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缶

可以遠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詩經》與《周易》，那時候，鼓盆歌則是以娛樂為主，古代亦稱之為“鼓缶、擊缶”。在《詩經·陳風·宛丘》中記載的有這樣的內容：“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壽羽）”，其中“坎其擊缶”是娛樂內容。

《周易·離》九三爻辭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耄之嗟，凶。”意思是說，在太陽西沉時的光輝，不叩擊瓦器而歌唱那就是垂暮老人的嗟嘆。即將去世的老人，不鼓缶而歌是不吉利的。在老人臨死之前，鼓缶唱歌是安撫老人的禮儀行為。在喪歌中飽含了對死者順風順路的祝願，並在喪葬習俗中儘可能為亡者創造條件，使他一路走好，如靈前的《開路歌》、《禮讚》等。也證明其中的“鼓缶”是喪禮的內容，而“鼓”與“缶”的同時並存，也說明這裡的“鼓”只是一個動詞，“缶”這個名詞也包含了鼓這種樂器。“鼓盆·擊缶”以娛樂內容和喪禮習俗的共存持續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戰國時期更成為了華夏民族音樂表現形式的三大類別之一，據《墨子·三辯》中記載：“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殮冬藏，息於瓴缶之樂。”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時森嚴的等級制度，“鼓盆”則只是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的娛樂。戰國時期有名的澠池大會上，秦王喝到興頭上強迫趙王為其彈瑟，並命史官記錄下來以辱趙王，藺相如遂以血濺五步逼秦王擊缶以相娛樂，相應的使秦王的身份更降一級，以回擊趙王鼓瑟之辱。

到漢代，桓寬《鹽鐵論·散不足》載：“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淮南子·精神訓》載：“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在東晉時更有王敦擊壺、隋朝有大音樂家萬寶常隨手擊碗成曲等故事。戰國時期的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則進一步將鼓盆歌走向喪禮。《莊子·至樂》中載：“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莊子的妻子死了，莊子認為人死後不應該悲傷，應該高興地送其走，於是鼓盆而歌，這種淵深悠遠的意境恰似一種生命情調與主體意願的完美結合。

北齊御史上士顏子推在《顏氏家訓勉學》中說：“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到唐代之後，“鼓盆·擊缶”的娛樂成分逐漸減少，李建勛《 田家》之二：“木船擎社酒，瓦鼓送神錢。”到宋代出現“鼓盆之戚”的說法。宋·岳珂在《寶真齋法書贊》載：“聞有鼓盆之戚，不易派遣。”在元、明、清的文學作品中，“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之說，更為常見，而作為娛樂形式的擊缶，也只有窮叫花子敲墩缽了。沙市的鼓盆歌作為民間喪事禮俗，經歷了夏商周形成期，戰國之後千年的發展興盛期，到宋代已成為習俗而流傳至今。

（公元前457~前221年）通高124.5厘米，口徑48.4，足徑69厘米，重327.5千克 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

缶在古代分盛酒和盛水兩大類，這件大銅缶是目前所知我國先秦最大最重要的一件，堪稱“酒器之王”。只有少數大型的墓葬中才出土青銅缶，可見缶在春秋戰國時是重要的禮器。缶還有樂器的功能，戰國時期澠池之會上上，藺相如就曾逼著秦王擊缶。

該缶體型巨大，分上下兩層，分兩次澆鑄而成，紋飾由渦紋、重環紋、蟠蠇紋、雷紋、蕉葉紋、帶紋、蟠蛇紋組成。花紋花式統一，線條整齊劃一。大尊缶出土時，裡面還存有酒液。歷經二千四百多年沒有泄漏，足見密封性之好。

改器出土於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曾侯乙是戰國早期諸侯國曾國的國君，從墓中出土的文字資料可知，他死於公元前433年左右，年齡在45歲上下。墓中出土的巨型木槨所使用的成材木料達378.63立方米，出土的文物總數多達15000餘件。

1983年8月於北河鎮禹山廟嘴出土春秋戰國晚期容器銅缶1件。高31.55厘米，口徑22.7厘米，最大腹徑39厘米，底徑21厘米，重18.5公斤。無蓋、直頸、平沿外折、方唇、圓鼓腰、左右獸首耳已脫落，平底，腹外一周較複雜的三線蟠螭紋。並凹出8個圓餅紋，餅上刻有一圈雙路綯索紋。正中凹一圓孔，恰似一玉壁巾在腹上。肩上刻兩行銘文：中子賓福。經初步考證：“中”加“邑”部。為國邑名。即春秋時之中山國，后被鮮虞所滅。原中山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