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則誠

瑞安地古屬永嘉郡，故他常自署“永嘉高明”。唐武德五年置東嘉州，人又稱他為“東嘉先生”。約生於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卒於明初。高明出生在瑞安崇儒里柏樹（今閣巷鎮柏樹村）一個詩人、隱士家庭。祖父高天錫、伯父高彥和弟高暘都是詩人，父功甫早卒。同里陳姓，與高家世有姻連。高明祖母和妻子為陳氏女，而高明女孫復作陳氏婦。陳族祖孫四世十五人，均是詩人，都能為文作詩，且有通曉音律者。

高明幼聰慧，得陳家人賞識。進陳氏家塾，未曾多習舉子業，倒是耳濡目染，雜學旁收，跟學有專長的長輩習各種知識，故而“自少以博學稱”。及長，從烏傷（今義烏市）宿儒黃溍游，同門有宋濂、王褘、戴良、陳基等。復漫遊江、浙一帶，與友人觴詠唱和。后回鄉設帳授徒。他前半生約40年，過著“師友一門兄弟樂”的 隱士、詩人生活。其《賦幽慵齋》一詩，可為此時期思想、生活之寫照：“閉門春草長，荒庭積雨余。青苔無人掃，永日謝軒車。清風忽南來，吹墮几上書。夢覺聞啼鳥，雲山滿吾廬。安得嵇中散，尊酒相與娛。”

元順帝至元六年（1340）下詔恢復科舉考試。高明在祖父督促和親友催勉下，又自視為懷瑾握瑜之士，當從仕途上一展抱負：“入踐廷宇，陪老成之讜議；出臨郡邑，布恩德於罷氓；使殊功茂績，炳然一時，以答清朝設科盛意，且非君平昔之志，而亦吾黨所望於君者哉？”於是“嘆曰：人不專一經取第，雖博奚為？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大義，屬文操筆立就。”參加至正四年（1344）鄉試，次年登進士第。時年約40，已屆不惑之年。高明初任處州錄事。他年青時曾作詩“幾回欲挽銀河水，好與蒼生洗汗顏”，此番入仕，當身踐力行而有所作為，為蒼生辦事。“時監郡馬僧家奴貪暴，（高）明委曲調護，民賴以安。”任滿，“民辦去思碑，劉基為文記之。”

江浙行中書省官聞其名，闢為丞相掾吏。杭州任，為他仕途上春風得意之日。高明為人剛毅耿直，為官清正廉明，辦事幹練閑熟，得共事者之賞識。“而君亦雅義名節自勵，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他從參政樊執敬核實平江圩田，得蠲租米無征者四十萬石”，又與葛元哲同為參政蘇天爵編定《滋溪文稿》30卷。每當別掾有故，他即權代其事，“君稽典冊，定是非，酬應如流”，故而，“儒生稱其才華，法吏推其練達”，“聲聞益隆矣！”遇上不合意願事，“輒上政事堂慷慨求去”。

在杭州，他曾去憑弔岳飛子冢。諸多詩人曾為“三字獄”寫下詩作，或激昂高歌，或低回詠嘆，高明作《和趙承旨題岳王墓韻》：

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系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高明此詩與眾多詠岳飛詩作不同，不只是流露出、也不僅是停留在對宋朝國亡之悲痛上，尤為難得者，在於揭示國亡罪責得由南宋最高統治者承擔。由於“內廷”下“班師詔”，致“絕漠”落金人之手，使大將未能乘勝追擊收復失土。同時指出岳氏父子“愚忠”，“甘伏節”，而置分支之萬里山河於不顧，“竟”字見指責。此種識見，遠較他詩為深刻。尾聯更以“有理身地”與“二帝遊魂”顯強烈比照，對南宋帝王作進一步批判。詩之寫作與其在杭州任上之作為及感受分不開。

高明忙碌於仕途，躊躇滿志，其內心卻並非平靜，矛盾、苦悶、彷徨，時時泛起，以至於對仕宦生活感到厭倦。至正九年八月，他去崑山會友人顧仲瑛，歸杭州后，作《碧梧翠竹堂後記》一文，吐露心曲。“比至城廓，車馬雜喧，塵坌紛起，慨想昨昔所游，疑為夢中見矣！”文未，寄語仲瑛：“君碧梧翠竹之樂，不易得也，第安之，他日毋或汩於綠仕，而若余之不能久留久。”

至正八年（1348），台州方國珍聚眾起事，受招撫，成為元朝官史；十年十二月復叛。有旨：令行省臣總諸郡兵平“亂”。省臣以高明為溫州人，熟悉海濱事，“擇以自從。君亦庶幾因得自效”。浙東帥達公賞識高明才幹，“一見君歡然！”主帥以“除凶”為已任，高明則與之相左，“論事不合”，便“避不治文書”，致“師出逾三時”，亦不顧。事後，回省城，受冷遇。經此事後，高明感到宦海風濤險惡，對友人及鄉人深有感觸地言道：“前輩謂土子抱腹笥、起鄉里、達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榮至矣，孰知為憂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於今乃信！”遂萌退志，“莫將塵土污儒冠”。然而，既入仕途，身不由己，他仍為宦事所羈絆，不禁感嘆：“飄零王粲辭家久，牢落潘郎感發稀”、“孤松三徑依舊在，童僕正遲陶淵明”！至正十二年秋，任紹興路判官，未久，轉慶元路（今寧波市）推官。他借《題畫龍》為喻：“乾坤萬里蘇旱喝，草本無言生意悅。歸來高卧碧潭雲，獨抱神珠弄明月。”表示未敢忘卻為百姓辦事，以之自解自勉自慰。推官為專管刑獄之職，“四明獄囚多冤，明平反允當，人稱神明”。覆盆之冤，一一得洗刷昭雪，“囹圄一空”。當地名士袁彥章作詩稱讚：“州縣按臨分枉直”，“筆端一點春無限”，“圜扉羅雀文書靜”，與府志所載相符。其後，調江南行台掾，“數忤權貴”，他不得不“謝病去”。經此挫折，退志益堅。“歲晚仲宣猶在旅，年來伯玉自知非。”嘆息已身似王粲處亂世而懷才不遇，應如蘧伯玉悔省而遁世。

他寫《次韻酬高應文》一詩寄在家鄉好友高應文，回顧十餘年仕宦生活，感慨萬千： “曾向天涯釣六鰲，引帆風緊隔銀濤。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無情雨露高。七國游淡厭犀首，十年奔走嘆狐毛。爭如蓑笠秋江上，自膾鱸魚買濁醪。”

高則誠創作的《琵琶記》，是中國13世紀最傑出的文學作品之一，是中國戲曲史上一顆耀眼的明珠，它上繼宋元南戲，下開明清傳奇，為中國戲劇獨特的表現形態（歌舞演故事）提供了定向發展的坐標。由《琵琶記》創設的劇本形式與表演格局700年來基本上沒有變過，從這一意義說，高則誠是中國戲曲真正的奠基人。

創作歷程

傲骨嶙峋，卓然特立，十年奔走，天地無情，當賦歸去，“自膾鱸魚買濁醪”。

至正十六年後，朝廷命他為福建行省都事，他無意戀棧。時分省慶元之方國珍欲留其在幕下，高明力辭不從，以禮延教子弟，亦不就，歸家也不成，旅居於慶元。元廷任其為國史院典籍官，未之任，“旅寓鄞之櫟社沈氏，以詞曲自娛”，撰寫戲文《琵琶記》。

在宋 代溫州戲文中，原有《趙貞女蔡二郎》一戲，徐渭《南詞敘錄》謂“即舊（蔡）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實為戲文之首。”高則誠於以改造，將負心蔡伯喈（即蔡邕），改塑為“違心人”：蔡伯喈奉父命違心去應舉，被牛相強招為婿進相府，朝廷不準辭官歸養雙親，終使他滯留京師，災荒之年，二親雙雙亡故。高則誠把自己仕途蹭蹬中之痛苦與感受，熔鑄進主人公蔡伯喈形像中去，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是應舉為官，招致蔡家一門家破人亡，以此揭露封建科舉制度和仕宦道路之罪惡，人謂整部戲作“純是一部嘲罵譜”。較之《趙貞女蔡二郎》，有更為深廣的社會意義。

高則誠尤傾注心於趙五娘形像之抒寫。趙氏勇於承擔苦難，荒年飢歲，隻身一人，竭盡全力奉侍雙親，雖受委屈，始終不渝，成為中國中世紀勞動婦女典型。“高則誠填詞，夜案燒雙燭，填至（趙五娘）《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為一，詢異事也。”

高則誠在《琵琶記》起首云：“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為達動人境地，高則誠取草本反覆吟唱，一再修改，決不苟且。“闔關謝客，極力苦心，歌詠則口吐涎沫，按節拍則腳點樓板皆穿，積之歲月，然後出以示人。”《南詞敘錄》也有類似記載：“相傳，則誠坐卧一小樓，三年而後成。其足按拍處，板皆為穿。”

高則誠撰成《琵琶記》，極大地提高南戲藝術水平，“用清麗之詞，一洗作者之陋，於是村坊小伎，進與古法部相參，卓乎不可及已。”被尊為“曲祖”，“《琵琶記》乃高則誠所作，雖出於綱領，不宜取便苟且，須從頭至尾，字字句句，須要透徹唱理，方為國工。”廣為傳演，“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指《西廂記》和《琵琶記》）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眾樂，無暇雜陳。”朱元璋於1368年建立明王朝，高明的一些好友和同門如劉基、宋濂、陳基、王褘、趙*等，紛紛前往應天效力，朱元璋徵召他，以疾辭。不久，患病去世，葬於家鄉。《清潁一源集》載其墓地在柏樹橋南岸，乾隆《瑞安縣誌》則謂“在十五者築墳匯”，有待後人去發現。友人陸德暘以詩哭之：“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早郎官。一代儒林傳，真堪入史刊”。從詩意看，高明當卒於明初，終年約70歲。

南戲《琵琶記》是 高明得以名揚後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時民間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戲文之首”《趙貞女蔡二郎》的基礎上進行再創作而成。在宋代民間講唱、戲文中，蔡伯喈是一個棄親背婦的反面人物，高明卻把他改寫成孝義兩全的正面形象。關於高明作《琵琶記》的起因及劇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經有過種種不同的說法，不過多為捕風捉影之談。姚華《菜猗室曲話》說：“柔克所譏，蓋屬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實有其人，即以為諷世之作可也。”，《琵琶記》被稱為戲文中的“絕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它描寫人情，真實細膩，婉轉曲折，能深深打動讀者。劇中雙線交錯發展，以富襯貧，以喜襯悲，二者成鮮明對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時代的社會矛盾，加強了悲劇的氣氛，文詞以本色為主而又文采斐然。明代王世貞說：“（高）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回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傳說高明寫劇本時，“其足按拍處，板皆為穿”，表明他的創作態度是十分認真的。高明墨跡《琵琶記》是把民間戲文與文人創作結合起來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戲創作提高到藝術上比較成熟、能為雅俗共賞的新階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讚賞，獲得不同階層人們廣泛的愛好。自它以後，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紛紛起而製作戲文，以致蔚然成風。

《琵琶記》成為南戲創作的範本，獲得“曲祖”（魏良輔《曲律》）、“南曲之宗”（黃圖珌《看山閣集閑筆》）的稱譽，對後世的戲劇創作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它還被譯為法文、日文，傳播國外。中國戲劇家協會曾於1956年在北京召開關於評價、整理《琵琶記》的討論會。《琵琶記》的傳本很多，《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收有清陸貽典鈔本《蔡伯喈琵琶記》，是保持古本原貌較好的本子。明嘉靖蘇州坊刻巾箱本與此相近。1958年在廣東揭陽出土的嘉靖寫本，也屬“元本”範疇，是今存最早的藝人演出本。其餘均經後人刪改，與原本差異較大。

藝術成就及現實意義

《琵琶記》標誌著南戲從民間俚俗藝術形式發展為全面成熟階段，是南戲發展史的里程碑。《琵琶記》的文學成就大大超過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作品。高則誠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把戲文的劇本創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傑出作家，他在南戲發展史上的地位頗似雜劇發展史上的關漢卿。《琵琶記》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不隻影響到當時劇壇，而且為明清傳奇樹立了楷模，故被稱為“南戲之祖”。

《琵琶記》的結構布置最為人稱道。呂天成《曲品》說：“串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趙五娘在家鄉的苦難景象交錯演出，形成強烈對比。《成婚》與《食糠》，《彈琴》與《嘗葯》，《築墳》與《賞月》，以及《寫真》，都是寫的很成功的篇章。對比的寫法突出了戲劇衝突，加強了悲劇的氣氛。

《琵琶記》的詞采成就最高，既有清麗文語，又有本色口語，而最重要的則是體貼人情的戲劇語言，王世貞《藝苑卮言》說：“（高）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佛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

全劇典雅、完整、生動、濃郁，顯示了文人的細膩目光和酣暢手法。它是高度發達的中國抒情文學與戲劇藝術的結合。總之，《琵琶記》不論在思想內容上，人物形象上，還是在結構和語言方面，都有獨特之處，值得欣賞玩味。因此，《琵琶記》是一部值得弘揚的優秀劇作。

《琵琶記》所敘寫的，確是“子孝與妻賢”的內容。高明強調封建倫理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戲曲“動人”的力量，讓觀眾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譽《琵琶記》是“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南詞敘錄》）。在這方面，《琵琶記》產生過一些消極的作用。但高明主張戲曲必須有關風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當時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戲看作可以“載道”的工具，卻意在抬高南戲的地位和價值。同時，高明能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在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時，揭示封建倫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於封建倫理而產生的社會悲劇，而給予觀眾強烈的震撼。

《琵琶記》儘管從正面肯定了封建倫理，但通篇展示的卻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貞有烈”的趙五娘的悲劇命運，從而可以引發對封建倫理合理性的懷疑。在封建時代，恪守道德綱常的知識分子，經常陷入情感與理智，個人意願與門第、倫理的衝突之中。《琵琶記》的悲劇意蘊，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單純譴責負心漢的主題，更具社會價值。

《琵琶記》是一部勸忠勸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內容極為豐富的主題多義之作。在幾千年的古代社會中，中華民族長期形成並逐步發展起來的忠孝節義等社會道德觀念，包含有好的和壞的兩種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維護父母的絕對利益，要兒子作出無謂的犧牲，作奴隸式的服從，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則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類的愚孝，這是壞的。有熱愛父母，善事父母，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是賢孝，這是好的。《琵琶記》意在宣揚賢孝，宣揚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這對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高則誠不僅是一位戲曲作家，而且還是一位書法家。明人汪珂玉《珊瑚網》中載其“善書，《元名公翰墨卷》有高則誠書”。晚年居四明。多次為友人題識，為碑刻書丹，“詞章翰墨，人得之者不啻拱壁。”（高）則誠書法方正剛勁，凝重深厚，具有莊重正大氣度。《題唐康居國賢首祖師墨跡跋》手書，為瑞安林大同所發現，後傳其哲嗣林鏡平，報告，“文化大革命”中迷失。現僅存照片複製件。

孫詒讓《溫州經籍志》載：高明有詩文集《柔克齋集》二十卷，“明中葉時已無傳本”，今僅存殘篇散什。

高則誠紀念館

高則誠故居 在明代中期已蕩然無存。為紀念先賢，1994年，瑞安市在柏樹村重建了高則誠紀念館。這座造型古樸的紀念館由高則誠紀念堂、高則誠衣冠冢組成，佔地面積960平方米，建築面積300平方米。高則誠衣冠冢的東首有個集善院，原為宋末遺臣陳則翁等供奉宋朝歷代皇帝牌位而倡建，是寄託亡國哀思的紀念性建築，因曾為高則誠兒時讀書之所，又稱高明學堂，具有雙重歷史意義，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