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

戴逵是史上著名的雕塑家兼畫家，少負才名，能文工書畫善琴，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晉書》列於隱逸傳中，稱其：“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戴逵巧思，善鑄佛像及雕刻，他曾以古製造丈六無量壽佛木像及菩薩像，“至於開敬，不足動心。”所以隱於帷中，密聽大眾的議論，不論褒貶，自會於心，以至於“精思三年，刻像乃成。”

有關他的記載見於《世說新語·巧藝》、《歷代名畫記》，時人稱他“詞美書精，器度巧絕”“善圖聖賢，百工所范”，由於他的文化內涵與技藝，不但能書善畫，並能雕塑鑄作，唐代張彥遠認為漢魏以來的佛像，皆由於“形制古樸，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現才有進一步的發展，開啟了後來曹仲達、張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畫風。戴逵是創造性的藝術家，對於古製造形的改革，使佛教造像有了審美的感動力，所以追求“動心”的藝術特質。戴逵在南京瓦棺寺作的五軀佛像，和顧愷之的《維摩詰像》及獅子國（錫蘭島）的玉像，共稱“瓦官寺三絕”。

戴逵淡泊名利，一生隱居不願出來為官，而他哥哥則想著建立領兵拒敵的功業。太傅謝安對他哥哥說：“你們兄弟倆人的志向和事業為什麼相差那麼遠呢？”他哥哥說：“因為我忍受不了那份清苦，而家弟也改變不了他的樂趣。”

戴逵（340年-396年），字安道，戴逵出生於東晉譙郡銍縣（今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鎮）一個士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父親都在東晉朝廷里做過大官，有一定的名望。他的兄長戴逯因屢立戰功，被朝廷封為廣信侯，后又陞官至大司農。當時著名的學者范宣就曾做過他的老師，並給了他以巨大的影響。史稱他“幼有巧思，聰悟博學”，又說他“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瑟，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

聰明過人，博覽群書，喜好六藝之術，不僅為戴逵日後成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極大地調動了他的創作熱情，使他多方面的藝術才能得以發揮和升華。戴逵十來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偶爾不慎打破了一隻雞蛋，他順手用絹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發現那塊絹布竟硬成一團。他大受鼓舞，立即找來破損白瓦研磨成屑，打了不少的雞蛋，濾去蛋黃，再將白瓦灰兌入蛋清之中，反覆揉搓，最後做成一碑，並命名為《鄭玄碑》，還親自寫了碑文，用刀把碑文刻到碑上。凡是見到這個碑的人，個個都讚嘆不已，認為這個小玩藝兒“詞美書精，器度巧絕”，一時在人們中傳為美談。

戴逵隨父游建康（即今江蘇南京），只見沿途山清水秀，柳暗花明，他激動不已，常立船頭，一站數小時不歸艙。特別是那漁翁身披蓑衣，頭戴斗笠，駕一葉小舟，在煙雲浩渺的水波之中，時出時沒，時隱時現，悠閑自在，無慮無憂，真是令人羨慕！

到了建康之後，他父親帶他來到著名的瓦棺寺。這瓦棺寺的住持僧原本是風流儒雅之輩，后因犯事出家，但俗緣未了，故此瓦棺寺竟成了當時建康城中文人雅士聚居的地方。當戴逵隨他父親來到瓦棺寺時，正好當時著名畫家王蒙在這裡為人作畫。戴逵見了，便覺大開眼界。王蒙素與戴家有舊，今見戴家父子到來，昔日也隱隱聽說戴逵是個神童，便要他現場作畫一幅。戴逵推辭不過，隨即蘸足濃墨，一氣呵成，畫出一幅《漁翁圖》來。原來戴逵乘船順江而下時，見著江上漁翁后，便久久不能忘懷，早在心中勾勒了這幅畫圖，此時只不過是將其複製出而已。

王蒙原本是晉朝畫壇旗手，見戴逵三下兩下，一揮而就，甚是高興。再細品畫風畫意，更覺氣韻不凡，瀟灑俊逸，大為慨嘆。他以獨具之慧眼，透過這幅《漁翁圖》，料定戴逵必非仕途之庸人，定為山川之高士。因而感嘆道：“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也”。王蒙雖非公卿王侯，卻因畫名顯赫而為世人景慕，且心性極高，驕人傲物，從不輕易褒揚他人。如今竟如此盛讚戴逵，周圍的人便知戴逵確實不同凡響，而格外地另眼相看了。

戴逵的父親致信當時的著名學者范宣，讓戴逵跟隨他學習子史經文。

這范宣字子宣，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人，博學多識，尤善“三禮”。此人一身傲骨，不慕榮華，因不滿朝廷黑暗，朝廷先後征他為主薄、太子博士、散騎侍郎等，皆堅辭不就。戴逵十分仰慕范宣的人格和骨氣，在跟隨范宣讀書的日子裡，戴逵手不釋卷，勤學好問，處處以范宣為師。“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特別希望他能讀好經學，將來好“治國平天下”。

閑暇時候，戴逵總免不了要游山逛水，習書作畫，這卻使范宣大不以為然。他對戴逵說：描形繪畫，只不過是雕蟲小技，於世無補；你應抓住青春這大好時光，認真習讀經書，深明經義，日後好輔君濟民，治國安邦。戴逵見老師並不理解自己的追求與理想，又不好與范宣正面理論，於是就依照東漢張衡寫的《南都賦》的意思，繪成一幅《南都賦圖》，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給范宣，范宣觀后，不禁為之震撼。從畫面上看，南都繁華，造極登峰；細看畫之寓意，實暗示這繁華乃過眼煙雲，不足為羨。思前想後，范宣再展畫屏，重新品味一番：其畫之意義深刻，構思精巧，手法細膩，用筆流暢，真讓人回味無窮，浮想聯翩。他立即把戴逵找來，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感受告訴戴逵，並表達了要從戴逵學畫的願望。

師徒二人在讀書作畫之餘，還常常到附近的名山大川去遊覽。每至山中，戴逵便留連忘返，不思茶飯，頓生歸隱之心。特別是會稽南之剡山，古柏怪石，清流深潭，更讓戴逵有一種歸家的感覺。隨著感情的加深，范宣越發器重戴逵，他還作主把侄女許配給戴逵為妻，這足以看出范宣對戴逵所抱的期望。

東晉時期，佛教盛行，因果報應之說十分流行，加上當時僧人們的推波助瀾，至使天下人趨之若鶩。戴逵則認為所謂因果報應，完全是人們的一種猜想，毫無根據。他同當時著名的僧人慧遠反覆論辯，常使慧遠詞屈不能應。為了反對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他還專門寫了一篇著名的論著《釋疑論》，對因果報應說提出質疑和否定。戴逵秉性高潔，常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於禮節規範。他反對當時風行的放浪形骸的社會風氣，認為所謂放達是不走正道，不足取。他說：父母去世了，卻以採藥為由而不回家的，不是好兒子。君王遇到危險，而不能挺身而出的，是那苟且偷生之臣。一個人只追求所謂放達的形式，而不去實踐做人的根本目標，這種行為就是捨實逐聲，是東施效顰。他堅決反對不求實質只求貌似的作法，以為徒貴貌似十分有害，如同“紫之亂朱”。他說，儒家尚譽，是為了提倡賢，如果失其根本，便是“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道家遠離虛名，是為了追求實，否則，情理俱虧，必然導至“本薄”--沒有根基。他主張“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先辯其取捨”。如果能做到這樣，人們雖各自走的道路不一樣，但最終會達到什麼境地，是可以預測的；世事雖然迷亂無序，卻仍然可以找到它的規律，而不至於弄錯。所以人切不可“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一句話，一定要加強自身修養，培養道德根本，不要為虛名、形式所累。

由於戴逵多才多藝，出類拔萃，自然而然地引起朝廷的注意。當時官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馬晞，聽說戴逵鼓瑟有清韻之聲，就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深以為恥，當著使者的面將瑟砸碎，說：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戴逵深切地痛恨那些故作風雅、奢侈放縱的官僚貴族，認為替他們鼓瑟是奇恥大辱。

晉孝武帝時，當時著名文豪謝安官至宰相，也聽說戴逵的名聲，便想親自見識見識他的才能。正好戴逵有事從剡縣到京師，謝安專程來看他，二人見面后，談書說琴，甚為投機。但根據當時的風俗，宰相會客，當以議國事為先，只有和庶人、伶人才議別的。因此，儘管二人談得很深入，在旁人看來，未免對戴逵有些輕慢，或者乾脆就是侮辱。但戴逵並不介意，他也仰慕謝安的才學，毫不計較自己受到的屈侮，與謝安談論琴書愈妙，“不露吝色”。不知不覺，二人越談越投機，那一輪紅日竟漸漸西沉了。謝安終未與戴逵論起政事，卻“悠然知其量”，深為戴逵高尚的道德修養，虛曠胸懷而讚嘆不已。

還是在武陵王司馬晞征他不應，鬧了一場砸瑟風波后，戴逵便決定終身不仕，舉家來到會稽剡縣，過起超凡脫俗的隱居生活來。他在剡山之中，以讀書、作畫、雕刻為樂，不問政事，逍遙自在。但他又絕非那種故作姿態的人，而是在社交中嚴格挑選對象，只和當時名士郗超、劉炎、謝安、王徽之等遍游名山大川，縱論古今書畫，探討雕刻藝術，因而被世人稱之為通隱，即十分曠達的隱士。

當時大名士王徽之家住山陰，很賞識戴逵的德操技藝，故經常和戴逵往來。有一天半夜，紛紛揚揚地下起了鵝毛大雪。這美好的景象，一生能遇幾回？王徽之立即穿衣起床，叫小僮溫來熱酒，邊飲酒邊欣賞那紛紛揚揚、漫天飛舞的雪景。幾杯酒下肚，猛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彷徨情緒湧上心頭。王徽之素對曹操不以為然，偏一首《苦寒行》至今卻叫王徽之不能忘懷。特別是“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等數語，總令他浮想聯翩，思緒萬端。自東漢末年以來，豪傑並起，封建割據，年年征戰，民生凋敝，豺狼橫行，百姓遭災，志士隱逸。如戴逵這等有才華者，竟也不問世事，隱居山林。一想到戴逵，他就巴不得立即與他見上一面。等不得天亮，他讓小僮尋來船工，連夜兼程，來到剡縣。趕到戴逵家門口的時候，天已大亮，雪也稍停，船工原以為王徽之會上岸去，誰知王徽之卻令船原路返回。船工不解，王徽之說：我是乘興而來，興盡而回，又何必一定要見到戴逵呢？戴逵得知此事後，說：徽之不囿於禮，獨鍾於情，真是我的知心朋友。

戴逵的祖父、父親都曾是晉朝的重臣，其兄又為晉朝立下汗馬功勞，因而晉孝武帝十分感謝戴家的忠心。當他得知戴逵學貫古今，名震天下，琴棋書畫，無所不精時，於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派命官帶了“束帛”到剡山征戴逵來朝為官，並封他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戴逵對來使說：“老父有病，已是氣息奄奄，且不知道還有幾日在人世，故逵之盡孝時日苦短，望皇上垂憐，收回成命。”其實這顯然是推辭之話，孝武帝也心明白，故沒有勉強。待戴逵父親西歸后，尚書僕射王王旬再次上疏，復請征戴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戴逵又找到了一個理由辭掉。戴逵一生隱逸不仕，潛心致力創作，從而在藝術上取得非凡的成就，攀上當時繪畫和雕刻藝術的巔峰。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秦王符堅大舉犯晉，晉軍採取以逸待勞和各個擊破的戰術，憑藉有利的地勢，靠幾萬人打敗了上百萬秦兵，創下了歷史上最為成功的以少勝多的戰例，這便是著名的淝水之戰。在這場惡戰中，戴逵的兄長戴逯立下大功，朝廷一下把他的官階提了幾級，地位也跟著顯赫起來。有一天，謝安來看望戴逯，問：“你們兄弟二人，一個立志做隱士，一個卻一心為國建功立業，處世態度為什麼會這麼懸殊呢？”戴逯回答說：你過獎了，其實我並未給國家做多少事，而朝廷委我如此重任，使我感到擔子太重，恐怕擔當不起；我的弟弟的初衷不改，立志隱逸，這倒是真的，無論誰跟他做工作，也無法改變他的這種追求，這是您也知道的。

我國的繪畫藝術，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具有濃郁鮮明的個性特徵，在世界藝術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到魏晉以後，我國的書法和繪畫藝術發展到一個高峰，書法以二王（即王羲之、王獻之）為代表，繪畫則以戴顧（戴逵、顧愷之）為旗手。

戴逵是當時繪畫藝術的集大成者，南朝齊人謝赫在他所著《古畫品錄》中稱讚戴逵為當時繪畫界的領袖。戴逵所畫人物畫和肖像畫，在藝術上達到很高的成就。據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錄》所載，戴逵的人物畫、肖像畫就有十餘幅，其中影響最大的有《阿谷處女圖》、《胡人弄猿圖》、《董威輦詩圖》、《孔子弟子圖》、《五天羅漢圖》、《杜征南人物圖》、《漁父圖》、《尚子平白畫》、《孫綽高士像》、《嵇阮像》等。他還精於山水畫，他的作品一時成為眾人仿效的範本。被收入《歷代名畫記》的山水、飛鳥、走獸畫有《獅子圖》、《名馬圖》、《三牛圖》、《三馬伯樂圖》、《南都賦圖》、《吳中溪山邑居圖》等。戴逵繪畫，在藝術上具有獨特風格。所畫人物，形神兼備；所畫山水，情景交融，充分顯示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傳統，成為後人學習的極好典範。他曾作《七賢與榮啟期》圖，後為人所臨摹，做成磚印壁畫，陪葬於南京西善橋之南朝墓中。此畫共分兩幅，分嵌於墓室南北兩壁中部，各長2.4米，高0.8米，實乃畫中巨制。南壁繪刻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四人，北壁繪刻向秀、劉伶、阮咸、榮啟期四人。這八位高士皆席地而坐，服飾不同，姿態各異，神情迥別，充分表現他們當年結伴郊遊的生活情趣與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徵。所畫人物莫不個性鮮明，神態逼真，各盡其妙。

戴逵畫風，對後人影響極大。比他稍晚的顧愷之，就十分欽佩他的才能，並且將他的繪畫風格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使中國人物、山水、佛仙、禽獸之畫的技藝臻於完善。顧愷之比戴逵小26歲，卻在他所著《魏晉勝流畫贊》中，收錄了戴逵的五幅作品，他們分別是《七賢圖》、《嵇輕車圖》、《嵇興圖》、《陳太丘二方圖》和《臨深履薄圖》，並且一一給予很高評價，稱讚他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

戴逵在藝術上的又一重要貢獻是雕刻。

東晉時期，佛教文化得到極大發展，佛教藝術亦在全國迅速推廣，特別是佛教造像藝術一經引入，便在四面八方迅速傳開。戴逵本來就對佛經有深入研究，深刻懂得佛經要意，對佛經故事亦了如指掌，故所刻佛像形神兼備。

晉孝武帝中葉，會稽山陰靈寶寺慕名求戴逵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無量壽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後，觀者無不稱妙。可戴逵左看右看，總覺得這尊像的神態過於死板，而情感表現得不夠充分，缺乏一種對人的衝擊力和震撼力。他逐一向眾人請教，但大家都說恭維話，不提具體修改意見。戴逵想，看來人們怕我面子過不去，不願說真話。於是他就躲到屏風之後，把參觀者對於佛像的各種議論記錄下來，如有的說：這佛像上額太窄；有的說：這尊佛的兩眼太小；還有的說，這尊佛的耳朵應下垂，以顯現出大度風範的樣子……諸如此類，戴逵都一一記在心裡，反覆琢磨，然後反覆修改，前後經過了三年時間，終於刻製成一尊符合佛經教義、體現民族風格、深受觀眾讚歎的完美佛像。唐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情不自禁地讚歎道：“自泥洹以來，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雖依經溶鑄，各務彷彿；名士奇匠，竟心展力，而精分密數，未有殊絕。晉世有譙國戴逵，字安道者……機思通贍，巧凝造化，乃所以影響法相，咫尺應身，乃作無量壽挾持菩薩……準度於毫芒，審光色於濃淡，其和墨、點采、刻形、鏤法，雖周人盡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戴逵此像一出，世人爭相仿效，並把外來佛像的形體修改定格為寬額、濃眉、長眼、垂耳、笑臉、大肚的公認形象，這可以說是戴逵對佛教在中國傳播所作的一大貢獻。

戴逵的名聲越來越大，請他造佛像的人也越來越多，遍布全國。那時造佛像，有銅鑄、木雕、石刻、泥塑諸法，但或因成本太大，或因航運不便，這就迫使戴逵去尋找新的材料，改變傳統的造像手段。一天，他來到剡縣一燒磚瓦的作坊，見那些匠人正用木模造瓦。

他大受啟發，立即回館找來一種名“糹宣”的布，先用木胎泥模造出底胎，再在泥胎外面粘上糹宣麻布數層，然後在布胎上上色彩繪，干後去模，這樣就形成了外實里空的漆彩雕像，史稱“脫胎”或“脫空(sai)造型”，糹宣這種造像輕便，不裂縫，宜於攜帶轉運，所以又稱“行像”。戴逵發明這種脫胎造像的技術后，很快在全國傳開，一時，夾糹宣造像迅速成為一種時髦和風氣。隋唐以後這一技術還傳到了日本，因而日本也很快用上了這一工藝。晉安帝義熙初年(405年)，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國王派使臣送來玉佛像一尊，帝命戴逵造佛像五軀，令顧愷之繪維摩詰壁畫，以藏於瓦棺寺。於是戴逵精心醞釀，調動一切雕刻手法，按期完成了皇上交給的任務，其造型之獨特，非常人所敢想像。唐道宣稱其乃“東夏制像之妙。”後人們把獅子國送來的玉佛，顧愷之繪的壁畫和戴逵制的五軀佛安置到建康瓦棺寺，人稱“三絕”。

武陵王司馬晞聽說戴逵擅鼓琴，一次，請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來厭惡司馬晞的為人，不願前往，司馬晞就派了戴逵的一個朋友再次請他，並附上厚禮，戴逵深覺受侮，取出心愛的琴，當著朋友的面摔得粉碎，並大聲說道：“我戴安道非王門藝人，休得再來糾纏。”朋友當下震住，面帶慚色，帶著禮品灰溜溜地走了。

戴逵擅畫，一次，他給一家寺院畫佛像，想聽聽大家的意見，但又擔心別人不會當面提意見，於是，他把畫好的佛像放在寺院里供人參觀，後面掛以帷帳，自己躲在帷帳後面，用心記下大家的評論、意見，然後參照它們進行修改，這樣反覆多次，直到人人稱好。戴安道中年畫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猶太俗，蓋卿世情未盡耳’，戴雲‘唯務光（夏時賢人）當免卿此語耳’。”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戴安道的畫，太貼近生活；二是他畫的宗教人物畫也反映現實人物的思想性格。他畫過《稽輕車詩圖》能完全捕捉人物的情態，即所謂“作嘯人似嘯人”的程度。顧愷之評他的肖像畫說：“稽興，如其人”，由此可知他的繪畫成就。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文中所提的戴就是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逵后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跡。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遁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捨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暗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采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途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遁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征，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后王珣為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征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征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司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

長子戴勃，次子戴顒。

祖父：戴碩

父親：戴綏，金城太守

兒子：戴勃、戴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