譙定

譙定（1023～?），自號涪陵先生，人稱焦夫子。少喜學佛，后曾從郭曩學《易》，后赴汴梁（一說為洛）師事程頤，成為程頤川籍門人中造詣極深的哲學家（易學家）。紹聖中(1094～1097)，程頤貶涪州，二人便聯袂講《易》於北山之穴，即今之“講(點)易洞”，遂使“程學”在巴蜀傳播，劉勉之、胡憲、馮時行、張浚傳其學，朱熹為其再傳弟子。為巴蜀學、湖湘學派、閩學做出了重要貢獻。清康初，欽宗召其為崇政殿說書，不就。高宗乃授其“通直郎致仕”的名義。后隱居青城山中，即今之“譙岩”。再后返回故鄉長壽（涪州西北部今屬長壽），設帳於但渡鄉北，傳其學於張浚、胡憲、劉勉之、馮時行、張行成等，培養了—大批著名的理學家。著有《易傳》（後人稱《譙子易傳》）、《宋史》、《南宋書》、新舊《長壽縣誌》。譙定之學取儒、釋、道三家之長自成一家，為宋代巴蜀理學四大學派之一的涪陵學派的開創者。

推薦評語：譙定在程朱理學的形成和傳播中為一個相當關鍵的人物。

譙定，字天授，號達微，北宋仁宗時樂溫縣（今重慶市長壽區，當時屬涪州管轄）人。譙定“少喜學佛”，並“析其理歸於儒”。繼而學《易》於著名的易學家南平（今重慶綦江）人郭載，精通易學。宋神宗熙寧年間，譙定隱居於青城大面山（今屬四川萬源）飽讀詩書，以容貌寢陋，舉止怪異，博學多才而隱處不仕，人稱“涪陵處士”、“涪陵先生”、“譙夫子”，有“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之句在當時廣為流傳。宋哲宗元祐年間，譙定遊歷汴京（今河南開封），聽說時任崇政殿說書的程頤正在洛陽講學，於是潔衣往見，獲聞儒家治學修身的“主敬”工夫，造詣愈深。紹聖四年（1097）十一月，程頤以黨論被革職“編管”（指官員獲罪謫放遠方州郡，編入該地戶籍，並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涪州，寓居涪陵城長江北岸北岩山的普凈院，譙定遂返鄉與之同游，終日與程頤研討易學，協助程頤點注《易》經並向程頤深入學習理學。“北岩山石壁有洞，宋程伊川注《易》於此。”元符二年（1099）正月，程頤在點易洞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周易程氏傳》（也稱《程氏易傳》、《伊川易傳》）。元符三年（1100）春，程頤移峽州（今湖北宜昌）“任便居住”，不久即官復宣德郎（也稱宣教郎，正七品）還歸洛陽，譙定也跟隨返回洛陽，隱於嵩山。宋欽宗建康初年（1126），東萊郡侯呂好問舉薦譙定為崇政殿說書（職掌為為皇帝講說書史，解釋經義，並備顧問，通常由翰林學士中官階較低而資歷較淺者擔任），譙定以政見不合力辭不就。高宗建炎初年（1127-1128），資政殿學士許翰又薦召譙定赴維揚（今揚州）皇帝行宮充任通直郎直秘閣（隨奉太子的侍從官之一，負責東宮書籍真本及古畫墨跡等的收藏管理）。由於與當局意見本有不合，而譙定趕到揚州時又恰逢金兵攻城，故譙定未及就職便在喪亂中不知所終。有人說譙定又回到了大面山隱居，有人說他回到了家鄉樂溫縣，還有人說譙定是回到了嵩山隱居，大約在宋孝宗隆興初年(1163)死在少林寺。譙定既是程門高徒，學兼佛儒，又師承蜀中學者郭載，長於《易》理，因而成為“為時尊敬”的理學家，有不少學者從其問學。清初黃宗羲《宋元學案》記載，譙定的門人有胡憲、劉勉之、張浚（四川綿竹人）、馮時行（重慶巴縣人）、張行成（四川臨邛人）等，再傳弟子有朱熹（師事劉勉之、胡憲）、李舜臣（四川井研人）等，三傳、四傳、五傳弟子如？淵（重慶涪陵人）、度正（重慶銅梁人）、李心傳（四川井研人）、李道傳（四川井研人）、李性傳（四川井研人）、陽枋（重慶銅梁人）、陽岊（重慶銅梁人）、高斯德（四川蒲江人）、史蒙卿（浙江寧波人）等更是遍及全國各地。因此，儘管譙定留下的著作極少——除了有記載說他曾在宋仁宗嘉祐年間著有《易傳》一書，早已散佚不存外，其現存作品，僅為一詩一文：詩見於宋末阮閱《詩話總龜》，題作《牧牛圖》，共9章，提倡“見性”、“明心”，強調人的內心體認的修養工夫，體現了典型的佛家思想；文題為《答胡藉溪論<易>》，見於元代劉應李的《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僅有102字，是與門人胡憲關於易學的簡短通信——卻具有很高的學術地位，由他所開創的“涪陵學派”（指譙定及其眾多的巴蜀門人）是宋代以易學見長傳播程朱理學的重要學派之一，主要成員張浚、張行成、馮時行、“井研四李”、 ?淵、度正、“二陽”均為著名學者，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學術影響。其影響一是譙定之學通過其本人和門人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程頤、朱熹的思想，從而參與了程朱理學宏偉體系的構建，對中華民族的學術思想產生全局性影響；二是譙定及其門人學習、傳播理學，促成了“洛蜀會同”、“蜀學轉型”（主要指以程頤為首的洛學和以蘇軾為首的蘇氏蜀學，從激烈鬥爭到融合會歸，蜀學的發展由北宋中期第一次高潮的以蘇學為主轉而進入南宋中後期第二次高潮的以程朱理學為主）及南宋中後期蜀學在川東的復興，並由於其中部分學者的外遷而對浙江湖州等地學術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具有突出的地域影響。

譙定及其涪陵學派，從宋哲宗元祐、紹聖年間譙定在洛陽和涪陵師從程頤習傳洛學算起，到南宋末該派最後一個堪稱大家的學者陽枋辭世，前後共五代學者，綿歷近兩百年，在學術、思想史上顯赫一時，為中華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由於譙定對《易》經中“見乃謂之象”一句的理解與之後的朱熹的理解有所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二人在學《易》的順序上的分歧乃至在如何格物窮理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上的認識差異，招致了朱熹的強烈不滿和尖銳批評，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撰成的《伊洛淵源錄》中遂不為譙定立傳，大大貶低了譙定的學術地位，削減了譙定在文人士林中的影響力，加之譙定一生長期隱處，交遊甚少，雖然兩次受到朝廷徵召，均因政見不合，未有正式任職而不及“通顯”，故有關記載較少，著述散佚頗多，這是後人對譙定學術思想不夠了解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又往往囿於“巴武蜀文”的傳統成見，對僻處川東的學者視若不見，致使譙定在宋代以後元明兩朝長達三、四百年的時間裡聲名不振，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關注和評價，專門的研究顯得相當沉寂，其著述、思想也幾至湮晦。一直到清代康熙年間黃宗羲、全祖望等人纂修《宋元學案》，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才發現譙定為“程門一大宗”，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理學家，在當時四川乃至全國都有較大的影響。又過了大約三百年時間，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有楊金鑫、胡昭曦、粟品孝等學者遠紹前賢，撥雲見日，在《程朱理學與書院》、《譙定、張栻與朱熹的學術聯繫》、《朱熹與宋代蜀學》等論著中將其作為宋代理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予以關注，並正式提出了“涪陵學派”的概念，從而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史載他“不知所終”，在《青城五老贊譙定》一詩中，對譙定介紹說了。他跑到今日長壽焦家一帶。並與當地學士一起研究詩文去了。具說活了120歲，面貌還如30歲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