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達

正德初年與王良、李鉞組織宗教反明，被判處山丹衛充軍。自山丹衛逃出，改名為李午，被發現，再次發往山丹衛。

後來又逃到陝西洛川，傳習白蓮教，“遠近爭附，隨其貧富，有獻至千金者，破產也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撞而至”，和邵進祿、惠慶等人在陝起事。事敗，再改名張寅，編立族譜，呈獻黃白朮，投靠武定侯郭勛。嘉靖初年，輸粟捐官，任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嘉靖五年（1527年），被仇家薛良告發到山西巡按御史馬錄，郭勛寫信給馬錄，希望大事化小。馬錄卻聯合巡撫江潮上奏彈劾郭勛。

郭勛請張璁進言嘉靖帝，將焦點移轉到大禮議。嘉靖帝命刑部尚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複審。嘉靖六年四月，錦衣衛逮捕馬錄入京，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鈺、僉事章倫皆入獄。薛良被處死刑，馬錄發配邊疆。桂萼、方獻夫等平反有功，李福達官復原位以終。嘉靖帝則利用此案鞏固皇權，史稱“李福達案”。

嘉靖四十五年，四川人蔡伯貫叛亂，事敗被捕，供出是李福達之孫李同的徒弟。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自吐為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惑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馬錄被平反，贈太僕少卿。

《李福達之獄》內容來源於《明史紀事本末》第五十六卷，《明史紀事本末》大約成書於清朝順治十五年（1658年），為清人谷應泰(1620～1690)所撰。此書較後來清朝官方撰修《明史》早了八十多年出版。順治十七年（1660年），谷應泰遭到御史黃文驥彈劾，指斥書中有違礙之處。經朝廷查閱，書中尚無不妥之處，后選入《四庫全書》。

青少年時代的谷應泰在縣學念書，二十歲時，取得了舉人出身。過了七年，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他參加了由順治皇帝主持的殿試，取得了進士登第。此後，他先後任戶部主事，員外郎。順治十三年，任提督浙東浙西地方的學政僉事。兩浙提學的衙門設在杭州。谷應泰縱情山水。他在湖山的頂上建有一所類似書院式的文化別墅，收藏大量圖書，在別墅的門上，親自題匾：“谷霖蒼著書處”。谷應泰遺留下來的文化別墅，被視為重要名宦古迹。

谷應泰的著作主要有《築益堂集》和《明史紀事本末》,《博物要覽》。

《明史·徐階傳》載：“未幾，帝（明世宗）崩。（徐）階草遺詔，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為世宗始終盛事雲。同列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

明穆宗即位，御史龐尚鵬據四川蔡伯貫一案，奏稱李福達實為白蓮教魁首，請為馬錄、顏頤壽等平反，清人張廷玉等編撰的《明史》采其說，稱“由是福達獄始明”（《明史·馬錄傳》）。然而同時代的郭子章懷疑龐論（《國榷·嘉靖六年》）。支大綸亦不贊成龐論（《世穆兩朝編年史》）。

明代兩位名相高拱、張居正都堅決認為張璁和桂萼的判案是正確的，修《穆宗實錄》時，張居正削去洗雪大獄的詔書和龐尚鵬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實錄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