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三大聖人

東方三大聖人

西方學者評出“東方三大聖人”,第一是道聖老子,第二是德聖孔子,第三是智聖六祖慧能,正好代表了中國三教:以老子為代表的道教,以孔子為代表的儒教,以禪宗六祖慧能為代表的中國佛教。

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又稱不列顛圖書館,是英國的國家圖書館,享譽世界,為世間藏書的權威地之一。該圖書館廣場樹立有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是全球聞名的。這世界十大思想家中,有三人來自東方(亞洲):老子、孔子、慧能,他們就是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三聖”。正是這儒釋道三聖塑造了中國文化。

老子


簡介

老子
老子
老子(生於公元前571年~卒於?)春秋末期思想家、哲學家,道家的創始人。被唐太宗李世民封為:“大聖祖高上大廣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譽有東方三大聖人之首,《紐約時報》評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孔子曾數次向老子問禮、求道。自古有“老子天下第一”之稱。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鍊的“命”——是意義完整的、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機器,有這樣的“命”或人生,你這個人才算是活得有價值,你要修一個好的人生、快樂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過得有價值。老子的《道德經》雖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哲學家。《道德經》的每一句話都是“蜂王漿”。老子可能三五個字就夠我們用一輩子。現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實還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觀點,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之類,就是我們常說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和“大朴不雕”,這既是老子“無為”的政治主張,也是老子對於個人修養的治學主張。
春秋時期,老子集古聖先賢之大智慧。總結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華,形成了“無為無不為”的道德理論,標誌著道家思想已經正式成型。
道家以“道”為核心,認為天道無為、主張道法自然,提出無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剛、剛柔並濟等政治、軍事策略,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是“諸子百家”中一門極為重要的哲學流派,存在於中華各文化領域,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大量的中外學者開始注意到與吸取道家的積極思想,故學者說:“道家思想可以看為中國民族偉大的產物。是國民思想的中心,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氣概。”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春秋時期,老子集古聖先賢之大智慧,總結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華,形成了無為無不為的道德理論。標誌這道家思想已經正式成型。從此成為古往今來治國治家的至尊寶術。以老子、文子、列子、莊子、管子等為主要代表,主張“無為、璞朴、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等等。尤其重要的是,道家雖有經典著作,可思想並不圈囿(quānyòu)於著作之中。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總結、發展、著典籍為主要路徑,每一次思想的跳躍都經歷了極其長時間的眾人積累,這也再一次的凸顯了道家的生命力。道家人物既可入世建功;亦可飄然而去,在歷史長河中每當災世來臨之時,道家人物以一身浩然道氣挑戰災難亂源,誅邪衛道,撥亂反正,也因此激蕩出眾多膾炙人口的傳奇篇章。
道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史公司馬談在《論六家旨要》所論。道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虛無為本,因循為用”,“無成執,無常形”、“因時為業”、“時變是守”。故太史公突出強調‘變’。這得益於道家所具有的職業優勢和深厚的知識背景。道家出自史官,在古代,史官的職責主要為觀察星象、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檔案,掌管著華夏部落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所有官方所擁有的珍貴典籍,故其為通曉當時一切知識部門的偉大學者。在此意義上,道家可稱之為中國古代的婆羅門。

孔子


簡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人(今山東曲阜);祖籍宋國夏邑(今河南商丘夏邑)。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孔子曾受業於老子,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傳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賢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其儒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孔子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的思想

• 道德思想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孔子晚年時期的最高理想稱之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天下沒有欺詐,沒有盜賊,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嚴格了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小康”社會是孔子主張的較低的政治目標。“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后的階級社會的“盛世”,是近期奮鬥目標。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後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鬥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到其影響。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範,“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係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後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後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並非不要“利”。《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干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雲一樣,不屑於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
•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他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髮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範,“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於改過等方法。“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
他最早提出啟髮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採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徵,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範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係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於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不富足,國君沒有富足的。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於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裡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於經濟領域。
• 美學思想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並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後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在易學中明確提出了“美在其中”、“見仁見智”等著名美學命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宗基礎上提出了美宗——陽剛、陰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認為“陰陽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謂是美學之宗”。
• 史學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後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儘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我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六祖慧能


簡介

禪宗六祖慧能
禪宗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生於公元638年~卒於公元713年)被尊為禪宗六祖的曹溪惠能大師,對中國佛教以及禪宗的弘化具有深刻和堅實的意義。惠能得到五祖弘忍傳授衣缽,繼承了東山法脈並建立了南宗,弘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教法門。他弘化於嶺南,對邊區以及海外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啟迪和影響,王維《能禪師碑銘》謂其:“實助皇王之化”;同時也引起了中原皇室的尊重和供養,皇室屢次迎請惠能進宮,並為其建寺造塔。在滑台大雲寺的無遮大會之後,通過對南北是非的辯論,奠定了曹溪禪在禪宗的地位。在惠能入滅一百年後,禪者已非曹溪不足以談禪。柳宗元撰《賜謚大鑒禪師碑》說:“凡言禪,皆本曹溪。”武宗滅法之後,曹溪禪即位居中國佛教的主流地位。

慧能的思想

• 見性成佛
壇經》的主體──大梵寺說法,是“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首先揭示“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於是立“定慧不二”;“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為宗”;“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頓悟見性”。這是依經說的“般若”,“定慧”,“三昧”等發明見性。開示本性“念念不住”,修“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的無念法門。“授無相戒”部分直示眾生身心中,自性佛,自性三寶,自性懺,自性自度等。佛不在外求的意趣格外明顯。而答疑的“功德在法身”和“凈土在自心”也與此相契合。這二部分,《壇經》(燉煌本)以“自性”為主題而貫徹一切,直顯自性,見性成佛。
惠能“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繼承了道信以來的禪門,是“不念佛,不看心,不看凈”的一流。惠能在東山傳統“即心是佛”的基石上樹立起“見性成佛”的禪,這融合了南方盛行的《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說。《涅槃經》的“佛性”是“如來藏”的別名。如來藏,我,佛性,不但是小乘,菩薩也不容易明見,如《大般涅槃經》說:“菩薩雖具足行諸波羅蜜,乃至十住,猶未能見佛性。如來既說,即便少見”。能究竟明見的是佛,也如《大般涅槃經》所說:“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見佛性,了了無礙”。
惟有佛能了了見佛性,明見佛性就是佛,所以梁代僧亮說“見性成佛”。印順法師認為,這裡體現了“定慧等”與“見性成佛”的關係,同時也找到《壇經》“定慧不二”,“見性成佛”的來源。而曹溪惠能融合了《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見性成佛”,與達摩的“真性”禪和道信的“念佛心是佛”相比較,內涵更廣大了,而實質還是一脈相傳的如來藏說。不過曹溪禪融合了“佛性”(即是“我”),更通俗簡易,更適合多數人心,更富於“真我”的特色。
• 直指心傳
曹溪的禪風不只是“見性成佛”,而且是“直指心傳”。東山門下的禪是有層次的。一般是“念佛名,令凈心”,如學者有所領會則“密來自呈,當理與法”。授與的法不被局外人所知,這是“密以方便開發”的“密意”、“密印”。惠能不用念佛、凈心等方便,而“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直捷了當指出“眾生本性念念不住”;“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要學者直從自己身心去悟入自性──“見性”。雖還是言說,而到達了言說的邊緣。這將東山門下的密授公開了。惠能“直指”、“直示”;弟子“直了”、“直入”。憑惠能自身的深徹悟入和善識根機,要學者直下去頓見真如本性,禪風煥然一新。
到這裡,達摩禪經歷二度的發展:達摩傳來的如來藏禪,本是少數人的修學,“領宗得意”不容易多得。道信與弘忍在“一行三昧”的融合下,念佛,長坐,使門庭廣大起來,引入甚深法門。但東山的“法門大啟”,不免流於“看心,看凈,不動,不起”的方便。曹溪惠能不用“念佛”、“看心”等方便,直示“本有菩提般若之智”,以“無念為宗”,要人從自己身心去“見性成佛”;將楞伽如來藏禪的核心,在普遍化的基礎上,不拘於方便,而直捷簡易的弘闡起來,這就是《壇經》所說的“大乘頓教”。
之後,《壇經》經過了神會門下和洪州門下的添糅,洪州門下從見聞覺知、動靜語默中去悟入;神會門下從現前心念,以“無念”而悟入。而這“直顯心性”的曹溪禪並不是新起的,卻是東山門下所傳的:教外別有宗──不立文字,頓入法界,以心傳心的達摩禪。原始的如來藏說,從達摩到曹溪門下,更加的公開、簡易、直捷。人人有佛性,見性成佛;也就是人人有我,見我得解脫。這對一般人來說,因其簡易、直捷不過,容易為人所接受、體驗。所以“凡言禪者皆本曹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