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

池塘春草謝家春，

萬古千秋五字徠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

可憐無補費精神！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他《登池上樓》的名句，寫詩人在樓上向下眺望，只見池塘長出一片青青的春草，園林的柳條泛青，連禽鳥的叫聲也變得更加動聽了。詩人把春天的色彩和聲音，寫得清新可喜。詩人用“池塘春草”四字，生動地再現了謝詩的境界。並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指出謝靈運所創造出來的境界是詩家的春天，他的五言詩，千秋萬代永存新意。“新”即清新，這也是元好問評詩的一個標準。后兩句是對陳師道不描寫現實、只是閉門覓句的創作方法的尖銳批評。詩人借用黃庭堅、王安石的詩句，以非常風趣的口吻說：“快去傳我的話，告訴陳正字，不要閉門苦吟，他太可憐了，這不僅不能彌補詩的貧乏，還白白浪費精力。”宗廷輔說，陳師道的詩“純以拗朴取勝。‘池塘生春草’何等自然。”可見前兩句稱頌謝靈運的詩自然、清新，是為了反襯陳師道的詩雕琢、陳腐。

元好問的《論詩》，觀點新穎，立論精當，形式活潑，語言鋒銳，無論是論詩的宗旨和論詩的形式，都給後世以很大的影響。

暈碧裁紅點綴 [zhuì]勻，

一回拈出一回新。

鴛鴦綉出從教看，

莫把金針度與人。

說的是刺繡的能工巧匠渲染碧絛、裁剪朱紅，把綉品點綴得均勻得體、光彩照人。可以將綉成的鴛鴦交給人們去觀賞，但不會把那枚能綉出五光十色、儀態萬千的金針傳授給別人。詩人以此作喻，暗示寫詩的真諦也是難以傳授與人的。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縱橫”一詞在杜詩“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和戴復古“筆端有力意縱橫”（《論詩十絕》）中，都是褒義。在《論詩三十首》中共出現四次。只有“燈前山鬼淚縱橫”（其十六）一句以縱橫來形容詩歌境界，略帶貶義。另兩次“縱橫詩筆見高情”（其五）、“縱橫正有凌雲筆”（其二十一），以“縱橫”來形容詩筆特點，均無貶義。“縱橫誰似玉川盧”，為什麼就一定是批評之詞？盧仝詩雖險怪，但未必越出“坦途”，朱熹不是說他的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混成”（《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嗎？元好問本人對其代表作《月蝕詩》也無否定之意。他在《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首為謝》中，直接表示要“借用盧仝《月蝕詩》”來答謝友人（卷十三），在名作《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中，毫不忌諱地化用其中“地上蟣虱臣仝”一語，成為“蟣虱空悲地上臣”這一觸目驚心的詩句（卷八），在《送弋唐佐還平陽》詩中，又化用盧仝另一代表作《與馬異結交詩》中的詩句，以“千古黃金礦中淚，不獨盧仝與馬異”兩句來形容朋友友誼（卷五）。因此，說元好問完全否定盧仝險怪詩風，值得懷疑。

元好問初學詩時有“要奇古，不要鬼畫符”（卷五十四《詩文自警》）的規矩，可以與該詩互參。“奇古”與“鬼畫符”之間，實際上只是一步之遙，肯定奇古，防備鬼畫符，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所以，這首論詩絕句不妨看作是批評“今人”及“兒輩”由盧仝的“縱橫”演變而成的“鬼畫符”式的詩歌。

后兩句批評當時的詩人，以“真書”（楷書）比喻“正體”，以“鬼畫符”比喻“偽體”，在措辭上是有輕重區別的。“真書不入今人眼”是批評“今人”不以風雅正體為典範，未能創作出符合雅道的詩歌，“兒輩從教鬼畫符”則進了一步，批評“兒輩”所作已不是詩了，就好像書法，“今人”所作雖非“真書”，但還可能是書法一體，還是字，而“兒輩”所塗已不是字了，只是鬼畫符。“今人”、“兒輩”究竟指誰，人們多未細究，聯繫當時詩壇，當指李純甫及其追隨者。李純甫師法盧仝、李賀，“詩不出盧仝、李賀”，“多喜奇怪”，“好作險句怪語”（《歸潛志》卷八），現存詩歌可以為證，顯然未以風雅正體為準的，屬於“真書不入今人眼”之列，但他畢竟不失為一名家，其作品尚不至於“鬼畫符”，而其追隨者沿襲險怪一途，走得更遠，不免走火入魔。受他指點的青年詩人李經（字天英）就是一例。李經作詩力求創新出奇，元好問說他“作詩極刻苦，如欲絕去翰墨蹊徑間者”，有時不免過分，致使部分詩歌“不可曉”（《中州集》卷五）。趙秉文一針見血地說，他的詩歌“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為一”，並引了幾首“可曉”的詩歌作證，其中有“天廄玉山禾”、“霜苦老秋碧”之類頗近李賀、盧仝的詩句，已經呈現出怪異難曉的面目。那些令趙秉文“殊不可曉”、元好問也“不可曉”的詩作又當如何？想必是誤入歧途，趙秉文說是“吹蕭學鳳，時有梟音”（《滏水文集》卷十九《答李天英書》），大概也就是元好問所指斥的“鬼畫符”了。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鑒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

該詩並未明言所評對象，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斷言它“當指長吉”，郭紹虞《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也認為宗氏所說“近是”，但用語謹慎，似有所疑。其他學者大多堅信不二。今細尋詩意，以此詩單指李賀，不夠的當。李賀詩歌幽晦冷艷，將“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兩句，驗諸李賀詩作，確有不少似此境界的詩句，常見徵引的有：秋野明，秋風白，塘水漬漬蟲漬漬。雲根苔蘚山上石，冷紅泣露嬌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蟄螢低飛隴徑斜。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南山田中行》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篇書，不遣花粉蟲空蠹。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秋來》孀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檐蟲緝絲，向壁燈垂花。──《河南省試十二月樂詞·八月》海神山鬼來坐中，紙錢 鳴旋風。──《神弦》以上材料，於“燈前山鬼淚縱橫”一句較為貼切，李賀好言鬼，此句非他莫屬，而“切切秋蟲萬古情”似非李賀獨特之處。元好問之前，從未有人如此形容李賀詩歌，它是否別有所指？在唐詩中，最切合“切切秋蟲萬古情”一語的詩人當是孟郊。孟郊以窮愁苦吟著稱，其詩恰如“切切秋蟲”，秋蟲也是其詩中經常出現的物象，如：遠客夜衣薄，厭眠待雞鳴。一床空月色，四壁秋蟲聲。──《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叔子云》孤骨夜難卧，吟蟲相唧唧。老泣無涕，秋露為滴瀝。──《秋懷》之一蟲苦貪夜色，鳥危巢星輝。孀娥理故絲，孤哭抽余噫.──《秋懷》之三老病多異慮，朝夕非一心。商蟲哭衰運，繁響不可尋。──《秋懷》之七孟郊不僅愛寫秋蟲，而且以秋蟲自喻：“幽幽草根蟲，生意如我微”（《秋蟲》之四）、“客子晝呻吟，徒為蟲鳥音”（《病中吟》）。也就是說，孟郊其人其詩皆如“切切秋蟲”。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闡釋“不平則鳴”說，用了“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等比喻，其中“以蟲鳴秋”雖未實指孟郊，但對後來的秋蟲之喻也許有一定的啟示意義。至宋代，關於孟郊詩似秋蟲的評價越來越多、越來越明確。歐陽修《讀李太白集》曰：下視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蘇軾《讀孟郊詩二首》之一曰：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鄭厚《藝圃折中》（《說郛》卷三十一，涵芬樓本）曰：李謫仙，詩中之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孟東野則秋蟲草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之一妙。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上曰：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荊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雲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曰：李杜數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上引材料中，歐、蘇二家最為著名，“吟秋草”、“寒蟲號”已與“切切秋蟲”之語相近，鄭厚之論最為明了，王若虛予以徵引，說明其論於金國亦廣為人知，嚴羽后出，其言可證秋蟲之喻實際上是孟郊詩的定評。對此，元好問不會不知，在此情況下，他用這一比喻，只能是沿襲前人舊說，藉以評價孟郊，不可能別出心裁，以此來論李賀。孟郊常與韓愈並稱韓孟，與賈島並稱郊島，但他還可與李賀並稱，他們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在簡短複述李賀苦吟狀之後，接著就追記孟郊任溧陽尉時的苦吟之態，已將二人並列，元好問曾“熟讀”陸龜蒙的“詩文”（卷三十四《校笠澤叢書後記》），對此應相當了解。因此，元好問由孟郊論及李賀，也是很自然的。將兩人並列，正是要批評他們窮愁苦吟等共同點。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象他的知己辛願、李汾那樣，辛願雖“日事大狼狽”，但“落落自拔，耿耿自信，百窮而不憫，百辱而不沮”，李汾“寧饑寒餓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中州集》卷十）。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元好問說孟郊，“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論詩三十首》之十八），在《贈答張教授仲文》（卷四）詩中，又說：“秋燈搖搖風拂拂，夜聞嘆聲無處覓。疑作金荃怨曲蘭畹辭，元是寒蟲月中泣。世間刺繡多絕巧，石竹殷紅土花碧。窮愁入骨死不銷，誰與渠儂洗寒乞？”從中可以看出元好問的取捨。至於苦吟，元好問並不反對，甚至認為是詩歌創作所必需的。他多次說過，“文字以來，詩為難”，並援引杜甫、李賀、王安石、唐庚等人為例，認為後人要在詩歌方面“追配古人”，必須“死生於詩”（卷三十七《陶然集序》，《雙溪集序》也有類似言論），說自己的詩歌“我詩初不工，研磨出艱辛”（卷二《答王輔之》），但他反對幽僻凄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卷五十四《詩文自警》）。孟郊詩歌可謂造微，如他所說，“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贈鄭夫子魴》），“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覺”（《納涼聯句》），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后兩句“鑒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鑒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凄冷。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世稱 遺山先生。漢族，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

少年時代與其父元德明生活于山西砂河鎮滹沱河北。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於元憲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卒於獲鹿（在今河北省）寓舍，歸葬故鄉系舟山下山村（今忻縣韓岩村）。元好問墓位於忻州市城南五公里韓岩村西北，1962年被評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區。

興定進士，歷任內鄉令、南陽令、尚書省掾、左司都事、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其詩奇崛而絕雕琢，巧縟而不綺麗，形成河汾詩派。晚年致力收集金君臣遺言往事，多為後人纂修《金史》所本。著有《杜詩學》、《東坡詩雅》、《錦畿》、《詩文自警》、《壬辰雜編》、《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續夷堅志》四卷、《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等，傳世有《遺山先生文集》，編有《中州集》，現有清光緒讀書山房重刊本《元遺山先生全集》。

他是我國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歷史學家，文壇盟主，是宋金對峙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際在文學上承前啟後的橋樑，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詩、文、詞、曲，各體皆工。詩作成就最高，“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