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學派

①歐洲的傳播實踐與美國有很大不同。歐洲的大眾傳播業大多是公營或公共，少部分私有，少部分國有，更強調其社會服務性。美國則基本上私營，商業化程度高，受利潤支配。

②歐洲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的傳統不同於美國。更強調哲學、社會學等研究中的思辯研究和質化分析。

①“法蘭克福學派”，主張從哲學、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和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危機及現代西方文明進行批判。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

②“西方馬克思主義”，60年代開始在歐洲流行。主張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文化及意識形態等進行批判。批判學派自身是一個不同觀點，不同方法的集合體。

①法蘭克福學派：主要觀點集中於對資本主義社會商業化體制下文化工業及大眾文化的批評上，剖析和批判西方傳播媒介的壟斷化和“霸權主義”本質。

②政治經濟學派（又稱“政治經濟傳播媒介理論學派”）：著重分析西方壟斷傳播體制的經濟結構和市場經濟運行過程。

③意識形態學派：著力研究意識形態本身，研究意識形態的表達方式。

④社會文化學派：著重研究大眾傳播在社會及文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⑤女權主義學派：著重研究男性統治束縛對女性傳播的方式，女性傳播形式的力量等。

一傳播與意識形態研究

二傳播與壟斷控制研究

三傳播與大眾文化研究

傳播學批判學派，主要集中在歐洲，所以有“歐洲批判學派”之說，這是由於批判學派的思想來源，主要在西歐。第一次兩個學派（這只是從現在使用這兩個概念的意義上）的衝突，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流亡美國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學者，通過論證意識形態霸權的美國形式——大眾文化，開始與萌芽時期的經驗主義傳播學對立。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來到美國的學者，其哲學思辯的傳統與美國社會科學中反思辯的傾向發生衝突。出於對本土法西斯統治的憎恨，以及學術傳統的延續性，他們較多地注意到美國與納粹德國的聯繫和相似性，美國給他們提供了一種不盡相同的研究題材和契機。對法西斯的批判並沒有導致簡單地認同美國文化，他們認為這都是權威主義，只是形式不同，美國不是用恐怖和高壓統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眾傳媒為途徑的大眾文化，來實現“權威主義”。所以他們傾向於使用批判的、較為極端的詞句來談論美國的大眾社會和大眾傳播媒介。

他們大多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影響不大，其中一些人後來回到歐洲（例如阿多諾，Adorno,T.）。但是他們在美國還是培養或影響了一批新的批判學派學者，使得連續出現關於美國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討論大眾傳播的“內容”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效果”，進而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他們認為，當今娛樂與新聞已經不可分離，特別在電視中，只有娛樂節目才能使新聞得到銷售。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爾斯（Mills,代表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B.羅森伯格（Rosenberg）、D.布爾斯廷（Boorstin）等等。他們注重大眾傳播的“內容”對“效果”問題的研究，通過批判性的考察傳播效果而闡述了媒介如何發生作用，如何影響受眾的思想。

70～80年代從各方面審視傳播現象的批判學派代表中，較為激進的如J.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而最為“激進”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國主義理論，代表作是《大眾傳播和美國帝國》，其他著作還有《思想管理者》（1973）、《傳播與文化霸權》（1976）等。其他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麼在決定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1979）、J.凱里（Garey）、T.吉特林（Gitlin）、M.里爾（Real）、L.格羅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cLuhan,M）從媒介技術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如果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於美國的經驗主義學派，但與批判學派的觀點差距也很大。批判學派是從大眾媒介的內容及其控制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著手進行研究的；麥氏是從大眾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廣播電視等電子傳播工具對人的認識及人類的社會作用，著手進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對經驗主義的研究偏向提出了問題：“堅持它的人通常將自己置於現行的體制之中，暫時接受它的價值和目標，從事收集數據和描述趨勢這些工作……時間是漫長的、數據總是不會完整，形勢不斷在變化，當‘客觀的’分析家在情況中發現更多的應記錄東西時，他就會被更深地拉進假設的網路中，從這種假設出發，他正在研究的體制假裝在運轉。”（殷曉蓉，1999：29）當經驗主義傳播學深入證明一些假設的時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電視鏡頭是否會對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這樣的研究項目，批判學派的觀點不在於證明是或否，而認為即使數據證明無害也無意義，因為這是要靠價值觀來解決的。數據在這裡無能為力，科學的數據只能客觀地發現存在什麼， 但不能表示應該存在什麼。

歐洲批判學派的理論、理論來源和代表人物歐洲學者的研究涉及到大眾傳播的，有一部分是專門研究大眾傳播的學者，例如英國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傳播學》）、S.豪（Hall，著有《制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發表過論文《關於大眾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貢獻》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另一部分人不是專門研究大眾傳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會學、符號學、政治經濟學、文化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文藝理論等等方面的。他們較少同美國的經驗主義傳播學觀點直接對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觀點，從研究方法、切入的視角到結論，差異確實較大。例如J.哈貝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爾迪厄（Bourdieu，著有《關於電視》Sur la Television）、R.巴爾特（Barthes，著有《神話——大眾文化詮釋》Mythologies）、T.凡迪克（Van Dijk，著有《作為話語的新聞》News as Discourse）等等。他們的著作自成體系，相當艱深，從不同視角對當代傳媒的權力體系和大眾文化的商業化傾向進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劃分一下，可以有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學派、法國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地中海沿岸學派等等，但是界線劃分得並不十分清晰。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傳播學歐洲批判學派的主要學理基礎之一，當代還有一些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補充、修正的“后馬克思主義”，觀點較為紛繁。以下是批判學派的幾個主要的理論研究視角：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從經濟基礎來說明大眾傳播的性質，著重指出了媒介工業如何受制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各種權力，從媒介所有權、經濟結構探討各種媒介現象。這一點是歐洲批判學派的要點，如凱·米勒所說：“對批判學派的學者而言，再沒有比權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權力控制及支配等問題是所有批判理論——不論是有關經濟的、社會的還是傳播的理論——的中心。”（米勒，2000：101）

（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and false consciousness theory）。這方面的研究認為，媒介的意識形態具有決定受眾觀念的作用，以文化工業的形式出現的媒介，往往掩蓋了它們這方 面的本質。人們很難知覺自己所相信的意識形態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會被既定的意識形態所壓抑。如一些批判學派的學者所說，意識形態不僅僅是一種態度或信仰，它還“構建我們的思想，控制我們對現實的理解”。意識形態幫助我們理解什麼是存在的，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說明：大眾傳播如何以間接的、無意識的方式，透過傳播結構、專業理念或例行業務，不斷複製著主流意識，從而成為統治者統治的一個環節。

唯名論（nominalism）和多義性（polysemy）研究的觀點。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反映意識形態的流通符號，進行內在涵義的分析。研究者認為，統治的權力結構不僅存在於政治經濟或意識形態領域，也存在於日常流通的生活符號中。權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種符號的涵義也是多樣化的，需要探討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義建構之間的聯繫。

給批判學派提供相對具體的理論基礎的主要人物，首推義大利共產黨的領袖葛蘭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義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獄中寫作了長達4000頁的筆記手稿，對以往革命活動進行了總結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對於後人分析社會，提供了一種宏觀的基本認識的切入口。

當代為批判學派提供了理論基礎的學者中，下面的幾位較為著名：

法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者阿爾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識形態在社會中的功能、扮演何種角色。他關於意識形態建構主體功能的論證，認為人本質上就是意識形態的，並且在不同的類別、領域和實際儀式等意識形態中生活、變動和存在著。這對於傳播學批判學派中的意識形態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英國文化學家S.豪（1931年出生於牙買加）被視為批判學派的又一個當代理論來源。1985年國際傳播學年會上批判學派的主要發言人就是豪，當時引起很大的轟動。他從宏觀文化學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構社會知識、形成規範和反應價值、塑造共識和提供“合法性”，從而扮演意識形態的連構(articulation）角色。這對於批判學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種思路。

法國當代哲學家福柯（1926～1984）的廣義文化符號分析方法，對於從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眾傳播，影響巨大。他通過一系列具體分析的實例，實際上認為權力廣泛分佈於知識、交往辭彙之中。意識形態泛化，並且形成“權力/知識”的對應。由於權力潛在於知識中，因而當人們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時，也要被了解和控制。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1929～）屬於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理論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質疑媒介商業化、從而提出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對於批判學派分析、區分媒介發揮作用的領域，提供了啟示性的思路。

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經驗主義的方法對大眾傳播進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舉例如下：

——英國學者默利（Morley,D）的《電視、受眾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1992），作為文化學派的研究者，他對電視觀眾構築過程進行了研究；

——以色列學者戴岩（Daniel,D）、凱茨（Katz,E）的《媒介事件：歷史的實況轉播》（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1992），他們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對電視同步轉播的文化構成進行了研究；

——澳大利亞學者費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對流行文化進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識形態解讀；

——美國學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壟斷》（The Media Monopoly,1992），對各種控制媒介的隱蔽權力進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國學者吉特林（Gitilin,T）的《內在的黃金時段》（Inside Prime Time,1994），對媒介生產、傳播過程中權力關係的變化進行了研究；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媒介研究小組的《獲取信息：新聞、真理與權力》（Getting the Message: News,Truth and 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證了媒介與權力的關係；

——英國學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1997），從政治經濟學角度闡述了傳播產業中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係；

——以色列學者李伯斯（Liebes,T）和凱茨的《意義的外銷》（The Export of 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積澱如何影響接受信息意義的構成問題；

——美國學者麥克馬內斯（McManus,J）的《市場駕馭新聞學》（Market Driven 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場機制在媒介生產過程中的體現；

——英國女學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電視：受眾解讀心理學》（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 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1990），採用解讀本文、構造意義的理論分析了電視觀眾的接受心理；

——美國女學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線上》（On the Line at 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組織傳播中的“團隊”，如何通過協調控制實現組織霸權，等等。

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針對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傳統的，但是從另外的研究視角平衡著傳播學研究的天平。

批判學派不論是美國的還是歐洲的傳播學批判學派，他們與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差別，除了方法上側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視角上也存在較多的差異。批判學派一般是從宏觀、中觀角度分析問題；經驗主義傳播學較多地是從具體問題出發，較為微觀地分析各種因素如何構成某種結果。但是雙方不論在方法還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國不少傳播學者，觀點上屬於批判學派，研究方法上則採用了相當多的經驗主義的作法；美國當代傳播學研究中，也越來越多地滲入了批判學派的研究方法。

傳播學批判學派，特別是美國國內的一些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它主要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傳播業中的缺陷，在表現自由的環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銳的，其中有些觀點特別激進，帶有相當的烏托邦特徵。但是它對於遏制資本主義條件下傳播業過分的發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種必要的學理性的監督。

對美國而言的歐洲以其他學科研究為主的大家（例如現在較著名的福柯、哈貝馬斯、布爾迪厄等等），他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視角，對於經驗主義傳播學的缺陷，在學術上恰恰給予了相對應的補充，並且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使得現在的主流傳播學，不知不覺地借鑒了不少批判學派的研究視角和方法。

可以較多地借鑒批判學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其中很多嚴肅的科學方法也是所缺乏的。但是似乎更缺乏精確的經驗主義傳播學的研究傳統，差異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這是經驗主義傳播學能夠在中國得到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剛剛開始，不宜在缺乏市場經濟因素之時過分強調批判學派的批判觀點，但要有意識地適當引進批判學派認識問題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因為造成一種學術平衡是必須的；這對於提醒人們儘可能避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曾經出現的問題，也是及時和有益的。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大眾傳播中已經出現的各種問題，有些可能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則是由於沒有或很少引進傳播學批判學派的觀點造成的，對於應該知道的東西無知，把人家已經經歷過的教訓還在當作正面的新鮮經驗。在這個意義上，需要較集中地引進一些批判學派的經典著作，學習他們的研究方法，採用他們的切入視角，觀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大眾傳播。