文化的熏陶，開始採取漢族人的姓氏。為數眾多的漢越族後裔也逐漸從商，與中國和其他領國沿海城市進行貿易活動。安南屬明時期間，不少華裔商人搬遷到越南從商。在黎朝與陳朝的朝廷統治下，越南朝廷授予中國的官員參入朝廷的行政幅度。然而，一般的官員都是來尋庇護，必須與當地人同化，禁止返回中國。而那些輾定駐紮在越南的商人，只能在海港市鎮內遊行活動。朝廷禁止商人宣傳中華文學或與當地人交流。明朝時期，多數的華裔商人在聚集在沿海市鎮興起貿易生意。根據一名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長官，卓漢。凡。林加 (Johan van Linga) 在1642年記述會安市當時有平均五千名華裔商人遷居起家。

這一時期越南為中國中原王朝統治下的一個邊疆地區，其主體民族為越人。由於政治的主要原因，秦在統一中原後進一步向南攻伐百越地:“發諸嘗通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戌。”③其中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地區。征服完成後大多數士兵被留於當地屯戍邊疆，成為早期進入越南的華人。漢時，武帝在越南北部、中部地區設立交趾、九真、日南郡。西漢末年，王莽篡 政，眾多士子到越南避難，後來又將許多罪犯流放到交趾。公元40年，交趾爆發二征起義，東漢任命馬援為“伏波將軍”前往鎮壓。平定起義后，“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奉行馬將軍故事。”④而隨征交趾的二萬名軍士中的大部分士兵被留在了交趾、九真等地，逐漸融人錐越地區居民之中，歷史上稱這部分人為“馬留人”⑤。東漢末年，董卓之亂，“中國士人往交趾避難者以百數”⑥，當時中原名士桓嘩、許靖、許慈、劉熙、程秉、薛綜等均寄寓越南。在交州他們或以學問或以德行或以治績而傳頌於世。六朝時，中原變亂，國內居民大批移民越南。唐朝文人學士旅居越南者，更不乏其人。如詩人杜審言作有《旅寓安南詩》、沈論期曾有10餘首詠安南的詩，劉禹錫作有《經伏波神洞詩》、韓握作有《安南寓上詩》等。他們對安南文化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使得安南士人“近來頗習文儒”，士人可“應諸色鄉貢”⑦。

宋朝初年，越南獨立，建立了“大瞿越國”，中越形成宗藩關係。此時期中國航海及商業貿易有了極大的發展，而宋代又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時期，因此出於經濟及政治的原因，中國人移居海外及越南的人數逐漸增多。據宋代洪邁《夷堅志》載，泉州人王元愚“嘗隨海舶詣占城，國王嘉縣兼通番漢書，延為館客”。宋朝末年，由於中原動蕩，遺臣義士也多逃奔越南。如:1274年，有一批中國人“以海船30艘，裝載財物妻子，浮海來(越南)蘿葛原”，不久被安置於京都附近的“街姥坊。”⑧明成祖時期，出於政治及經濟文化的原因，曾遣鄭和七次遠航西洋，占城為首站必到之地，加強了相互的往來，對華僑移民有重大影響。到明中葉，中越兩國互舶貿易極盛，廣東、福建人士赴越南經商者日漸增多。另外，明成祖時調滇桂兵80萬入越平亂，到明宣宗放棄越南時，大部分士兵隨員留居在了越南，從事農業、開礦、商業等行業。明末，一些遺臣因抗清失敗而流落越南。1671年，廣東雷州人莫玖率千餘人至越南，開拓河仙地區;1679年，明朝龍門總兵楊彥迪、副將黃進及高雷廉總兵陳上川一、副將陳安平等率士卒3000餘人到越南開發嵋公河三角洲地區(嘉定)⑨。如今邊和、堤岸、龍川等地都保留有祭祀的廟宇。如越南安江省龍川的七府廟。據《七府廟史略》載:“七府廟，乃閩粵各省華人共建廟宇。七府即指泉州府、漳州府(福建)、廣州府、潮州府、惠州府(1一東)、瓊州府(海南)、徽州府(安徽)。七府來源於清初”;而同奈省同奈河畔有紀念陳上川的亭廟(新鄰亭)，其中供奉著陳上川塑像，有中越兩種文字書寫的《陳上川傳略》道:“陳公上川，亦名陳勝才。生年不詳，卒於1720年，中國廣東人，曾任明朝高雷廉三州總兵。已未年(1679年)，因反清復明大業遭挫，陳公率親兵三千餘人，並家眷，乘SO艘戍船渡洋臣服大越。越賢主阮福頻接納，令其開墾同奈地區。”“陳公率全部隨從定居農乃大埔，與此前在此定居的越族移民，同心合力，大規模開拓此肥饒區域。陳公為開發、建設邊和及後來的西貢、堤岸，建立了豐功偉績，為緬懷陳公功德，後人建廟祭祀。邊和人民世世代代銘記陳公開發、建設同奈、邊和家鄉的功德。”⑩清時，孫士毅率師伐越，“士馬還者不及半”，大多流落越境內，與此時期移居越南的礦工、商居人等，“悉為編戶也”。1778年，部分華人南遷至安通河、邊曦河一帶，開闢荒野，使西貢和堤岸逐步形成為繁華的市鎮，特別是堤岸，成為華人集中居住之地，南部重要的商業樞紐。

進入近代后，一方面法國殖民開發越南，掠奪資源，開礦山、修鐵路需要大量勞動力，所以採取免稅等多種優待手段吸引中國勞力到越南。另一方面，自鴉片戰爭后，外國人侵導致中國社會動蕩，人民大批破產，被迫流亡海外。因此，自19世紀中葉后，移居越南的華人迅速增加。到一戰前後十年間，移居越南的華人達到12萬，1921年增加到19. S萬人，1931年為26.7萬人。。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東南沿海人民，紛紛到越南避難，人數曾達到10萬人以上。1949年冬，國民黨軍黃傑部三萬餘人，夾帶大批百姓人越，到1953年軍隊撤往台灣，隨軍百姓則多數留在了越南，其中許多人在越南廣寧省的東潮、鴻基礦區謀生，到1951年，越南華人猛增至150萬人，其中分佈在南越135.7萬人，北越9萬人，越南中部5.3萬人。

華人移居越南歷史悠久，以上各個歷史時期移居的情況僅為史籍所載，而史籍未記載的移居，每個時期都有。華人移居越南后，其中一部分又在不同程度上同當地越族居民融合，成為越南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越南史學家陳重金先生在《越南通史》中說:“無論我們屬於哪一種類，但由於後來中國統治我國一千多年，有時還有40多萬兵，則必然使我們舊的苗裔已與中國人混血之後，才形成今天的越南人。”

華人進入越南后，以自己的生產、科學文化知識和積累的豐富經驗，辛勤勞動，為越南各個時期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首先，華人在越南的貢獻表現為極大地促進了當地早期經濟的開發。

早期移居的華人，帶去了中國當時較為先進的農業技術，在航海及貿易等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眾多的華人就是憑藉著這些知識技能和經驗，與當地人民一道開發建設家鄉。據越南史籍記載:1671年，明將莫玖率眾開發河仙地區;1679年，龍門總兵楊彥迪、副將黃進率部經越南中部艦港進入美荻(定祥)進行開發；高雷廉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率部進入邊和地區：他們“闢田地，構鋪舍，清人及西洋、日本、閣婆(爪哇.)諸國商船的湊集，由是漢風漬於東埔矣。" 1778年華人開發西貢、堤岸一帶，並於1819年開浚安通河和邊曦河，為紀念華人的功績，安通河改稱西貢河，邊曦河改稱中國河。而且，早期華人在開墾荒地、建造港口、開發礦山、修建道路等方面，作出一了重要的貢獻。

其次，華人的貢獻還表現於促進越南各個時期工農業及商業貿易的發展。

隨著華人不斷移居越南，各種中國先進的農耕技術和經驗也得到了廣泛傳播。如越南河仙省和富國島的胡椒園，堤岸和西貢等城市周圍的蔬菜種植等都是在華僑的精心耕作下得到發展的。在手工業上，越南的陶器製造、蠶絲業也是由華僑把整套技術傳人後才不斷發展起來的。其他如印刷、冶金、編織、木器、雕刻等也是如此。採礦業、交通運輸業也傾注了華僑的心血：如越南最大的煤礦鴻基煤礦，曾有1.2萬華人工作過。而近代滇越鐵路南段的建成就有18001〕多名華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在商業貿易上，移居越南的華人不僅經商的多，而且在當地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據統計，1951年越南北部有華僑商號3821家，主要集中於河內和海防；中一部有華僑商號千餘家，主要集中於幌港、歸仁、順化、藩切等地；華僑主要經營工商業，包括碾米、製糖、軋棉、紡織、造船、釀酒、榨油、煙草、陶瓷、藥材、採礦、蠶絲、茶葉、塑料、化工、鍊鋼、電器、食品、機械等行業，活動範圍十分廣泛，據1953年統計，當時越南的工商戶數為100789家(未包括中部)，其中華僑工商業戶25564家，佔23.36%。在華僑最集中的西貢、堤岸(胡志明市)，華僑工商業戶則占堤市62.4a1o};南部的華僑商號1955年有11790家，其中西貢、堤岸聯區就高達8225家。。到1974年底，西貢的紡織、鋼鐵、化工等較大行業中，華人資本就佔80%左右，造紙業也佔60 %，在18家年經營額超50億越幣的企業中，華人佔10家。。據越南1985年內部統計，胡志明市華人的生產單位佔全市的31.5%，小手工業中華人勞動力佔29，華人創造的產值佔全市總產值的38%。另外，在生產的各條戰線上，廣大華僑辛勤工作，湧現出許多“勞動模範”“勞動英雄”“先進工作者”，如:1957年越南工業戰線“勞動模範”中華僑佔6.45%a} 19f1年，海防港口第一裝卸大隊有171名華僑工人，局秋煤礦有241名華僑工人，防“八一九”機器廠有60名華僑工人被評為“先進作者”。

總之，華人的經濟活動極大地豐富和促進了越南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三，華人傳播的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對越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是我國歷代與越南交往的橋樑和紐帶。

從古代到近代移居越南的華人不斷將中匡先進的科學、思想文化傳人越南，對越南社會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約公元前2a7年，南海尉趙佗建立南越政權，實行秦制，“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趙佗在位時，從中原地區吸收大批有漢文知識的“徙民”，“與越雜處”，大力推行漢詩書，獎勵發展漢文化，設立學校教授漢學：正如黎篙在《越鑒通考總論》中說:“趙佗並其地，輸人漢文化使越北進入文明之邦，當由此始。”。東漢時，交趾、九真太守錫光、任延“教民禮其地，輸人漢文化使越北進入文明之邦，當由此始。”。東漢時，交趾、九真太守錫光、任延“教民札儀”。《後漢書·任延傳》說:“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而漢末三國時期的太守士燮更為越人所捺敬，他治理交州垂四十年，疆場無事，民皆樂業。在任期間，他“教取中夏經傳，翻譯音義，教本國人”。。“化國俗以詩書，淑人心以禮樂。”①《大越史記全書》載:“我國通詩書，習禮樂，為文獻之幫，自士王始，其功德豈特施於當時，而有以遠及於後代。”。越人尊之為“士王”，併入越南歷代帝王廟。漢唐以來，許多文人學士旅居越南，促進了兩地文化的交流，加速了越南地區文化的發展。如著名詩人王勃之父王福疇在交趾大開文教，士民德之，立王夫子祠。。伴隨著漢文化的輸人，漢語辭彙也在唐代系統的、全面的進入越語。宋元時，一些中國藝人流徙到越南，傳播中國的音樂、舞蹈與戲劇。如宋朝的廖守忠、陶娘，元時的李之吉月一寵德等。同時，“明鄉人”鄭懷德著有《嘉定通志》、《北使詩集》、《歷代紀年》等多部著作;潘清簡主持編修了《越南通鑒綱目》、后黎朝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阮朝《大南列傳》、《大南實錄》、黎 《越鑒通考總論》等都是用漢字漢文撰寫的，上述著作在越南史學和文學上佔有重要地位。

從西漢末年始，漢字逐漸通過中原移民傳人越南，並在12世紀成為越南國家的通用文字。到13世紀，出現了越南文字，它是以漢字為基礎，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法而創造出的文字，即“喃字”。到17世紀，越南文拉丁化，但在中國文化長期深遠影響下，漢語辭彙已經進入了越南語的詞庫，在當今越南語中，漢語借詞約佔全部辭彙的60 %，在某些領域，這一比例甚至高達70%a-80% p。正如越南阮朝嗣德皇帝所說:“蓋上自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喪、祭、數理、醫術，無一不用漢字。”④越南著名學者阮文輝也說:“中國書面語言在越南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對越南各項制度和越南人民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多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記。”。

此外，在越南的醫藥衛生、建築藝術、繪畫雕刻、民間工藝等方面，華人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其宗教信仰、道德觀念、社會風尚無不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到現代，華人創辦的教育、社團及報刊都對傳播文化，加深中越關係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四，華人為越南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從近代以來不斷掀起民族解放鬥爭的高潮，旅居越南的華人積極參加越南人民的解放鬥爭。近代劉永福率領黑旗軍在越南抗法；馮子材領導取得鎮南關大捷，都沉重打擊了法國殖民統治。二戰中，廣大華人和越南人民一道英勇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華僑成立了“越南華僑救亡會”，“越南友誼會”等抗日救亡組織。1945年，法國重返越南后，許多華僑積極參加抗法戰爭，其中由華僑組成的“獨立中團”立下了不少戰功，在1949年被授予集體軍功勳章一枚，教導員昊日生(陳生)獲個人一等功勳章一枚，指導員吳林扶、政治員謝華獲個人二等軍功勳章各一枚，班長黃業新獲三等功勳章一枚。在越南南方許多華僑為越南革命獻出生命，如：堤岸華僑17歲姑娘李英，19歲姑娘陳佩姬等，尤其是陳佩姬被授予“二等功臣”稱號。同時，在著名的奠邊府戰役中，華僑踴躍參戰、護路、運輸，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支援抗法鬥爭。在抗美救國戰爭中，越南華人與越南人民一起，同生死、共患難，作出了巨大貢獻。在越南南方敵占區的華人積極出版刊物，宣傳抗美救國戰爭。其中，西貢華運工作單位榮獲“二級銅牆勳章”，華運委員會榮獲“二級解放勳章”。在越北華僑積極參軍參戰，僅廣寧省，1964年至1975年有22000名華僑參軍。1966年海防市鴻龐區有300名華僑申請參軍。海防市一華僑民兵自衛隊，從1965-1967年間參加戰鬥100多次戰鬥，配合越南人民軍作戰，先後擊落美機22架、集體榮獲“一級戰鬥”勳章，3個隊員獲“三級戰功”勳章，其他隊員均獲越南團中央、海防軍區司令部、海防市民兵自衛隊指揮部頒發的獎狀。在戰鬥中許多華僑獻出了生命，據統計，從1969年到1974年，僅海防華僑為越南抗美戰爭光榮犧牲的就有27名。

總之，華人在不同歷史時期，為越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中越交往史上書寫了豐富而多彩的篇章。

胡志明市華人總共有50多萬。他們主要住在堤岸，胡志明市經濟發展要素之一。

歷史

胡志明市華人於明末清初陸續遷入越南南部，大多數為反清復明的人士。一開始，他們在鋪洲、同奈江成立了買賣區域。1778年-1782年，阮文惠率領西山軍隊進攻阮福映的軍隊。由於鋪洲華人幫助阮映，所以鋪洲被西山軍搶奪、殘殺。鋪洲華人則遷至離鋪洲30公里的堤岸 (胡志明市)，再度成立買賣區。由於貿易蓬逢發展，堤岸成為一個熱鬧買賣城市。法國統治時期，法國政府把離堤岸15公里左右的西貢規劃成西貢市 (即今天的胡志明市的中心) ，當時該城市大約有50萬人口。此時期，華人經濟位置最高。華人商人跟法國人關係友好。

1954年，北越在奠邊府戰役中贏得對法軍的決定性勝利，法國撤出越南北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結束。根據日內瓦會議的決議，南北越以北緯17度線分治，越南北部由北越的胡志明統治，南部由南越保大皇帝控制。1955年，吳廷琰在西貢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稱“南越”），首都西貢市。此時，華人與政府維持特別關係。政客常靠華人商人金融協助為奪得政治權力。

1975年4月30日南越戰敗，西貢淪陷，共產軍隊戰勝，越戰結束。1976年，越南（原北越）國會決定改名西貢為胡志明市，實施國有化政策。華人經濟經歷困難階段。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很多華人逃離越南前往東南亞或美國。由於越南施行計劃化經濟政策，禁止私人買賣，華人經濟艱困。1986年，越南共產黨六屆大會，決定改革經濟，廢除閉關鎖港政策，華人商業受到新動力。現在，雖然華人人口僅占胡志明市百分之五，可是他們占該市經濟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同時，華人也使胡志明市出現具特色的傳統文化。2007年，胡志明市文化廳舉辦華人文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