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三大聖人

老子（生於公元前571年~卒於？）春秋末期思想家、哲學家，道家的創始人。被唐太宗李世民封為：“大聖祖高上大廣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譽有東方三大聖人之首，《紐約時報》評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孔子曾數次向老子問禮、求道。自古有“老子天下第一”之稱。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鍊的“命”——是意義完整的、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機器，有這樣的“命”或人生，你這個人才算是活得有價值，你要修一個好的人生、快樂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過得有價值。老子的《道德經》雖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哲學家。《道德經》的每一句話都是“蜂王漿”。老子可能三五個字就夠我們用一輩子。現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實還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觀點，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之類，就是我們常說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和“大朴不雕”，這既是老子“無為”的政治主張，也是老子對於個人修養的治學主張。

春秋時期，老子集古聖先賢之大智慧。總結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華，形成了“無為無不為”的道德理論，標誌著道家思想已經正式成型。

道家以“道”為核心，認為天道無為、主張道法自然，提出無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剛、剛柔並濟等政治、軍事策略，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是“諸子百家”中一門極為重要的哲學流派，存在於中華各文化領域，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大量的中外學者開始注意到與吸取道家的積極思想，故學者說：“道家思想可以看為中國民族偉大的產物。是國民思想的中心，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氣概。”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春秋時期，老子集古聖先賢之大智慧，總結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華，形成了無為無不為的道德理論。標誌這道家思想已經正式成型。從此成為古往今來治國治家的至尊寶術。以老子、文子、列子、莊子、管子等為主要代表，主張“無為、璞朴、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等等。尤其重要的是，道家雖有經典著作，可思想並不圈囿（quānyòu）於著作之中。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總結、發展、著典籍為主要路徑，每一次思想的跳躍都經歷了極其長時間的眾人積累，這也再一次的凸顯了道家的生命力。道家人物既可入世建功；亦可飄然而去，在歷史長河中每當災世來臨之時，道家人物以一身浩然道氣挑戰災難亂源，誅邪衛道，撥亂反正，也因此激蕩出眾多膾炙人口的傳奇篇章。

道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史公司馬談在《論六家旨要》所論。道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虛無為本，因循為用”，“無成執，無常形”、“因時為業”、“時變是守”。故太史公突出強調‘變’。這得益於道家所具有的職業優勢和深厚的知識背景。道家出自史官，在古代，史官的職責主要為觀察星象、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檔案，掌管著華夏部落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所有官方所擁有的珍貴典籍，故其為通曉當時一切知識部門的偉大學者。在此意義上，道家可稱之為中國古代的婆羅門。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人（今山東曲阜）；祖籍宋國夏邑（今河南商丘夏邑）。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孔子曾受業於老子，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傳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賢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其儒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孔子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 道德思想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孔子晚年時期的最高理想稱之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天下沒有欺詐，沒有盜賊，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嚴格了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小康”社會是孔子主張的較低的政治目標。“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后的階級社會的“盛世”，是近期奮鬥目標。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後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鬥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到其影響。

•經濟思想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範，“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係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後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後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並非不要“利”。《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干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雲一樣，不屑於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

•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他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髮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範，“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於改過等方法。“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

他最早提出啟髮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採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徵，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範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係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於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不富足，國君沒有富足的。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於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裡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於經濟領域。

• 美學思想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並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後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在易學中明確提出了“美在其中”、“見仁見智”等著名美學命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宗基礎上提出了美宗——陽剛、陰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認為“陰陽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謂是美學之宗”。

• 史學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後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儘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我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六祖慧能（生於公元638年～卒於公元713年）被尊為禪宗六祖的曹溪惠能大師，對中國佛教以及禪宗的弘化具有深刻和堅實的意義。惠能得到五祖弘忍傳授衣缽，繼承了東山法脈並建立了南宗，弘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教法門。他弘化於嶺南，對邊區以及海外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啟迪和影響，王維《能禪師碑銘》謂其：“實助皇王之化”；同時也引起了中原皇室的尊重和供養，皇室屢次迎請惠能進宮，並為其建寺造塔。在滑台大雲寺的無遮大會之後，通過對南北是非的辯論，奠定了曹溪禪在禪宗的地位。在惠能入滅一百年後，禪者已非曹溪不足以談禪。柳宗元撰《賜謚大鑒禪師碑》說：“凡言禪，皆本曹溪。”武宗滅法之後，曹溪禪即位居中國佛教的主流地位。

• 見性成佛

《壇經》的主體──大梵寺說法，是“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首先揭示“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於是立“定慧不二”；“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為宗”；“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頓悟見性”。這是依經說的“般若”，“定慧”，“三昧”等發明見性。開示本性“念念不住”，修“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的無念法門。“授無相戒”部分直示眾生身心中，自性佛，自性三寶，自性懺，自性自度等。佛不在外求的意趣格外明顯。而答疑的“功德在法身”和“凈土在自心”也與此相契合。這二部分，《壇經》（燉煌本）以“自性”為主題而貫徹一切，直顯自性，見性成佛。

惠能“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繼承了道信以來的禪門，是“不念佛，不看心，不看凈”的一流。惠能在東山傳統“即心是佛”的基石上樹立起“見性成佛”的禪，這融合了南方盛行的《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說。《涅槃經》的“佛性”是“如來藏”的別名。如來藏，我，佛性，不但是小乘，菩薩也不容易明見，如《大般涅槃經》說：“菩薩雖具足行諸波羅蜜，乃至十住，猶未能見佛性。如來既說，即便少見”。能究竟明見的是佛，也如《大般涅槃經》所說：“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見佛性，了了無礙”。

惟有佛能了了見佛性，明見佛性就是佛，所以梁代僧亮說“見性成佛”。印順法師認為，這裡體現了“定慧等”與“見性成佛”的關係，同時也找到《壇經》“定慧不二”，“見性成佛”的來源。而曹溪惠能融合了《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見性成佛”，與達摩的“真性”禪和道信的“念佛心是佛”相比較，內涵更廣大了，而實質還是一脈相傳的如來藏說。不過曹溪禪融合了“佛性”（即是“我”），更通俗簡易，更適合多數人心，更富於“真我”的特色。

• 直指心傳

曹溪的禪風不只是“見性成佛”，而且是“直指心傳”。東山門下的禪是有層次的。一般是“念佛名，令凈心”，如學者有所領會則“密來自呈，當理與法”。授與的法不被局外人所知，這是“密以方便開發”的“密意”、“密印”。惠能不用念佛、凈心等方便，而“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直捷了當指出“眾生本性念念不住”；“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要學者直從自己身心去悟入自性──“見性”。雖還是言說，而到達了言說的邊緣。這將東山門下的密授公開了。惠能“直指”、“直示”；弟子“直了”、“直入”。憑惠能自身的深徹悟入和善識根機，要學者直下去頓見真如本性，禪風煥然一新。

到這裡，達摩禪經歷二度的發展：達摩傳來的如來藏禪，本是少數人的修學，“領宗得意”不容易多得。道信與弘忍在“一行三昧”的融合下，念佛，長坐，使門庭廣大起來，引入甚深法門。但東山的“法門大啟”，不免流於“看心，看凈，不動，不起”的方便。曹溪惠能不用“念佛”、“看心”等方便，直示“本有菩提般若之智”，以“無念為宗”，要人從自己身心去“見性成佛”；將楞伽如來藏禪的核心，在普遍化的基礎上，不拘於方便，而直捷簡易的弘闡起來，這就是《壇經》所說的“大乘頓教”。

之後，《壇經》經過了神會門下和洪州門下的添糅，洪州門下從見聞覺知、動靜語默中去悟入；神會門下從現前心念，以“無念”而悟入。而這“直顯心性”的曹溪禪並不是新起的，卻是東山門下所傳的：教外別有宗──不立文字，頓入法界，以心傳心的達摩禪。原始的如來藏說，從達摩到曹溪門下，更加的公開、簡易、直捷。人人有佛性，見性成佛；也就是人人有我，見我得解脫。這對一般人來說，因其簡易、直捷不過，容易為人所接受、體驗。所以“凡言禪者皆本曹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