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仁均

武德初，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弈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曆。仁均因上表陳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創歷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歷，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為上元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為‘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歷，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卻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卻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即能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歷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歷莫能符合。臣今造歷，卻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曆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后。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卻驗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歷，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歷，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歷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歷，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已西朓。臣今以遲疾定朔，永無此病。”經數月，歷成奏上，號曰《戊寅元歷》，高祖善之。

武德元年七月，詔頒新曆，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后中書令封德彝奏歷術差謬，敕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執《甲辰曆法》以駁之曰：

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雲，七宿畢見，舉中者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為成驗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為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即餘六星可知。若乃仲冬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為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准。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遠彌卻，尤成不隱。且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有三度；若昏於翼中，日應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而斗極南，去人最遠，在井則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即應翻熱，及於夏至，便應反寒。四時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孫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正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歷》為通術矣。

仁均對曰：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玄等，因而修之，雖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黃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為冬至之恆星，東井為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為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黃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之說而為斡運之難乎？又案《易》云：“治歷明時。”《禮》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於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隨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歷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為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所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概，申以明之。夫理歷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余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余盡即為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雲大小余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為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歷，不明其意，乃於大余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為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

孝孫以仁均之言為然。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說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歷十有八事，敕大理卿崔善為考二家得失，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仁均后除太史令，卒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