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佛寺

創建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北涼，距今約有1600年歷史。天梯山山峰巍峨，陡峭峻拔，高入雲霄，山有石階，拾級而上，道路崎嶇，形如懸梯，故稱天梯山。山巔常年積雪，俗稱“天梯積雪”，為涼州八景之一。石窟中大佛依山而坐，腳下碧波蕩漾，薄雲纏繞其身，構成了一幅山、水、佛、雲渾然一體的壯觀奇景，是涼州頗負盛名的旅遊勝地。

北魏、隋、唐、西夏期間均有擴建，至明、清時期已成為喇嘛教寺院。據明朝正統十三年（1448）《重修涼州廣善寺銘》記載：明朝正統十年大佛寺尚存26處。由於地質結構鬆軟，在歷次地震中有不同程度的損壞，僅1927年涼州大地震，就震毀洞窟10餘處。1959年9月，因修建黃羊水庫，窟址處水庫淹沒區，部分造像、壁畫搬遷至甘肅省博物館，北魏、隋唐時期的藏文經卷、絹畫等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現在僅存3層，大小洞窟17處。最大的洞窟殘高30米，寬19米，深6米。窟內有釋迦牟尼造像1尊，高15米，寬10米，大佛左右兩旁有文殊、普賢菩薩，廣目、多聞天王和迦葉、阿難等6尊造像，造形生動，神態威嚴，形象各異。窟內南北兩壁上繪有大幅壁畫。南壁為雲紋青龍，中部為大象梅花鹿，大象背部馱有熠熠發光的經卷，下部是猛虎和樹木花卉。北壁上部繪有青龍；中部繪有白馬、墨虎、菩提樹，馬背上經卷閃閃發光；下部繪有牡丹花卉。整個壁畫筆觸清新，色澤艷麗，氣勢磅礴，形象逼真。

又稱涼州石窟，位於城南約50公里處的中路鄉燈山村大坡山南崖絕壁間，窟下有寺，也稱大佛寺、廣善寺。乾隆《武威縣誌》：“大佛寺，城東南一百里，有石佛像，高九丈，貫樓九層，又名廣善寺。”這在《法苑珠林》等佛教經籍中都有記載。石窟造像別具一格，或石雕或泥塑，其規模宏偉壯觀，精美絕倫，千姿百態，可與敦煌莫高窟媲美；大佛含笑，高30米，右手指向磨臍山，雍容典雅，莊嚴肅穆，有氣吞煙霞，揮斥乾坤之勢。據有關史料記載：此石窟是北涼王沮渠蒙遜於公元412年至439年之間開鑿的。是在天然洞穴的基礎上創鑿的，距今已有1580多年的歷史。東晉元熙八年（412）十月，蒙遜由張掖遷都於姑臧，稱河西王，設置官署，修繕宮殿，建起城門諸觀。同時召集涼州高僧曇曜及能工巧匠劈山開路，伐木毀林，大造佛像。不久其母車氏病逝，特在窟中為其母先雕鑿5米高石像一尊，形似泣涕之狀，表示懺悔。

因歷代戰亂，加上自然災害頻繁（主要是地震），石窟殘損嚴重，特別是1927年的大地震，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九層貫樓和大部分洞窟頃刻間震毀，許多塑像受到損失，倖存比較完整的有8窟，大佛坐像安然無恙。石窟裡面有北魏、隋、唐時期的漢藏手寫經卷，唐初絹畫菩薩像，唐、五代、西夏（宋）、元、明、清各代塑像、壁畫、經卷等。雖地勢險峻但蘊藏豐富。佛教興盛是五涼時期涼州文化發展的一大特徵。此窟的開鑿，引起佛教界注目，使西域高僧接踵而至，他們在涼州講經說法，翻譯佛經，更具盛名。

不僅是我國開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國早期石窟藝術的代表。在開鑿的過程中，培養了一批開鑿石窟的能工巧匠和雕塑家、彩繪家。曇曜等人在完成之後，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和佛教中心的東移，東下平城（今山西大同），開始了新的開鑿生活，成為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的重要技術力量，曇曜則成為北魏的佛教領袖。據歷史記載，439年，北魏滅北涼，從姑臧遷宗族吏民3萬戶至平城，其中有僧侶3000多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既反映了涼州的人口眾多，也說明了佛教的興盛。這3000僧人實際上就是“涼州模式”的創造者，推動著北魏崇佛風氣日漸興盛。北魏滅北涼結束了河西地區140餘年割據而繁榮的局面，曾經盛極一時的涼州佛教及其藝術受到重創，涼州的僧人紛紛外流，除遷平城外，一部分向西遷往敦煌等地，由此也促進了敦煌佛教的興盛，使敦煌成為繼涼州之後的河西佛教中心，並推動了河西石窟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高峰──敦煌石窟文化的迅速發展。

遷往平城的工匠、僧人中不乏高僧法師。據《釋老志》、《世祖紀》、《高祖紀》記載，涼州僧人師賢到平城后，任道人統（管理宗教事務的官職），並於公元452年建議並親自主持，開始造帝王化的佛教石像。公元460年，師賢去世，涼州高僧曇曜繼其職，改道人統為沙門統，繼續主持造像工作，並於平城近郊開鑿雲岡石窟。他只用了短短几年（460～465年）就完成了雲岡石窟的代表作品“曇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雲岡石窟最宏偉的雕像和代表作。后經歷代開鑿，使雲岡石窟成為中國最大的石窟群之一，雕造富麗，為全國石窟之冠。據《魏書·釋老志》記載，魏文成帝拓跋睿和平年間，由涼州僧人曇曜主持，開鑿石窟五所，即第16至20窟。之後陸續興建，前後歷60年，無數的雕塑家在53個洞窟里雕刻了佛像、飛天等51萬多件。其間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之前。這些宏大精美的雕塑，是雕塑家們智慧和藝術才華的結晶，而涼州僧人及其工匠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見，在佛教文化和石窟寺藝術方面，北涼和北魏是源流關係，即北涼為“源”，北魏為“流”。據《魏書·釋老志》記載，馳名中外的龍門石窟是繼雲岡石窟之後開鑿的。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從這時起，歷經東魏、西魏、北齊直至明清，營建了規模宏大的龍門石窟群，同時還開鑿了鞏縣石窟和附近的幾座石窟。龍門石窟的建造藝術風格，無不體現著雲岡石窟的特點，具有強烈的南朝文化和中原傳統漢文化色彩，又有濃厚的北方文化因素。因此，稱為石窟之鼻祖是當之無愧的。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往往從年代上確定石窟藝術在佛教史和美術史上的地位。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是看其在石窟中的影響。如果單從年代上看，新疆的許多石窟都比敦煌石窟和中原石窟要早，但它對中原石窟沒有產生直接影響或影響甚微。按史料記載，莫高窟始創於前秦建元二年，即前涼昇平十年（366），炳靈寺石窟169號的題記是公元420年，創建於412～439年。從年代上看比莫高窟遲一些，與炳靈寺石窟基本相當。但這兩個石窟尤其是莫高窟現在的影響非常大，一提石窟，必稱莫高窟和雲岡、龍門。但北魏時期的莫高窟並不有名，也沒有對雲岡、龍門產生直接影響，反而是涼州僧人及其大佛寺，聲名顯著，對莫高窟和敦煌佛教的發展產生過一定影響。目前，專家們一致的看法是，莫高窟雖為中國內地最早的石窟藝術開創地，但它正式開窟建寺的時間要從420年北涼滅西涼之時算起。莫高窟歷史上出現的開鑿盛期是北魏孝明帝時（516～528年）。這時隨著洛陽的一批官宦、僧侶和工匠的進入，中原漢風在這裡開始流行。而這已經是大佛寺開鑿100年以後的事。從以上的簡單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石窟的影響過程應當是：大佛寺—雲岡石窟─龍門石窟─敦煌石窟。這裡並非有意貶低莫高窟而提高天梯山，而是從影響和源流關係上探索出中國石窟的一種發展脈絡，用事實說明，真正影響中原石窟風格的非大佛寺莫屬。

天祝藏歌象其它少數民族一樣，在漫長曲折的歷史發展中，天祝藏胞有著自己獨特的風俗；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唱藏歌。藏歌的內容非常豐富，無論是生活、生產、喜怒、婚喪，都能用歌聲來表達。所以民間有“天上的星星數不清、天祝的歌兒唱不盡”的說法。

天祝藏歌一般可分為5類：第1類是酒麴。即每逢喜日、佳節和平時飲酒時，都會聽到高昂而優美的酒麴。酒麴含有序曲、讚歌、逗趣歌、問答歌、吉祥歌和婚禮歌。第2類是情歌，它包含有相識、見面、相戀、嬉歌、思念、反抗歌等。第3類是長歌。共有兩種：一種是敘事詩，主要有“拉央和英措”。另一種是問答形式的大部頭詩，如“羊贊”、“馬贊”、“帽子贊“、“大鵬歇”等。第4類是歌表演，邊舞邊唱，風趣通俗，優美動人，適合即興表演。第5類是生活歌。主要有擠奶歌、搖籃曲等。邊塞古城武威，是絲綢之路上一顆璀璨的明珠。西漢前曾為月支、匈奴等游牧民族聚居之地，或土屋而居，或穹廬而處，以游牧為生，其風情習俗頗殊內地。漢武以後，開疆置郡、武威漸為漢族與其他民族雜居之地，農牧業相繼發展。

漢王朝為了增強河西走廊實力，實行“徒民實邊”政策，中原漢族大批遷徒河西，於是社會風情習俗逐漸接近中原。自晉以後，由於少數民族首領割據中原，中原動亂，文人學士又相繼西來河西，歸附前涼，使河西成了當時保留中原文化習俗的地區之一，出現了如史書所載：“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的局面。人民節儉淳樸，勤勞憨直，“敦禮讓，質而不野”。舊志記載“涼之俗，士短於世不供，農闕於蠶不情，工歉於精密不淫，商賈薄於貨財不詐”。明清以來，有關人口增長和農業的發展，特別是近百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經濟建設日益繁榮，交通事業迅速發展，人口來往交流頻繁，相應的社會習俗也在不斷變革。作為千年古郡,武威民間習俗源遠流長。待人禮儀、酒俗、留須、祝壽、備棺、穿紅襖、送奶、洗三、過滿月、拜乾親、祭神、方言土語、婚嫁嬪葬……又稱涼城，是武威地區行署駐地，位於甘肅省西部河西走廊東端。武威屬冷溫帶乾旱區，年平均降雨量約160毫米，年平均氣溫為7.8度。石羊河由南向北流經全境，物產豐饒，古稱“銀武威”，有“涼州不涼米糧川”之說。武威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旅遊資源豐富多彩。主要有中國旅遊標誌銅奔馬出土地雷台漢墓、號稱“隴右學宮之冠”的武威文廟、絲路名剎海藏寺，勘稱石窟之祖的大佛寺及沙漠公園等。武威是絲綢之路汽車旅遊線的必經之地，312國道和蘭新鐵路複線橫貫全境，交通相對便利。武威旅遊接待與服務設施已配套成龍，初具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