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學會

政學會是由民國元年國民黨分化后形成的一個重要政治派別，聲稱以“研究政務、實行改進為宗旨”。政治主張包括： (1) 對於政權取恬靜主義； (2) 對於政治取穩和改進主義；(3) 對於政府取勸告監督主義； (4) 對於各政團取親善聯絡主義； (5) 對於會務取公開主義； (6) 對於會員取平等主義。政學會成員“百分之九十多是兩院議員或由議員而入政府者”，因而在國會、政府中的主張與活動，對北京民國政府的政治變遷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

1913 年10 月16 日由國民黨內穩健派國會議員張耀曾等人受託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提交憲法會議審議。這部憲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壇祈年殿起草完成，故又稱《天壇憲法草案》。袁世凱登上大總統寶座后，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11 月10日憲法審議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自行解散。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后，1916 年9 月北京憲法會議重新舉行，逐條審議《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於各派政見不一，常常圍繞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展開論爭。對於省制、定孔教為國教、國會體制等議題，政學會都發表主張並為之奔走。

省制問題，主要是如何處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許可權。對此，國會中的研究系和商榷會爭論激烈，主要焦點問題為省制是否入憲、省長應否民選。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研究系，反對限制中央集權和加強地方許可權。商榷會則力主將省制寫入憲法，實行省長民選，其實質是要實行地方自治，加強省議會與國會權力，限制北洋勢力的集權統治。10 月20 日憲法審議會討論省制入憲問題。研究系議員湯化龍認為，省制入憲會引發爭端，“不但省制加入憲法一層成問題，且會累及憲法難成”。商榷會議員韓玉辰予以反駁。12 月4 日已是政學會議員的韓玉辰就省制問題提出4 項方案：除省長任免問題無庸規定外，地方制度大綱加入憲法；憲法公布后，以制憲手續制定地方制度；省長由大總統自由任免，加入憲法地方制度大綱；省長由民選，加入憲法地方制度大綱，但表決沒有通過。政學會、商榷會與研究係為此爭執不休。為打破僵局，政學會代表積極聯絡其他政團，提出3 點解決辦法：嚴守中立；院內衝突之際，應由院內依法解決；兩院常會及憲法審議會宜維持開會。由於政學會的調解，各政團代表開始協商省制大綱。政學會還與其他政團協商擬出地方制度的16 條草案，但每當憲法會議審議時，反對派議員不斷提出修正案，致使地方制度的具體內容沒有獲得通過。這樣，省制問題前後共經過9 次討論，最終僅以標題形式列入憲法。儘管省制問題是以標題通過，但政學會限制集權、維護共和政體的分權主張，體現了其追求中國政治走上憲政軌道和議會政治的意圖。

政學會在這一時期的又一重大活動是反對定孔教為國教。主張定孔教為國教本是康有為所倡，張勳也曾聯合各省督軍致電北京政府擁護這一主張。1917 年初國會審議憲法第19 條時，研究系議員再次提出定孔教為國教。政學會為此舉行討論會，該會主席亦是司法總長的張耀曾發表演說，一方面對憲法作進一步說明，提出“憲法之為物，各國不同，各有其與國俱存之特殊精神貫注於字裡行間”，“憲法非學理的而為歷史的，半屬法律又半屬政治”；另一方面闡釋孔子的偉大，“孔子集先聖之大成”，“實超耶、沸(佛) 而上之，故其性格功業非第為東洋偉人，而實古今之世界偉人”，孔子可謂為“歷史信仰之重心”、“國民性之主要成分”、“中華文化之主宰”。但他認為“孔子非宗教家，不宜定為國教”，主張“維持

憲法草案原案”，並得到了會內議員的一致贊同。由於政學會議員與其他議員的共同努力及社會的廣泛呼籲， 2 月20 日憲法審議會上“國教案”被否決。民初建立共和政體后，即實行兩院制。由於不同政治派別間的利益紛爭，導致政治上的明顯分歧。研究系主張改兩院製為一院制，“實質是想縮小國會許可權以迎合段祺瑞專制的需要”。政學會認為，從理論上說，兩院制與一院制皆有可行的邏輯性，但政治上的事實未必都與邏輯上的結果相符，“主兩院制者，其精要所關，在防止國會專橫與立法輕率二點”。從實踐來看，我國實行的兩院制並無任何毛病發生，相反實行一院制的國家，“事實無不失敗也”，世界各大國無不實行兩院制，因此主張“從世界多數而采兩院制”，並多次協商相關政團取得一致。

這一時期，政學會還主張改組參議院，目的是“務求參議院之分子，稍含保守之性質”，具體辦法是：參議員之資格，必設年齡較高之限制(至少必滿三十五歲) ；須別設互選團體選出之議員，如退職、特任文武官及法定學問團體之類；依現時選舉法選出之議員宜減其數；上院議員總額以一百五六十人為限。政學會希望參議院網羅各方面人才，“使國內各特團體之分子，悉以其意見表現於國會”，從而擴大參議院代表的廣泛性和影響力。政學會關於兩院制的主張及其活動，體現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分權思想。因為，當時的權力掌握在實行專制的段祺瑞之手，實行分權主義，有利於扼制北洋勢力的集權政治，對北京民國政府議會政治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為免遭戰火波及，北京政府奉行中立政策。1917 年2 月3 日美國宣布對德絕交，並照會中國與美國採取一致立場。圍繞對德問題，國內各政治派別之間由此展開角逐。對此國家要事，政學會內部的意見並不一致。概言之，其上層及入閣者多取支持態度，但多數會員堅持獲得民意後由國會裁定。最終因後者佔多數，政學會選擇了反對參戰的立場。

是時，無論是政府閣員還是地方大員，政學會均有重要人物入選，府院也頗重視該會對德問題的態度。2 月7 日政學會重要成員李根源赴任陝西省長前，黎元洪設宴送行，“垂詢對德宣戰案”。李根源說：“當茲大勢所趨，為自身國際地位計，惟有斷然宣戰”。對此，“黎公頗首肯，惟曰孫先生有反對宣戰通電”，李根源主張“派人赴滬疏解”。2 月11 日政學會開會表決，“對於此次對德外交一致贊助政府”，但同時認為中國外交失敗的“最大之弱點可一言以蔽之曰無後援”，因此決定組織外交後援會，派韓玉辰和李肇甫與其他政團協商。12 日各政團決定共組外交後援會，次日即通過組織辦法。

25 日外交後援會成立，“會中所有人物以議員為限？？會中所有主張，聞純以政府所定之方針為趨向，只盡協助之力，不加非難之語”。顯然，政學會組織外交後援會不僅體現了其自身的政治立場，還試圖結集更多的政治力量以支持政府的對德外交。

起初，府、院均主張對德絕交，但出發點不一。黎元洪是為迎合美國，以使今後個人更多得到美國的支持。段祺瑞是為迎合日本，意在得到日本的援助以擴充自己實力。因此，美國發現日本與段祺瑞的圖謀后，反對中國對德絕交和參戰，國務卿蘭辛要求芮恩施致電中國表示：“美國政府極感激中國的動向，但他不願因此而使中國捲入戰爭的危險”，黎元洪向來唯英美馬首是瞻，且也畏段祺瑞“假公濟私”，遂由贊同轉向反對。但他並不直接表明態度，認為對德外交“系關國家生死關頭”，政府“應先與代表國民之國會協議”，國會與政府若主張一致，“彼必不反對”。他還強調“今次之大戰爭，實為國家與國家之戰爭”，主張“此事之真正決斷必出之於人民”。黎元洪的主張看起來是要反映民意、發揮國會的作用，真正目的是藉助國會之力制約政府。3 月4 日段祺瑞率閣員至總統府，請黎元洪核准對德絕交電文並蓋印，黎元洪要求增加“倘國民反對即作為無效”的內容，段祺瑞則以“各國亟亟欲我表明態度”為由，認為難以修正，黎元洪堅持“不修正則不能發”，段祺瑞負氣“拂袖退出”，下午即辭職赴津。當日，政學會召開會員總會討論外交，主張加入協約國和對德絕交，“適段辭職赴津之信至，議決主挽留段”，同時訪晤黎元洪，主張維持段內閣。由於政學會的斡旋及與其他政團的一致努力，黎元洪答應讓步條件，段祺瑞6 日晚返京復職。

在此過程中，政學會的兩位閣員也支持對德絕交。張耀曾指出：“中國當與英、俄、法、意、日五國取同一態度。”谷鍾秀認為：“如不絕交，恐受人強迫，體面亦失，今日姑決定絕交，來日之事，容來日討論之。”由於二人是政學會的領袖，其意見對國會中的政學會議員頗有影響。參、眾兩院開會前，政學會均發表通告，宣稱政府對德方針，本會議決贊同，“頃聞政府定期明日赴院報告並徵求國會意見”，“務懇屆時撥冗出席，查照本會先後兩次議決，一致主張”。由於政學會持贊同立場，又極力鼓動兩院中的本會議員出席議會並投贊同票，因而兩院開會表決均以多數票通過對德絕交案，顯示了政學會在對德外交問題上的“舉足輕重之勢”。對德絕交案通過後，接下來便是宣戰問題。對此，政學會內部的意見再現分歧。一些會員認為，對德宣戰“實國家安危所系之大問題”，主張“政府方面應注意民意”，對德宣戰案“若交到國會則望其可以通過，否則認為國家之不幸”。因此，他們希望政府慎重考慮對德宣戰問題，“勿以此為政爭之具，否則有莫大危險”。這頗引起政府的重視，“故政府亟於疏通”。5 月3 日段祺瑞以晚餐形式邀請政學會的議員，說明宣戰有“二不得已，二不必慮，二希望”。政學會議員李肇甫說，該會尚未討論對德宣戰問題，“具體的意見此時無從陳述”，但此事是“自有中國以來第一重大事件，關係國家興衰存亡”，對德宣戰案向國會提交“必須盼其順暢進行”，“苟尚無把握，無寧暫緩”，希望總理能就議員反對或懷疑之處作明確解釋，“斯為立憲的政府應盡之責任”，對民間輿論竭誠疏通，“俾收舉國一致之效”。5 月6 日段祺瑞特邀政學會李述膺、楊永泰等晤談，解答了“外間疑團”，“惟言及有人主張不信任則未答”。李述膺、楊永泰等再次聲稱“此事因關係重大，故未議決”，繼續奉勸段祺瑞“先求全國人民釋疑”。這些意見，集中體現了政學會對政府取勸告監督主義、對政治取穩和改進主義的政治主張，即“不事對立”、“不走極端”。是時，政學會多次召開會員總會討論對德宣戰，爭論非常激烈，意見很難統一。5 日晚開會，“議對德宣戰態度，贊否未決”； 7 日晚再開會，到會者八十餘人，發言者二十餘人之多，“辯論之激越，為從來所無”，“贊否未表決”； 9 日晚繼續召開協議會，贊成與反對兩派就對德宣戰問題論戰約4 小時，“谷鍾秀、張耀曾交起說明不得已宣戰之理由，力圖融洽反對者之意見，然終無效，其後票決，贊否之結果以數人之差，終歸反對派之勝利”。本來“政府方面有一線之希望者在政學會”，政學會最終取反對參戰立場，使段內閣“遂愈陷於窮境”。

但是段祺瑞一意孤行， 5 月10 日眾議院審查對德宣戰案，段祺瑞導演了讓“請願團”散發傳單、“公民團”包圍國會的事件，壓迫國會通過宣戰案。針對段祺瑞的這一行為，政學會閣員甚為憤慨，指出“圍繞議會，壓迫議員，殊非立憲的行動”。次日，谷鍾秀、張耀曾提出辭職。谷鍾秀在辭呈中稱“此等現象，殊非立憲國家所應有”，認為“外交問題必因此益增反感，而國內更將責難於政府”。他們還催促政府“速辦免職令，還我自由身”，其他閣員也紛紛遞交辭呈。5 月19 日眾議院表決暫緩討論宣戰案，三分之二議員贊成先改組內閣，“實際已構成國會對內閣的不信任”。因此，段祺瑞的武力手段非但沒能使國會通過宣戰案，反而導致內閣成員辭職和國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5 月23 日段祺瑞被免職，實是弄巧成拙。

三

政學會是由民國元年國民黨分化后形成的重要派別，但與之已有較大不同。作為一個新的政治派別，政學會成立之初就極力在國會和政府中就一些重大的政治、外交問題提出主張、開展活動，顯示出強烈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造意識，為民初政壇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他們的政治主張及活動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其他政治派別的贊同和支持，進而推動和影響了北京民國政府的政治變遷及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

政學會圍繞省制、定孔教為國教、國會體制等提出的主張及活動，體現了反對集權和強調“權力制衡”的思想傾向，追求的是分權主義議會政治的道路，表明政學會繼承了民國元年國民黨的自由派傳統。分權主義的議會政治道路，是中國特色資產階級自由派實現自身價值，推行政治綱領以及最少風險公開行動的最佳選擇。因為，走分權主義的議會政治道路，可以通過議會立法的民意化，使自己的綱領變成當權者的主張；通過行政手段的法治化，使自己雖不居其位，但得行其是；通過議會政治分權原則的司法獨立化，可以避免和其他政治勢力在發生利益分歧時正面對抗；通過憲法規定有任期限制的首長對軍隊的統率權，避免個人私有軍隊，而使軍隊國家化。

圍繞對德參戰問題，政學會的主張及活動直接影響了國會能否通過對德絕交與宣戰案，由於其對內閣的支持和積極斡旋，段祺瑞辭職赴津后又返京復職；其閣員的辭職又引發政府危機和段內閣的垮台，由此可見政學會對北京民國政府的政治變遷頗有重要影響。政學會最終取反對參戰的立場，實因其以岑春煊出任四川督軍作為幫助政府通過宣戰案的交換條件遭到段祺瑞的毅然拒絕，即是說政學會“藉機擴充本派勢力的條件未能得到段的同意”。他們的打算是，“擁戴岑春煊為領袖，謀取地方實權，以求將來發展”。因此，以岑春煊督川是他們的一個重要目標。可見，獲得實際政治權力始終是政學會極力追求的目的，無論在國會還是在內閣都是如此，而對德外交恰好為政學會尋求發展提供了機會。政學會一度支持段祺瑞政府對德絕交，是因為段祺瑞內閣中政學會有兩名閣員，同時祺瑞段擁有北洋軍事實力，若能藉助必有利於實現其政治目的。但面對段祺瑞的暴力舉動，政學會認為是“玷及政府，恥在歷史”的事件，是對北京民國政府分權主義議會政治的破壞，因此選擇與其分道揚鑣。而黎元洪提出對德宣戰與否，政府“應先與代表國民之國會協議”，真正的決斷“必出之於人民”；政學會認為“但須府院國會一致”，並多次強調“政府方面應注意民意”，此後二者的主張漸趨一致。再者，黎元洪對民初建立共和政體有功，於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后恢復共和有勞，政學會能在國會有一定力量和影響，在北方獲得較大發展：“皆黎氏提攜之力”，同時也與黎元洪進行了較好的合作。

政學會對德宣戰態度的演變過程，明確地反映了其“不走極端”、“不事對立”、“不崇拜個人”和“難進易退”的政治主張，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屬性，是體制內中國特色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一次重要政治參與。其在民初國會中的一系列作為，對北京民國政府的政治變遷發揮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