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覺

文學的自覺，最重要或者說是最終的還是表現在對文學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

魏晉南北朝時期（從建安年間到隋朝統一）被認為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期。文學的自覺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它貫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經過約三百年才得以實現。文學自覺往往和文學理論與批評、文學創作的繁榮聯繫在一起。魏晉南北朝時期，曹丕（魏）《典論·論文》、陸機（西晉）《文賦》、劉勰（梁）《文心雕龍》、鍾嶸（梁）《詩品》等論著，以及蕭統（梁）《文選》、徐陵（陳）《玉台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而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建安文學出現了“建安風骨”這一時代創作風格、陶淵明開創田園詩、山水詩的出現、謝靈運對玄言詩的革新和大力寫作山水詩、漢語四聲的發現和“永明體”的產生、南北朝民歌的創作等都反映了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繁榮。

根據當代學者胡旭的研究，文學自覺有以下標誌：

這種變化的標誌之一是張衡《歸田賦》的出現。張衡曾用十年時間，精思附會，寫成《二京賦》。該賦的主旨是諷諫帝王公侯節儉，但可悲的是，這篇讓張衡花費巨大精力所作的大賦，於政教卻絲毫無補。面對著朝政日非，江河日下的局面，他的“修齊治平”的思想破滅了，道家思想開始抬頭。《歸田賦》中描寫了隱居生活的恬淡情趣，景物清新和美，生活自由逍遙，詩人藉此“娛情”、“縱心”。賦中雖然尚未顯示鮮明的個性，但分明已有一個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識加強了，個人價值得到了關注。此後，抒情小賦不斷出現，在漢魏六朝時期蔚然成風，取代了大賦的地位。從此，辭賦成了文人抒情寫意的工具，實現了文學的自覺。應該說，張衡的《歸田賦》是文學自覺方面的一枝報春花。

這種變化的標誌之二是“古詩十九首”的出現。東漢初，文人們受樂府民歌的影響，開始寫作五言詩，到了東漢中後期，文人五言詩逐漸成熟了。大約在桓、靈之世，出現了一批文人五言詩（今已失去主名），其代表就是選錄於《昭明文選》的“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不僅是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標誌，也是詩歌呈現文學自覺的標誌。首先，“古詩”的數量很多。梁代鍾嶸在《詩品》中說：“陸機所擬十四首”，“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兩數合計共59首，昭明太子蕭統看到的可能還要多一些。可以想見，它們在當時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今傳所謂的“蘇李詩”大約也要包括在內）。可以說，五言古詩這種詩體是當時文人普遍使用的詩歌形式，甚至可能存在著寫作五言古詩的創作群體。其次，古詩在內容上表現了“人的自覺”。“十九首”的內容不外遊子之歌和思婦之詞兩個方面，詩人們慨嘆人生的短促和前途的渺茫，抒寫了羈旅愁懷和離別相思，情調是悲哀而深沉的。在這些詠嘆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對於人生短暫的感嘆，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類似這樣關於人生的詩句，實在不少。此外，還有一些“焉得不速老”、“思君令人老”之類的詩句，也反映了同樣的主題。這種對人生短暫的慨嘆正是對人生的執著與重視。在現實的苦悶中，古詩的作者們有的激勵自己儘早“立身”，求得“榮名”，激勵自己“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有的主張及時行樂，高唱“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服食求神仙，多為葯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這些呼聲，不論是頹廢的，還是積極的；不管是庸俗的，還是高尚的；都體現出對個人人生價值的肯定與追求。再次，“古詩十九首”的抒情十分真實強烈，作者們對自己的悲哀、苦悶、不平、憤慨、嚮往、思念等種種情感，毫不掩飾，一寄之於詩。這說明古詩的作者們不再把文學作政教的附庸，而是為滿足自己的抒情需要進行創作；人的主題鮮明了，文學成了表現人生、人的命運、人的心靈的文學，所以，“古詩十九首”是東漢中後期文學自覺的又一個重要標誌。

這種變化的標誌之三是散文創作方面出現的新面貌。首先是各體散文的長足發展。以文體而言，碑、銘、誄、箴、書、箋、檄、策、令、議、記、嘲、謁文、連珠等，種類繁多。像嘲、連珠等文體，娛樂的色彩已經非常強烈，基本上脫離了政教的藩籬。甚至像書、奏、議、碑這樣功能比較明確的文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書而言，東漢中後期書信大多描寫日常生活中的複雜的感情，如秦嘉的《與妻徐淑書》、徐淑的《答夫秦嘉書》、酈炎的《遺令書》等，或纏綿悱惻，或悲歌慷慨，皆令人驚心動魄。再如奏議，原以平實為本色，但東漢中後期的奏議中時時體現出一種非常強烈的個性，一種怫鬱不平的悲慨，感情色彩特別濃厚。其次，東漢中後期散文逐漸趨向整齊華美。一是在句式、音節、辭藻、用典等方面做文章，著力創造出一種形式美；二是講究散文風神的飄逸與靈動。這種變化，表明文學已經以愉悅人的情性為旨歸了，這正是文學自覺的核心精神。

鑒於上述諸方面的認識，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肇始於東漢中後期。至於建安文學，不僅在時間上與東漢中後期文學緊密相連，而且在文學創作的精神上也與東漢中後期文學一脈相承，它把肇始於東漢中後期的文學自覺推向了更加成熟的階段。

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漢人所說的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術。到了南朝，文學有了新的獨立於學術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並列；此外，還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總術》“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代表了一般的認識。

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緻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較明晰的文體辨析始於曹丕的《典論·論文》，他將文體分為四科，並指出其各自的特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賦》進一步將文體分為十類，並對每一類的特點也有論述。《文心雕龍》上篇主要對文體進行討論，將文體分為三十三類。

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地追求。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離不開審美性的追求。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文學的情采、聲律、用事用典、對偶修辭等的追求，特別是四聲的發現及其在詩歌中的運用，證明他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自覺地追求，同時也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