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容號

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向德國伏爾鏘造船廠訂造了3艘軍艦，排水量2950噸，使用鍋爐動力，被稱為海容級巡洋艦，海容號即為首艦。

1897年9月15日竣工，1898年7月27日抵達大沽，辛亥革命時管帶為喜昌。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上海的戰況形勢越來越險惡，南京也遭到日軍的空襲。為阻止敵艦沿江而上、進犯南京，蔣介石命令時任海軍部長陳紹寬，實施封鎖長江的作戰計劃——阻塞長江下游的江陰水道。陳紹寬從8月11日開始，先後將海軍已經老舊的當時最大的巡洋艦“海圻號”、“海容號”、“海琛號”、“海籌號”等43艘陳舊艦艇和戰時徵用的185艘民船（總噸位達63800噸）（海容號時任艦長為歐陽勣），1959年4月25日撈起。

150毫米40倍徑克虜伯速射炮3門（艦艏左右各一門、艦艉一門），105毫米40倍徑克虜伯速射炮8門（兩舷各四門），37毫米哈乞開斯機關炮6門，8毫米馬克沁機關炮6門，60毫米克虜伯行營炮1門，14吋魚雷發射管3支（其中一支為水下發射管）

“海容”艦曾多次奉派到海外執行任務。1907年“海容”艦與“海籌”艦前往南洋，巡視西貢、新加坡等地，並慰問當地華僑，被稱為多年未有的盛事。當年10月，“海容”艦與“海圻”艦再次前往南洋，考察商務，慰問華僑。先後到訪英屬菲律賓、法屬西貢、泰國首都曼谷、荷屬巴達維亞、三寶壠、泗水、日惹、梭羅及附近蘇門答臘的汶島、英屬新加坡、檳榔嶼及大小霹靂等眾多港口，受到當地華僑的熱烈歡迎。此後，清政府決定每年都派軍艦前往南洋慰問華僑，宣示國威。1909年“海容”艦與“海圻”艦按計劃前往南洋，先後抵達新加坡、巴達維亞、三寶壠、泗水、巴里坤旬、日惹、望加錫、西貢等埠，歷時2個月。

儘管“海容”艦有著多次航行海外的經驗，但出國參加多國聯合軍事行動，卻是首次，經驗不足，加之時間緊迫，準備工作昱得非常忙亂。“海容”艦向海軍部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將執行此次任務的各項所需，包括艦上人員、過冬設備、供應補給、糧餉服裝等等，一一列出，請予補充。海軍部原則上予以批准，為“海容”艦補充了20多名官兵，並準備了各種急需的物資。隨後，“海容”艦在上海入塢勘底，檢修機器，做好出發準備。

1918年4月9日，“海容”艦由艦長林建章指揮，從上海起航，前往海參崴。林建章，字增榮，1874年生於福建長樂，1896年畢業於江寧(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先後任魚雷艇艇長和巡洋艦艦長，1917年由“南琛”號巡洋艦艦長，升任“海容”艦艦長。

“海容”艦出發后，一路北上。行至朝鮮濟州島巨文港時，停泊一夜，稍事休息。接著，便穿過對馬海峽，經過4天航行，最終在17日抵達海參崴。

“海容”艦抵達海參崴后，在港口中心碼頭拋錨。中國駐海參崴總領事和中華總商會派員登艦，對祖國軍艦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當時，海參崴港內沒有俄艦，停泊的都是英國、美國、日本的軍艦，整個港口被聯軍佔領。“海容”艦抵達后，艦長林建章即前往拜會各協約國海軍司令，進行聯絡。

海參崴原是中國領土，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被沙俄搶佔，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國於1862午將海參崴改建為軍港，可以停泊多艘萬噸以上的巨輪。海參崴是一個天然良港，港底沒有暗礁，航行毫無阻礙。夏季氣候宜人，但冬季會凍港，時間約在11月到次年2月間，港口為堅冰覆蓋，冰上甚至可以行駛馬車。

中國在海參崴設有總領事館，還有民間組織中華總商會，當地華僑有2萬多人，都是山東籍，總領事和商會會長也是山東人。多數華僑在每年春季來到海參崴謀生，冬季封凍時回國。長期居住在海參崴的華僑，主要聚居在中國街，靠開店鋪、做小買賣為生，他們與俄國人相處融洽，有的還娶了俄國媳婦。中國街的市面與山東的街市完全一樣，有山東菜館，還有丹桂、瀛洲兩座戲園子，演員大多來自北京和天津，演出很受華僑們的歡迎。

“海容”艦到達時，海參崴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街上只有很少的俄國警察站崗。為了維護治安，協約國駐軍設立了治安指揮部，由一名美國陸軍少校負責，各國軍艦每天輪流派出12名水兵組成巡邏隊，與白俄警察共同維持治安。

“海容”艦官兵除參加聯合行動外，還積極與當地的有關中國機構配合，保護華僑利益，受到他們的稱讚。

不久，各國陸軍也陸續開進俄遠東地區。距離俄國較近的日本，企圖長期佔領俄西伯利亞地區，派軍最多，有幾個師團。於是，各國公推日本的大谷大將為聯軍總司令，統一指揮各國駐軍，其司令部設在海參崴商業學校內。

中國陸軍部隊抵達俄遠東地區后，只留下一個連駐防海參崴，其餘部隊駐紮在中俄邊界的五站、雙城子。

根據北洋政府的命令，駐海參崴的中國陸軍接受海軍的指揮。但“海容”艦艦長林建章只是一名海軍上校，資歷不夠，不便於指揮陸軍。不僅如此，由於軍銜低，林建章與各國海軍往來也很不方便。后經海軍部與北洋政府參戰處商議，由大總統馮國璋在8月3日發布了一道命令，以林建章為海軍代將，全權指揮中國駐海參崴的陸海軍部隊。隨後，又抽調陸海軍人員，成立辦公處作為辦事機構。林建章為最高指揮官，留法的陸軍少將喻毓西擔任參謀長。辦公處也稱“代將處”，直接隸屬於參戰處。9日，林建章正式在海參崴升旗就職。“代將處”設在中國街附近，由“海容”艦調來的20名水兵擔任警衛。海軍部還特地從國內調派海軍上校周兆瑞等3名官員，前往海參崴協助林建章辦理有關外交事宜。

“海容”艦在俄國駐防期間，沒有參加戰鬥，甚至連航行也幾乎沒有，絕大鄉數時間都一動不動地停泊在港內。時間一長，艦底吸附了許多貝類，如果任其蔓延，有可能導致進水管阻塞，致使機器失靈，必須及時進行清理。於是，海軍總司令部於1919年5月，下令調“海容”艦回國，進塢勘底。同時，命“海容”號的姐妹艦-“海籌”號巡洋艦，赴海參崴換防。

“海籌”艦在海參崴駐防僅僅幾個月，就因鍋爐滲漏，無法過冬，需回國維修。於是，海軍總司令部將其調回廈門，派“海容”艦前往接替。

10月20日，“海容”艦搭載著東北江防所需的軍械和40名官兵，從上海啟程，再次前往海參崴，並在那裡度過了又一個寒冬。

海參崴的天氣非常寒冷，軍艦有時一天就能結冰二至三尺厚，由於沒有除冰設備，只得每天早晚兩次用木棍將堅冰打碎，否則艦體會發生危險。在結凍前，軍艦的水櫃和水管，都用毛氈緊緊包紮起來，以免被凍住。

中國軍艦在海參崴駐防期間，補給也遇到不少困難。軍艦的燃料是煤炭，由於無法從國內運來，只能在當地購買，價格既貴，質量又差，產生大量煤渣，清理十分費力。所需糧餉由俄國輪船從國內運來，一般能夠保證。在淡水供應方面，由於“海容”艦為舊式巡洋艦，沒有自製淡水的設備，平時靠當地水船送水，冬季封凍，水船無法行駛，就只能節約使用艦上的存水，對洗衣、洗漱和飲水加以限制，以保證鍋爐供暖用水。蔬菜、肉類等副食品，平時在當地採買，但到冬季時當地也無貨可供，居民完全依靠每周兩到三次從本國的歐洲地區用火車運來的凍肉和蔬菜度日，常常是火車一到，就被搶購一空，所以艦上的供應往往難以得到保障。

1920年春，由美軍發起，駐海參崴的各國軍隊舉行了一次運動會，“海容”艦官兵應邀參加。因為是第一次參加國際性的比賽，事關國家和軍隊榮譽，所以中國官兵非常重視，抓緊時間進行訓練，代將林建章還特别致電海軍總司令部，從國內聘請了一位有經驗的體育教員來海參崴指導訓練。最後，中國海軍代表隊獲得總分第二名的好成績，還獲得了跨欄、拔河和撐桿跳高等幾個單項冠軍。這次運動會被拍成紀錄片在國內放映，二等兵田學龍獲得跨欄冠軍的照片還被刊登在著名的《東方雜誌》上，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聯軍總部還組織了一次閱兵，駐海參崴的一連中國陸軍和“海容”艦上的60名水兵參加了此次活動。經過一番訓練和精心準備，中國海陸軍的表現受到好評，當地華僑看到中國軍隊軍容嚴整，都感到非常激動和自豪。

由於戰事逐漸結束，各國開始從海參崴陸續撤軍。1920年6月，林建章奉命取消節制陸軍字樣，仍以代將名義駐守海參崴，不久又撤銷岸上辦公處，移駐“海容”艦。

是年10月，北洋政府正式撤銷海參崴代將處，但命“海容”艦暫時留駐海參崴保護僑商。不久，海軍改派“永健”號炮艦赴海參崴，接替“海容”艦執行護僑任務。“永健”號炮艦是由江南造船所1914年建造的，排水量只有860噸，航速13.5節。

“海容”艦於11月返回上海，結束了歷時2年多的海外駐紮。“海容”艦回國后，艦上官兵因久駐海外，給假2個月休息。林建章因指揮調度有方，被北洋政府授勛。後來，林建章升任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最後還做到海軍總長，成為當時海軍的最高首長。“海容”號與“海籌”號這兩艘巡洋艦因艦齡過長，於1937年9月25日自沉於江陰附近，用於阻塞長江航道，阻擋日軍沿長江進犯南京。

“永健”號炮艦在海參崴駐防期間，於1920年12月發生了俄匪敲詐駐海參崴僑商、擾亂治安，甚至毆打中國水兵的事件。艦長王壽廷接報，立即通過中國駐海參崴領事向俄方提出交涉。次年1月，在廟街又發生了俄警槍殺中國水兵的嚴重事件。王壽廷向俄警察廳提出嚴正交涉，並電告海軍部，諮請外交部通過外交途徑予以處理。

不久，“永健”號炮艦奉命撤防回國，中國海軍駐防海參崴的行動至此也宣告結束。後來，“永健”號炮艦在抗戰初期被日本飛機炸沉，成為抗戰中戰沉的第一艘中國軍艦。

進駐海參崴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給中國帶來嶄新的主義之前，先帶來了一個嚴峻的現實挑戰：100多萬滯留在俄羅斯境內的華僑，面對混亂而血腥的俄羅斯內戰，其生命和財產都遭到空前威脅。

告急文電雪片般地從海參崴飛往北京：

同胞正在挨餓，一些華僑的日均糧食只有4兩……

同胞正被劫掠，無論“紅”“白”，只要是扛著槍的老毛子，都把華僑當做予取予奪的金庫……

同胞正被屠殺，俄羅斯相互對立的武裝派系，都強拉華僑的壯丁，套上一件髒兮兮的軍裝，這些只聽得懂“烏拉”的中國人，就被投入到了槍林彈雨之中。即使未被強拉壯丁的，也在一撥撥穿制服的強盜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連以“護僑”名義出兵俄羅斯的日本軍隊，也莫名其妙地對華人大開殺戒……

百萬華僑翹首南望，向著北京求救。

此時中國得到國際承認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卻焦頭爛額，一邊要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一邊要應對山頭林立的國內各派勢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裝暴動的革命黨，牽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黑暗、腐朽、反動”的北洋政府，也頂住各方壓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亞武裝護僑--甚至不顧日本的威脅警告。

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執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動用軍事力量，以保護僑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

4000名中國陸軍、1艘中國軍艦，在五色國旗的引領下，開進了海參崴、開進了西伯利亞，開進了這片曾經飄揚著黃龍大旗的林海雪原……

遠東告急

此時，滯留在俄國境內的華僑，足有百萬之眾。他們之中，除了傳統的商人、手工藝人之外，還有數十萬派遣到“一戰”前線去的華工。

西伯利亞實在太廣袤了，廣袤得足以消弭任何來自歐洲的澎湃浪潮。

來自聖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時，幾乎只剩下了幾朵小小的浪花。遠東地區不足1萬人的布爾什維克，並沒有足夠的號召力，更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在通過突然的軍事政變佔領了伊爾庫茨克、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利（哈巴羅夫斯克）、海蘭泡（布拉戈維申斯克）等戰略要地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很快就被顛覆，布爾什維克依然只能在地下進行游擊戰。

遠東地區陷入了拉鋸戰

佔據優勢地位的是捍衛舊政權的白衛軍(WhiteGuard)，但也在走馬燈般地替換著領袖和政權名稱，“西伯利亞臨時政府”、“西伯利亞自治臨時政府”、“全俄臨時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罷我登場，一片鼎沸。

此時，滯留在俄國境內的華僑，足有百萬之眾。他們之中，除了傳統的商人、手工藝人之外，還有數十萬派遣到一戰前線去的華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加入了協約國的陣營，派出了大量華工，其中不少由陸路經俄羅斯前往前線。俄國陷入內亂之後，這些華工陸續匯聚到伊爾庫茨克等地，處境悲慘。

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遠東之後，海參崴等地的局勢也開始不安，暴動的消息一日數驚。當地華僑紛紛湧向中國駐海參崴總領館，“來館呼籲，接踵而至”。在俄國方面已經完全失去了對局勢控制的情況下，華僑團體如海參崴中華總商會、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伯力中華總商會、阿穆爾省華僑總會等，都緊急呼籲祖國派兵前來護僑。

海參崴中華總商會在給中國總領事館的急函中，請求“即派軍艦來崴保護，並遣陸戰精兵，發往離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屬之圖們江，及東寧縣、虎林縣、綏芬河四處預先駐紮，一旦有事，調遣較易。”

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在給大總統、國務總理和外交總長的急電中，呼籲“若不從速進兵保護，不念華僑受其塗炭，即中國權利亦將損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華總商會在發給北京的電文中說：“交通斷絕，險象環生，僑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鑒原，迅賜設法派兵保護”。

阿穆爾華僑總會在發給北京的長電中，甚至詳細列舉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護華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之外，也鮮明地提出了，此時正是從俄羅斯手裡收回晚清所喪失的利權的好機會，並且趁俄國動亂之際，在遠東地區進行經濟上的搶先布局，總之，出兵“於僑民、於國際，有百益而無一害”。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和黑龍江督軍孫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電，“商民呼籲乞援之電，日必數至”，黑河商會甚至派出代表常住瀋陽，不得出兵誓不罷休。

身在動亂災區的中國外交官們，對華僑們呼籲祖國出兵給予理解和支持。中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陸是元，在第一時間將海參崴的危機進展、華僑的艱難處境及熱切盼望，急電傳回北京，並建議中央“及早籌維，為未雨綢繆之計”。

但是，北京似乎相當為難，未能立即確定出兵。急不可耐的華僑們，說出來的話就不很中聽了。“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公開指責北洋政府:“華商經營俄邊界阿穆爾省，現值內亂、政亂，兩黨爭權奪利，全省響應，華僑人口數十萬，財產數萬萬，受該亂黨擾害，實不聊生，屢請黑龍江督軍進兵保護，苦無中央命令，未敢擅進，意將華僑生命財產置諸腦外。”

“海容”出擊

國務院隨即進行了討論，終於在3月13日決定：派遣一艘軍艦前赴海參崴護僑，由海軍部負責落實。海軍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號巡洋艦擔負這開天闢地的出國護僑任務。

其實，當外交部收到海參崴總領館報告的第二天，就立即與海軍部展開了磋商。此時，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發僅35天，考慮到十月革命波及到遠東的時差，北洋政府的行動可以說是非常及時、迅速的。

對於派遣軍艦護僑，海軍部毫無異義，認為理所當然，但是，“現時國內多事，軍艦不敷分佈”，愛莫能助，只能通過外交途徑為華僑儘力提供救助。

海軍部的婉拒，絕非推託搪塞，此時國內的確是多事之秋。

這年7月，孫文在廣東聯合西南軍閥等，發動第一次“護法戰爭”。海軍總長程璧光率領北洋第一艦隊，投奔了南方陣營，這導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軍力量大為削弱。俄國內戰導致華僑告急之時，祖國的內戰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種勢力在動聽的口號下互不相讓，紛紛指責對方“假共和”，宣稱自己才是“新共和”。遙遠的西伯利亞的華僑命運，也就只能留給當家當得焦頭爛額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對於海軍部的婉拒，外交部卻並不氣餒，當天再度發函，要求海軍部以華僑為重、以大局為重。海軍部一時處在兩難的境地，直到半個月後的聖誕節當天，才答覆：依然是無艦可調。

更多的呼籲信湧向了北京。海參崴中華總商會、伯力中華商會等華僑社團相繼到中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請願，1918年1月8日，陸是元總領事再次致電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斷調集軍艦護僑，“以慰華僑之恐慌”，“以壯華僑之膽”，並“派得力陸軍駐紮東寧、虎林、圖們江、綏芬河四處”，確保撤僑通道的暢通。

1月19日，外交部將海參崴總領事館的電報提交國務會議審議。依然被南方動亂攪得一團混亂的中央政府，同意了護僑之事。國務會議決定，由陸軍部會同奉天、吉林兩省，抽調陸軍進駐圖們江，保邊護僑。2月16日，國務會議又決定，由吉林督軍調兵綏遠，保護伯力華僑。但考慮到出兵入俄將引發複雜的國際問題，軍隊不得越境行動，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僑通道的安全與暢通。

控制東北的張作霖等奉系軍閥，與控制北京的皖系軍閥，並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護僑的問題上，雙方罕見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兩省奉命，立即抽調了大批兵力。張作霖等還在華僑中推廣自我保護辦法：“一、財產造冊送交俄官，以為損失索賠根據。二、緊急時懸掛國旗，標示華僑。三、各商設團自衛。”

但是，這種隔靴搔癢的辦法已經無法應付俄羅斯越來越惡化的局勢。2月份，布爾什維克在海參崴暴動，推翻了當地舊政權，卻未能控制局面，海參崴社會秩序徹底崩潰。日本、美國、英國也已經派出軍艦，進行武裝示威。

此時，南方“護法”陣營圍繞著擁護孫文還是擁護約法，發生了分裂。孫文希望借護法戰爭之機會，建立自己的軍隊，要求海軍總長程璧光率艦隊與他協同，攻擊駐守廣州的桂軍。桂軍乃是“護法”同志，如此內訌，遭到程璧光拒絕。孫文遂帶人強行登上同安、豫章兩艘軍艦，並轟擊廣州城。程璧光事後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兩艦艦長的職務，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孫文與桂系相互指責對方是幕後的兇手，而若干年後，“大元帥府少將參軍”羅翼群透露，殺手是由孫的親信朱執信親自安排（《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這與蔣介石暗殺革命同志陶成章如出一轍。程璧光究竟死於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懸案。

護法軍的內訌，令中央政府的壓力大為緩解。2月27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殺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睿的緊急報告，指出：日、英、美都以“護僑”為名派出軍艦，作為協約國的成員之一，“我國既已實行加入戰團，亦當速派軍艦來崴，相機應變，不但得以保護僑民之生命財產，假令一旦失和，俄國退讓之際，該三國對於俄國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爭利權，提起分割租界事，該三國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載不遇之機會，而我國僑民較諸他國眾多，若無武力以作後盾，未免向隅矣。”

邵恆睿在發給北京的電文中說:“我僑民之眾，關係之巨，處常之難，應變之險，遠非他國之比。果真處於絕交或交戰地位，又或猝值暴變，人有自衛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掉而去，我將焉往。前慮運糧為梗，我先受餓，茲虞風雲莫測，我先蒙難”。

“海容”號巡洋艦，是當時中國海軍的主力軍艦。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向德國伏爾鏘造船廠訂造了3艘軍艦，排水量2950噸，分別命名為“海容”、“海籌”、“海琛”，軍史上統稱為“海容級巡洋艦”。3艦在1937年抗日戰爭中，均悲壯自沉於江陰附近的長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軍的進攻之路。

中國派遣軍艦赴俄護僑，激怒了日本。此時的日本，正致力於建立中日的共同防衛體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滿地區”（東北北部）的特權。中國的單獨行動，大大打亂了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計劃。可以說，“海容”號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單薄，對護僑來說，實際意義並不大，但這不僅是中國執政者第一次通過武裝護衛的方式表示對海外僑胞的關切，更是在當時的弱勢環境下，對日本逼迫的一次“軟”對抗。

在日本的高壓下，中央政府一邊儘力敷衍日本，另一邊敦促“海容”號儘快成行，將生米煮成熟飯。外交部不斷催促海軍部，“即日開駛”，並電告海參崴總領館，切實做好“海容”號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補給供應。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責難下，“海容”號駛離國內軍港，4月16日在華僑們的歡呼聲中，進入了海參崴港口。

此時的海參崴港口中，已經有了另一艘懸掛中國五色國旗的商船“飛鯨”號。“飛鯨”號屬於國有企業“輪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參崴撤離華僑。這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動用民用交通工具從海外撤僑。早在確定了“海容”號巡洋艦赴俄的同時，中國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東三省地方，緊急加派機車、商船，從陸海兩路加快撤僑。“飛鯨”號於4月10日出發，先期到達了海參崴。

“海容”號巡洋艦抵達后，“飛鯨”號的撤僑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當俄方禁止華僑們搬運兩具棺木上船時，在外交交涉無效的情況下，“海容”號巡洋艦應總領館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邊檢人員也只能退讓，“始得將樞裝運”。“海容”號巡洋艦抵達后的第三天（4月18日），“飛鯨”號就滿載了1165名華僑，起錨返航煙台港。

“海容”號巡洋艦在海參崴，還多次派兵登陸，前往保護因爭奪工作機會而被當地人包圍的華工。幾次三番武裝示威后，針對華人的暴力行為大為減少。

與此同時，中央宣布放鬆自上年聖誕節開始執行的對俄糧食禁運，對運往海參崴的糧食車隊或船隊，一律從速放行，以緩解海參崴的糧食危機。國內各地立即停辦赴俄工作的護照，旅俄華工最多的山東全省動員，做好僑民的安置準備。

出兵遠東

在駐俄部隊的壯威下，在內戰最為激烈的伊爾庫茨克一線，中國外交官員不畏艱險，從莫斯科和哈爾濱聯繫調運火車，全程護送，僅1918~1919年就搶運出3萬名被困華工。

“海容”號巡洋艦進駐海參崴還不到一個月，“捷克軍團”發動叛亂，遠東局勢更為混亂。

捷克軍團全稱是“捷克斯洛伐克軍團”（TheCzechoslovakLegions），本是協約國武裝力量的一部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還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為了爭取民族獨立，捷克斯洛伐克的僑民們組織了志願軍部隊，加入俄、法等協約國的軍隊序列。而在東部前線，與俄軍對抗的德奧軍隊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軍，到二月革命爆發時，俄軍中的捷克軍團人數高達5萬。

十月革命后，列寧與德國單獨媾和。這支捷克軍團宣稱將加入法軍隊伍，繼續對抗德國和奧匈帝國。新生的蘇聯政府為不激怒德奧，下令將該軍團調往海參崴，並與該軍團達成協議：抵達海參崴后，即行繳械，然後從海參崴登船返回西歐。列寧此舉，一是為了避免刺激德奧，二是延緩捷克軍團加入法軍，三是由捷克軍團搬運全套武器裝備到遠東，加強遠東的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但這個願望隨即落空：捷克軍團進入混戰中的西伯利亞后，立即向布爾什維克開火，得到了各地“白衛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連推翻並不穩固的蘇維埃政權，到8月初已經佔領了烏拉爾、伏爾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亞的大部地區。剛剛泛“紅”的西伯利亞，又回歸了一片“白”色。

失算后的列寧立即著手彌補，建立了紅軍“東方面軍”，對捷克軍團和白衛軍展開攻擊。“白”方逐漸不敵“紅”方，開始步步向東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協約國，包括中國在內，開始積極部署營救捷克軍團的使命。

毫無疑問，拯救捷克軍團，為協約國干預俄國內戰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借口，也為中國出兵西伯利亞護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

捷克軍團事件，令遠東華僑的處境更為悲慘。捷克軍團切斷了西伯利亞大鐵路，至少20多萬華工滯留鄂木斯克和伊爾庫茨克（中國駐伊爾庫茨克領事魏渤報告），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日軍雖然數次前來賑濟災民，卻明確宣布華僑不在賑濟範圍，連購買賑濟糧的資格都沒有。

同時，管理遠東地區的“白衛軍”高爾察克政府，為了備戰，積極搜刮民間財富，而華僑、尤其是略為富裕的華僑，成為主要的盤剝對象。白俄政府不斷要求華僑換領“居留票”，進行勒索，1盧布的“居留票”，對華人卻要收取10盧布，軍警嚴厲盤查，無票和過期者將被罰款甚至監禁。華人離境，只能攜帶500盧布現金，超額的一律沒收。日本支持下的謝苗諾夫“白衛軍”，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從查獲的70多名華商身上，沒收了高達665萬盧布的巨額現金。

白俄政權之外，布爾什維克、日本軍等，也紛紛印刷各自的紙幣，強行兌換，令遠東地區成為全球紙幣幣種最多、物價最為離譜的地區。加上各種政權強行徵收高額稅收，遠東地區的華商被徹底地變成了“無產階級”。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針對華人的燒殺姦淫不絕於耳。“財產任便處置，生命隨意蹂躪”，“數十萬僑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萬財產形若壘卵。”（阿穆爾省華僑總會報告）

遠東華僑們再度向祖國發出呼籲：出兵！出兵！

此時，協約國各國也在積極磋商出兵干涉俄國內戰，日、美、英、法等逐漸形成了共識，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後，與協約國列強展開外交交涉，表示中國將隨同出兵西伯利亞，“此次若協商各國公共出兵，我國對於參戰應盡之義務，自應一致派遣一二千人，並以保護領館、僑商”。與此同時，北洋政府行動起來，籌劃利用這一良機收回被沙俄強佔的一些主權，包括中東鐵路的控制權。

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堅決反對。日本所希望的，是將中國納入所謂“中日共同防敵”的體系，中國只要提供基地和補給即可，日本軍隊將會協助保護華僑。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是藉機攫取在中國東北的更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