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民所止

維徠”通“為”，“止”即住所，意思是說：都邑周邊千里遠，都是商民居住地。出

《詩經·玄鳥》，原文是“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民間盛傳清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鄉試主考查嗣庭引用《詩經》中“維民所止”為考題，被人誣告為“雍正去頭”，引怒龍顏罪獲戮屍，滿門抄斬，家族被株連者達幾十人。近三百年來，這則文字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布。其時，稱摘引他人文句檢舉誣告者為“文倀”。倀者，助虎為惡之鬼也。民間又傳此案倀者乃浙江官員李衛。據說他與查嗣庭早有一段疙瘩，原來查嗣庭有一美貌才女，李衛前往求婚，遭到拒絕，故而尋機構陷報復。

查嗣庭原為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是年因雍正認為“江西大省，人文頗盛，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於是指派查嗣庭出為江西學政，主持江西鄉試。在民間故事中，多疑的雍正接到舉報后，也覺得查氏有可能心懷不滿，故意出這樣的考題。但他並未就此動手，因為僅憑四字定罪，恐怕人心不服。於是，便密令搜查其宅，翻出查氏兩日記，從中找出兩條“罪證”，這才正式開刀。

日記中的一條罪證是為《南山集》作者戴名世喊冤。戴名世乃進士、翰林，他在《南山集》中記載了南明諸王的一些史實，又用了南明永曆年號，結果被人告發，以“大逆”罪處死，孤兒幼女發配為奴，還牽連被誅300餘人。查嗣庭在日記中認為《南山集》所記只是一些客觀史料，並無大逆不道之處，牽連被誅這麼多人實在過分。這樣，便犯下“同情逆臣”之罪。另一條罪證是寫其時熱河水災，淹死官民人等800餘口，屬於暴露陰暗面。日記二罪佐以“維民所止”，總算可名正言順地喝問查氏之罪，天下眾人之口也就被堵上了。

然據文史研究者蘇虹《“維民所止”試題冤案內幕》披露，查嗣庭所出四題為：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次題來自《易經》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三題也來自《易經》“其旨遠，其辭文”；四題出自《詩經》“百室盈止，婦子寧止”。雍正是以想當然之法推此及彼前後聯繫，認定查嗣庭“心懷怨望”而“大肆訕謗”。原來雍正的心病來源於雍正三年（1725年）的汪景祺文稿案。舉人汪景祺在《歷代年號論》中說“‘正’字有一止之象”，如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順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統”、明武宗的“正德”，年號中帶有“正”字的這幾位皇帝，都沒有得享延祚。因此，汪景祺認為這些帶“正”字的年號“皆非吉兆”。雍正認為汪景祺純屬“咒詛之語”，他舉例反詰：“漢之元鼎、元封，唐之開元、貞元”莫非“‘元’字有一‘兀’之象乎”？雍正再舉例：“漢世祖以建武紀元，明太祖以洪武紀元，武字即有‘止’字，難道可雲‘二止’乎？”因此，汪景祺的《歷代年號論》文稿，分明是攻擊他的年號，咒詛他逃不出“一止之象”。汪景祺膽敢發此“悖逆之語”，自然免不掉被戮之厄。查嗣庭試題中先有“正”，後有“止”字，與汪景祺的“一止之象”用意完全相同，而且第三題中還有“其旨遠，其辭文”，分明是叫人產生言此及彼的聯想。再則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雍正也認為“堯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不外乎此。況現在以製取士，非以言舉人乎”？“顯與國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謬”。如此這般，雍正斷定查嗣庭“逆天負主，譏刺咒詛，大幹法紀”。查氏9月26日被革職拿問，依大逆罪本應凌遲處死，查氏因病死監中，故“戮屍梟眾”，所有財產查沒入官，親戚16歲以上男丁皆斬，15歲以下及女性皆流放三千里之外。（參見林白、朱梅蘇《科舉史話》附錄二：《關於“維民所止”試題冤案真相》）

而所謂“維民所止”，想必是當時士子悲憤之餘，索性虛擬出一道“維民所止”的試題，更加簡練，一目了然。此語一出，八方響應，認為比初始事實更直接更生動，也更強烈更典型。相沿既久，弄假成真，反倒掩蓋了最初的史實。

據統計，康雍乾三朝，較大的文字獄就有80多起，其小者不可勝數。翰林徐駿誤寫“陛下”為“狴下”，立即革職下獄。揚州舉人徐述夔夏日晒書，風吹書頁，隨筆詩云：“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被人告發“惡攻”清室文化程度太低，斬首棄市，家族株連。就是常為乾隆潤色御詩呼為“老名士”的沈德潛，只因《詠黑牡丹》中有一聯：“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遭到開棺戮屍抄家株連之禍。

文字獄集中發生在這一時期，其實有著更大的歷史背景。清兵入關后，因各地反抗激烈，迫使清室千方百計消彌降低民族矛盾。此外，鑒於歷代少數民族統治中原難以為久的史訓，清廷竭力籠絡前明遺臣，對漢族士子採取懷柔政策，烏紗帽兒幾乎強邀強送，惟恐拒絕接受。即便如此，仍然有一批漢族士人不予合作，如著名的“清初三儒”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這使清室上下均感受氣不淺。康熙中期以後，各地反抗趨靜，政權漸穩，這時候清廷就感到沒有必要再做筋骨自我約束了，沒有必要再讓漢族士子感到自己有多麼了不起，得讓他們看看究竟誰才是天下的主宰，好好抽打一下他們所謂的士林“脊樑”。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在這樣的清帝心態之下，才發生了這麼多純屬無事生非的“欲加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